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学术道德建设的路径面临多种选择，其中建构主义的是可取的。在道德领域的建构机制主要是五大关系的认知：己我关系、人人关系、群我关系、群群关系和物我关系[1]。而具体到中国学术道德建设的德性维度建设的实践中，主要是学者群体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包括学者自身的定位、对外界环境影响的认知，以及对学者价值的认知。
一、学术主体：学者学术道德自觉
学者，是指追求学问的人，即从事某种学术研究的人，主要有介于思想者与工商者之间的事业学者和介于职业经理人与技术创新者之间的专业学者。
在我国学术形成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知识水平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而人类的知识活动同样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在学术形成的初期，学术的主体主要为有爱智追求的社会非劳动群体，闲暇是学术活动最珍贵的资源；而主要的学术形式是思考，即思索宇宙、世界、人生、伦理等形而上的知识。
伴随长期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封建社会表现出稳定和保守的社会性格，社会活动也相对比较单调，因此，学者的使命更多表现为对于礼教知识体系的思考和完善，包括天人关系、伦理纲常等。在此背景下，学者的工作场所包括官方的太学、国子监等知识机构，也包括私人的书斋等知识场所。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学习、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并以此作为服务王朝统治的
知识资本。因此，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学者群体主要是人文社科的知识群体，其主要的角色特色是思想者，其学术成果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功利主义和实用特征。
在器物文明的发展中，我国封建社会有非常辉煌的成就，如四大发明的创造等。但是器物文明的创造主体主要来自于从事实际生产的工商者，尽管器物文明的进步和创新有创造者思想成果的融入，却很难用学者对其进行称谓。但是工业文明时代工业生产对于技术要求的提高，专门从事技术创新的群体从生产领域分离，并在后来被高校等研究机构吸纳构成学者群体的组成部分，并以此作为生产分工中的事业。因此，在发展溯源的视角下，农业文明的工商者构成技术学者的雏形。
所以，以学术的历史视角看，无论是直接从事思想创造的人文社科学者，还是从事技术创新的技术学者，其学术活动都表现出思想性与功利性的统一、创造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而学者的角色则可定位于思想者与工商者之间，既分离于实际的应用一线，又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从学术本身来看，学术是系统的专门知识或者对专门知识的系统研究活动，因此，学术具有非常明显的知识指向。从学术的知识性属性来看，学者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其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在于对知识自身和对知识服务对象的应用价值。因此，从学术的生产活动看，思想活动(包括直接的脑力活动和实验活动中脑力活动的参与)是其主要的生产形式；从知识的应用活动看，学者的成果主要以货币价值或认可价值得以体现，学术活动构成了学者的事业活动。
综合历史的视角和学术属性的维度看，学者是介于思想者与工商者之间，以学术为事业的事业学者。
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活动的极大丰富，在后现代知识范式下，以学术本身的属性为基础，从横向的知识体系看，知识的学科分工和学科的知识分工更为丰富和精细，而从纵向的知识体系看，学术对于知识的要求更为精深。在这种知识范式下，学科的知识创新和跨学科的知识创造成为学术活动新的知识生产要求。从后现代知识范式的学术目的指向看，后现代知识范式主要是对复杂的现代社会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因此学术的实践特征也就更为鲜明，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服务于社会的实际需求以换得对学术活动的肯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行知识创造和创新以换得知识体系的完善。
从现代社会的分工来看，社会活动的日益复杂和大分工大生产的社会实践突显对于知识的需求，学者的学术活动成为社会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也就成为大分工大生产社会下的专业的知识生产者。因此，在当代，学者的角色类似于企业领域的职业经理人，即凭能力和业绩生存的职业人，也类似于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者，追求该领域知识体系的创新。所以，在后现代知识范式下，学者的角色介于职业经理人与技术创新者之间，即学者是专门从事知识活动、追求知识创新并以此为生存基础的人。
在学者的人格文化中，价值无涉和“做幸福的思想者”等理念突显学者群体对于知识本位的认可和对于知识发展的追求。即便在当代社会，在学术服务实践的特征更为显著的背景下，学术对于社会的服务职能也只能作为学术活动的延伸，即是说，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旧是学术研究。在日益复杂和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在无形中融入学术之中。首先，表现为学术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义务成为学术被社会认可的资本，其次表现为复杂而易变的社会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静坐书斋的学究式学术可以成为学术精神的典范但却难以实现其社会价值，“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极端知识本位倾向也成为一种空想。
回归到中国学术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当今学术道德价值丧失、学术信仰价值空洞等学术道德失范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学术伦理规范的建设落后于学术活动的实践造成的。在这种条件下，理想主义的学术追求应该被赞扬，而功利主义的学术追求可以被理解，但是，以学术之名积累经济政治资本而脱离学术活动；为追求学术成果而违背学术规范，以弄虚作假、抄袭复制等为手段而突破学术规范的底线；以学术权力为资本阻碍学术进步和垄断学术成果等学阀行径等，这些难以为社会所容忍、难以为学术共同体所接受的学术腐败行为和学术异化行为则应该成为学术道德建设的“专政”对象。但是，在学术伦理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的完善程度和作用机制难以有效规制某些学术腐败、学术异化行为的阶段，学术道德应呼吁学者自觉，即以学者的学术良心影响学术共同体的伦理生态环境，同时发挥学者自觉在学术道德规范完善中的主体 价值。
