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西医之间的学术思想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一般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孕育这两种医学的哲学背景不同，以及在各自的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西医学的哲学背景是古希腊的原子论，随着16世纪以后欧洲原子论思想的复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逐步形成了还原论思维方式，西医学很自然地借鉴并采纳了还原论思维方式。中医学的哲学背景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元气论对世界的理解与西方的原子论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中医学接受了元气论的思想，把它贯彻到临床实践中，很自然地形成了朴素系统论思维方式。所以，学术界普遍认同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差异内在本质是系统论与还原论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医学中只有朴素系统论思维，而没有还原论思维。笔者认为，中医学在病因寻求中多有还原论思想，而在病机分析以及治法探讨中多采用系统论思想。
一、中医学中的还原论思想
“还原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认为复杂事物是一些更为简单、更为基本的成分的组合物，主张把复杂事物分解为简单的成分来研究，从低层次规律来解释高层次现象，把宏观现象降解为微观现象，从微观现象来解释宏观现象。西医学在16世纪开始的医学革命中冲破神学的禁锢，移植自然科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以及相关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发展了对人的还原研究，形成了医学还原论思维。西医学的还原研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把人的整体分解开，向部分、微观深入。把宏观的人的生命现象还原到微观的细胞代谢活动，把引起人体疾病的病因还原到病原微生物。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创建的时候即直接大量地利用了当时的哲学成果—“元气论”的思想。《公羊传·解诂》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易·系辞》说：“精气为物”，孔颖达疏曰：“云精气为物者，谓阴阳清灵之气，氤氲积聚而成万物也”。王充《论衡·自然》中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可见，古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并认为“气”是物质世界的本元，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的。另外，《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可见，“气”是不彰显的，即“气”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极小的物质颗粒。那么，我们可以说，古人认为世界万物当然也包括人体都是由肉眼看不见的极小的物质颗粒构成的。“气”的理论引进到中医学领域去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寻求病因，就已经是在运用还原论思维方式了，因为“气”本身就是一种微观的肉眼看不见的构成万物的极小的微粒。
《黄帝内经》诸篇先后著成于先秦和汉代，《黄帝内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确立。《黄帝内经》所论述的气包括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之气，人体中的营卫之气，经络、脏腑之气等等。《黄帝内经》使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的阐述进入了微观世界。如《黄帝内经·素问·痹论》说：“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黄帝内经·灵枢·邪客》说：“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可见，《黄帝内经》认为营气是血液的重要组成成分，而且把血液周流于全身，营养全身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还原为营气的功能。又如《黄帝内经·素问·痹论》说：“卫者，水谷之悍气也”。《黄帝内经·灵枢·本脏》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由此可见，《黄帝内经》把保卫肌表，抗御外邪入侵，控制汗孔的开合，调节体温等诸多功能还原为卫气的功能。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的名著，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建立。由于此书是一种条文式的札记，对理论的阐述并不多，对疾病症候、治则和方药的分析也不够具体，因此不便于一般医者学习和运用。《伤寒论》古朴简约，古往今来，许多医家注解，诠释，各有学说，自成流派。金代的成无己成为注解《伤寒论》的第一人。他开创性地运用《黄帝内经》、《难经》的理论注解《伤寒论》中的条文方证，即所谓的“以经注论”。尤其对《伤寒论》中描写的一些疾病的临床症状大多运用《黄帝内经》中的卫气、营气，脏腑之气等微观的概念进行阐释。如《伤寒论》条文“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条文中只是一些发病的症候“恶寒”、“恶风”、“发热”、“汗出”等，而成无己则根据《黄帝内经》的卫气、营气的理论，解释为“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营），卫虚者恶风，荣（营）虚者恶寒”。“风并于卫，则卫实而荣（营）虚，故发热汗自出也”。可以看出成无己把仲景书中描述的疾病症候出现的原因还原为微观的构成人体的物资微粒卫气与营气的功能活动。金代成无己开“以经注论”之先河，以后历代研究注解《伤寒论》的医家虽各有各的见解，但相同的是都是运用《黄帝内经》中有关卫气、营气、脏腑之气等微观概念阐述自己对《伤寒论》的理解。可见。历代医家已经在不知不觉地运用还原论思维方式进行着研究。
