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还不完善，经济活动中的问题还有很多，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更为突出，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生活奢靡等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些问题都与经济主体的道德素质不高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道德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重视经济领域的道德问题，尤其是把培养经济主体的道德素质作为重要抓手。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率先把道德融入经济领域的《管子》一书应该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有鉴于斯，本文就对《管子》一书的经济主体道德思想加以剖析，以飨读者。
一、从《管子》的义利观看经济主体道德的必要性
《管子》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思想，同时也力图避免其他各派义利观的偏激之处。《管子》认为既要“重利”又要“尚义”，要坚持“义利并重”。《管子》之利并不排斥个人私利，只是认为私利之获得必须要合乎道义，在此前提之下提倡满足个人之私利，刺激经济发展，诸如《管子·白心》篇曰：“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另外，《管子·牧民》有一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许多人都误解了这一句话的意思，认为该句是说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然产生德性，但唐代思想家杜佑却在其《通典·序言》说道：“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在杜佑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中的“知”应为使动用法，全句的意思是说先满足民众的基本经济需要，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其进行道德教化，使其产生德性。我们认为杜佑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这与《管子》开篇强调的礼义廉耻道德教化论思想是前后呼应的。否则，该句如果解释成经济得到了满足民众自然就会产生德性，那么国家只要发展好经济即可，而不需要教化这一治理民众的工具了，这显然是与全书的内容不相符的，与社会现实也是不合符节的。
由此可以看出，《管子》认为，经济主体的道德修养不仅是经济获利的前提，而且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要从国家层面大力加强，经济主体的道德教化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管子》经济主体道德规范内容剖析
一般认为，经济主体指的是在经济生活中能够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并获得经济利益的经济体形态。在中国先秦时代，由于大规模之社会化生产还未成形，现代之企业形态基本不存在，经济主体主要是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个体户形态，商品交换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简单交换形式，消费也是以个人消费为主。《管子》书中所讨论的经济主体道德规范主要包括忠于本业的职业发展伦理规范、以诚为本的商品交换伦理规范以及崇尚节俭的消费伦理规范等三方面的内容。
（一）忠于本业的职业发展道德规范
《管子》认为各经济行业的从业主体都要忠于本业，做到不离不弃。《管子·八观》篇曰：“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按照黎翔凤的辨析，这里的“本行”指的是本业之义，〔1〕原句是说民众背弃自己的本业而做行外之事，国家空虚之状况就会暴露在敌国的面前（而易于受到敌国的攻击）。也就是说，民众不能随便脱离自己的本行本业，因为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管子·立政》又举例曰：“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意思是说工商之人，不得穿戴士大夫的服装，换言之，就是强调工商之人不得弃业而从政，否则就会“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管子·权修》）意思是说，商贾之人背弃本行而从政，就像妇人不守妇道，男女角色错乱一样，都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
并且《管子》还认为不仅要使各从业主体忠于本业，还要使他们的子孙最好不要背弃自己祖传的行业。如《管子·小匡》有言：“今夫农群萃而州处……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也就是说不管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和工人，还是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都要教化自己的子孙恒常坚守自己的老本行。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管子》的这种恒守本业的思想，有利于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养，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这种走专业化的道路在古代确是一大创见。”〔2〕而且还可以节省对于子孙的教育成本，从小就在长辈言传身教的熏陶下学习，其教育效果也要比其他教育方式更显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思想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待，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这一思想严重压抑了人的自由，特别是择业的自由，人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终生的职业，并且还要一辈子忠于这一职业，哪还有自由可言。从另一个方面讲，这同样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的人天生就不喜欢祖传的行业，没有兴趣，生产效率如何提高？因为没有兴趣，也就失去了内在的从业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会取得事业的良好发展，如果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对于生产力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二）以诚为本的商品交换道德规范