二、学术流程：道德过滤与优化
任何学术活动都是要通过一定程序来完成的，其过程要进行道德过滤与优化。
(一) 学术适当市场化：
正确处理资本与学术的恰当关系
当今的中国社会，受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市场化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方式和价值实现思维，已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主流特征，它同时渗透进社会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关系同样受到了这种价值思维的影响。那么，学术作为讲究奉献的精英活动是否可以市场化呢？笔者认为，学术的市场化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要适度。
首先，学者不仅仅具有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角色，而且具有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角色。这种双重角色就决定坚持学术理想主义极有可能变为空洞理想。另外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学者也不可能绝缘于社会市场化的潮流而不受其影响，即便是学术人格的典范也需要有一定的“面包哲学”来维系其生存和满足社会交换的需要。其次，知识作为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凝聚了学者的个人劳动，以市场化的形式实现其成果的价值无可厚非。再次，在社会市场化的潮流下，学术成果很难作为纯粹的公共产品为社会提供服务。即便是思想性的文化产品，其传播媒介同样也是市场化运作，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如果不能从市场化运作的利益中分得其应得部分是不现实的。最后，学术活动同样需要成本，如果仅仅以公共经费维持学术活动，一方面，面临学术为政府俘获的可能，另一方面，有限的公共经费难以满足学术日益复杂的研究活动。实现学术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可以为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提供实现路径。
在学术市场化的进程中，学术界出现了极有争议的“易中天现象”，即借助电视等传播媒介以通俗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知识，同时带来学者个人的经济价值。反对者认为，以“易中天现象”为代表的知识行为与真正的学术行为相差甚远，文化快餐对于学术进步贡献甚微。赞成者认为，“易中天现象”开辟了学术成果大众化的新形式，是学术走出象牙塔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传播途径，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直接表现。
抛开社会对于易中天教授个人的评判，“易中天现象”作为一种学术传播形式，是市场化的合理的运作形式，是学术为社会服务的实现渠道，也符合莫顿关于知识公共性、普遍性、非牟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等四大原则(在非牟利性上，易中天知识产品在市场上的热卖属于市场行为，作为一种知识传播形式本身并没有过多赢利的色彩)。但是，在这种新媒介传播的市场化行为中，需要警惕学术作为“公共物品知识制度”向“学术资本知识制度”的过度转化，即为迎合市场需求改变学术的知识本性和真理本性，也就是学术的快餐化倾向[2]。
另外，在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社会对于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需求。在工业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中，知识对于生产力和引导社会文明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学术为生产力和现代化服务可缩短知识应用的周期，实现社会的进步。但是，生产力需求和现代化需求的市场化过程需防止学术沦为生产环节的一部分，或者学者沦为企业主的打工仔等学术异化的陷阱，学术为市场化服务仅仅作为学术活动的时间属性延伸，而不能成为实践本身。
最后，在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学术资本主义的现象。对于学术资本主义，有学者定义为：“一种使学者(原文中为大学老师)致力于市场和准市场行为的制度，也就是学者为获取收入所做的市场和类市场努力”[3]而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是一种基于专业化理念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是一个影响大学及其成员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统。”[4]上面两种定义对于学术资本主义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感情，但是无论何种定义，学术资本主义都需引起我们的警惕。前者将其定义为学者为个人利益而具有的市场化或类市场化的行为模式，这种现象自然与学术精神不相符；而后面一种市场导向的学术行为则背离学术的知识本位和真理本位，很容易走向文化快餐等伪学术道路。学术资本主义是学术的货币价值实现，但货币价值仅仅可以作为学术的延伸而存在，以货币为导向或者以货币为目标的学术行为对于保持学术的严肃性和严谨性具有致命的伤害。
学术适当市场化，作为学术的传播行为，是学术走出象牙塔的外显，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形式；作为社会存在转化为生产力，是学术推动社会进步和反哺社会的贡献路径；作为一种劳动价值的实现，对于激励学者的学术热情以及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的市场化也应警惕一些致使学术异化的陷阱。首先，是学术市场化中要警惕学者异化为“经济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模式与学者人格和学术精神格格不入，会使学术脱离知识领域而被市场领域所同化。其次，要警惕学术的市场导向，学术的适当市场化应该基于学术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学术市场化导向要求学术活动与市场横向对接。但学术作为一种知识活动，在知识体系中的纵向完善才是其本质使命。市场对于学术的横向要求与学术对于自身的纵向要求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从真理本位和知识本位的学术天然属性看，市场导向的知识横向对接是对学术本质的异化；最后，要警惕学术活动中知识与市场的本末倒置，知识是学术的天职，适当市场化是学术适应时代和追求更高发展的需要，市场化只能作为学术活动的附属和学术延伸。如果以市场化的规律来改造学术则会造成手段与目的的置换，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而阻碍知识的进步和创新。