《瘟疫论》成书于明朝末年，是吴又可具有独创精神的一部著作，开创了瘟疫病辨证治疗的新领域，为清代的温病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瘟疫论》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现实生命力，是因为吴又可对外感热病的病因学说进行了彻底改造，他把中医的外感热病病因归为“毒疫之气”。吴又可在《瘟疫论·原序》中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又在《瘟疫论·论气所伤不同》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
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可见，吴又可当时就知道致使人与动物感染瘟疫的是“无形之气”且进一步指出“气即是物”，即明确提出致使人与动物染病的是看不见的病原物质。由以上诸多吴又可对疫气致病的论述，可以看出，对于这种能感染人体使之生病的疫气，限于当时科学技术的条件，他不可能看到真正的致病微生物，但他天才地猜想到了这一类致病微生物的存在。而西方科学家在其两百余年后的19世纪在显微镜的帮助下运用还原论思维逐渐确立了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致病的学说。可以说，吴又可是人类医学史上在寻求传染病病因研究中最早使用还原论思维的医学家。
二、中医学中的系统论思想
“系统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把研究对象如实地理解为一个系统，认识和掌握其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并遵循其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进行调节。所谓系统，是包含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并有确定性能的整体。系统特性包括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有序性。
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生理活动，是五脏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协调统一，因而五脏中任何一个脏器的生理活动，也都是在其他脏器的协助和配合下共同进行的。例如，脾的生理功能是运化水谷精气以营养全身，而脾的这一功能是在肝之疏泄作用的资助下进行的。同时，水谷精气之所以能够运输布散于全身，还要通过血液的运行，主要依赖心肺的作用；津液的疏布，则要依赖肺肾的功能活动。这就说明脾脏的运化是和心、肺、肝、肾等脏器的相互配合分不开的。又如，心的生理功能是推动血液的运行，中医学中成为“心主血脉”。血液循环的动力固然来自于心脏，但是循环于周身的血液都要汇聚于肺，通过肺气的作用，才能把血液布散于全身，即“肺朝百脉”，除了心肺作用外，血液的运行还要依赖于脾气的统摄、肝气的归藏与疏泄功能的调节。这也说明，心的“主血脉”的功能活动，是在肺、脾、肝等脏的配合之下来完成的。可见，在中医看来人体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着的五脏构成的统一整体。
开放系统特别是生命这类有机系统所特有的一种特性和规律就是它不被外部条件所瓦解，而是利用外部条件把自己组织到一个目标值上，建立和保持特定的稳态。而系统自组织的本质就是有序性，即系统在内外条件变化以后自己又建立了一个新秩序，又使系统保持了新的稳态。中医学用“阴阳学说”阐述人体内外、背腹、五脏六腑都是一阴一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发挥着相反相成的正常生理作用，即正常生命活动过程，就体现为阴阳两方面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故《素问·调经论》说“阴阳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中医学又用“五行学说”具体阐述人体系统维持动态平衡的机制。在五行系统中，相生相克是最基本的功能关系，用以说明五脏之间的关系有滋助、养长、促进，也有克制、压抑、约束。从而使五脏的功能活动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之中。另外，五脏系统由于外因或内因使得某一脏功能亢进，进而对所克脏器克制太过称之为相乘，那么在五行系统中必然会产生出一种相反的力量，将这一亢进压制下去。中医学把超过限度的克制称作“胜气”，把反过来压制“胜气”的力量称为“复气”。经过了“复气”对“胜气”的调节作用。最后仍然会使五行系统恢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人体这个系统就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从而保证了人体生命活动持续稳定的进行。
综上所述，中医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在探索人体生理，病理，病因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还原论思维方式也运用了系统论思维方式，单纯强调中医学运用的是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是不够全面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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