诚信思想并不是《管子》的发明。其最初出现在古代祭祀文化之中，人对神要有虔诚的心态，《尚书·商书·太甲》描述人对神之态度时
有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礼记·曲礼》亦曰：“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后来，这种“诚”观念慢慢转变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发展为人类主体之间要讲诚信的道德责任，以及对自身进行积极道德反省的心理态度。〔3〕如《孟子》之“诚”即是此义：“信於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於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於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而《管子》的贡献则是把“诚”率先应用到经济领域，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以“诚信”之德来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
《管子·乘马》篇有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从此处可以看出，作为农、工、商的各经济主体还必须做到“诚”，失去了“诚”字就失去了在本行业的立足之本。这里的“诚”字不同的译注本解释有所差异，但从后一句可以了解到，臣之所以做到“诚”，主要是因为君了解臣，臣也知道君了解自己，所以要竭力以“诚”对待君主，显然这里的“诚”应该主要是指“诚实无妄”之义。也就是说，在《管子》看来，各经济主体都要“以诚为本”，从事农业的不能在农产品上弄虚作假，手工业者不能在产品上偷工减料，同样商人也不能以假冒伪劣的商品来欺骗消费者。
在今天之中国，诚信正是许多领域所缺乏的东西，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坑蒙拐骗现象层出不穷，令人发指。前两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正是那些黑心的奶农在牛奶中添加对人体有害的三聚氰胺，而生产商也不管不问，从而生产出来的有毒奶粉致使2千多位无辜儿童为之丧命，事件之恶劣，举世皆惊！无独有偶，上海的“楼垮垮”事件，烟台的“楼脆脆”事件等，都是因为开发商和建筑商偷工减料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系列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说明了我们经济领域的诚信是多么缺乏，正如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指出：“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纲要》接着说：“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为了根除这些公害，我们有必要借鉴《管子》的思想，大力研究在经济领域贯彻诚信原则的问题，使诚信成为我们从事各行各业的立足之本。
（三） 崇尚节俭的消费者道德规范
经济主体主要包括卖方和买方，其中的买方指的就是消费者，因此消费者的道德素质同样也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运转。《管子》认为作为消费者首先应该具有的德性就是“俭”，也就是要有节俭意识。如《管子·法法》篇曰：“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意思是说国家要尚俭去奢，使农工商之力都用在刀刃上，不做无用之功，这样民众才不会放荡，财货才会流通顺畅。《管子》认为使民节俭也会有利于民生问题的解决，因为在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颇大，如《五辅》篇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荒灾之年，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有备无患，正如《管子·五辅》篇又曰：“纤啬省用，以备饥馑……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的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通常收入都不太多，如果不勤俭节约，不要说是灾荒之年，就是正常的年份可能都无法熬到年底，可以说《管子》是从百姓的艰辛生活出发，说出了崇尚节俭的实质，这也充分体现了《管子》浓厚的人文关怀之情。〔4〕另外《管子》还把侈俭与祸福问题联系在一起，如《管子·禁藏》篇曰：“故適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于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也就是说，节俭就可带来福祉，亦可以保证无祸惹身，而骄奢淫欲不但带不来福祉，而且还可能惹祸上身。这种祸福观的观点人生的生活态度与祸福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5〕
《管子》认为要使民俭朴，就必须由君主带头崇尚节俭，上行下效，以形成“俭”之良好风俗，如《管子·八观》所言：“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由此可以看出，在君主带领民众倡导节俭，不仅使全国形成节俭之风，而且还会根除奸邪之危害，可谓一箭双雕！
当然，《管子》的“俭”也不是绝对的一“俭”到底、毫无节制。《管子》认为不但要“俭”，还要使“俭”适当，不要过度，过犹不及。如《管子·版法解》篇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意思是说，“俭”要过了“度”，就会变成“吝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了。于是《管子》又提出了“俭”要有“节”的思想，强调对“俭”节制的思想，如《管子·乘马》篇曰：“俭则金贱，金
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也就是说，俭和侈都要合度，都要有所“节”，过“侈”不行，过“俭”也不行，要符合中庸之道。
这种既要“俭”，又有“节”的思想对于当今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每一个经济主体都需要勤俭节约，但这必须建立在不妨碍经济主体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否则无限制地节流，就会导致主体无法开展日常工作而失去活力。
〔参 考 文 献〕
〔1〕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270.
〔2〕周俊敏.（<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145.
〔3〕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1：20.
〔4〕周俊敏.（<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164-165.
〔5〕周俊敏.（<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