(二) 学术隔离权力化：正确处理权力与学术的正常关系
从权力的本质来讲，权力是影响他人的能力，而从权力的需要来讲，权力需要知识赋予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从权力的定义出发，学术也是一种权力；从学术的组织载体高校的角度看，保证学术正常发展需要高校优质的学术环境，因此从学术的发展讲，学术也有一定的权力需求，以保证学术组织为学术服务。例如，在中国现代高校发展进程中，蔡元培在北大的教授治校改革保证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术本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北大“去官僚化，趋学术化”的学者社团本色。本文所讲的学术隔离权力化中的权力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又称官僚权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读书人具有“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理想，
另外自汉武帝创办太学以来，学校一直作为官僚养成所存在。因此，有部分人以此证明学术权力化的历史合法性和文化基因合法性，这种观点首先将“读书人”“官僚幕僚”等角色与学者角色混淆，其次将学术与学习两种知识活动混淆。
权力需要知识，需要知识赋予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一个优秀的官僚需要经过知识的培养，但这仅仅作为官僚成长的路径，是官僚职业的所属。学者与官僚分属不同的职业，学习虽然是学者成才和官僚成才的共同起点，但是学术是学习的升华和延续，而官僚仅仅将学习视为手段。从这点来看，学术不能成为取得官僚资格的垫脚石，而学习可以。学者有选择职业的权力，当学者具有从政的意愿和选择时，其个人职业属性就应该转换为官僚，而不能以官僚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干预学术活动。因此，无论是传统还是基因，学术都是一种知识本位和真理本位的知识生产活动，与官僚权力对于知识的天然需求分属不同的目的体系。学术权力化是学术活动的异化，以学术作为取得官僚资格的跳板是对学术精神的亵渎。
在学术的实际过程中，会受到官僚权力的干预而异化学术与权力的关系，其中有外力对于学术的干预，也有学者内因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学术信仰的不坚定。而学术与权力的不正常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学术权力，是指学者治学的权力；而行政权力，是指高校公共服务的权力。坚持学术权力不应受到行政权力干预的观点认为，高校的本质是学社社团，学者具有治学和教学的自由而不应受到干预；而坚持行政权力应该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的观点认为，行政权力需要保证学术活动这一公共活动的公共性，而教学活动的进行也需要行政权力的服务职能。造成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协调的原因如果仅仅是学术对于自由的追求，那行政管理应该起到保障学术自由的作用。但如果不协调的原因是高校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争夺，则需要高校具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而学者应该将精力更多放在学术上。高校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功能，而作为学者社团起家的高校应该保持高校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本质属性，其培养人才、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都应该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但是在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中，依赖于行政力量评价学术的评估制度，尤其是量化的评价指标对于学术急功近利等学术失范行为成为制度性原因；行政权力对于高校资源的过度占用则阻碍高校学术研究的健康进行。高校行政权力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在高校人才培养、学术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职能中，学术研究应该是行政权力最少渗入的职能。而学者以高校行政权力为资本，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中实现公权私用，为自身牟利的学术腐败行为也应该成为学术与权力关系正常化的纠正对象。
其次，表现在学术与政府官僚权力的关系变态。一是表现在政府不断加强对学术的行政干预过程，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行政运行机制管理学术，把学术视作政府实现即时目标的工具[3]。这种行政力量对于学术的干预违背学术的发展规律，违背学术对于自由等权利的自然需求，也使得学术的知识过程成为政府规制知识的过程，降低学术的知识质量。二是表现在学者对于政府权力的依附和附属，学者应该是自己学科体系中知识的完善者和创新者，但是入仕的愿望以及依赖权力实现学术成果等学术异化行为背离学者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人格，成为学术失范的直接表现。三是表现为官升学问涨等官僚权力向学术领域的渗透，官僚的知识程度以学术身份来证明，依赖官僚权力攫取学术荣誉，如挂名主编满天飞—— 权力向学术生产过程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权力向学位、文凭的渗透等[5]。
最后，表现在学者依赖学术力量获取权力并以权力为自己利益服务。主要体现在学术界“学阀”“学霸”等学术霸权的存在，干预其他学者的自由学术行为，攫取学术评价成果等。保证学术与权力的正常关系就要做到学术隔离权力化，当然学术所取得的权力主要是非官僚影响力，而这里的权力化主要指官僚权力向学术渗透、学术附庸官僚权力、学术权力官僚化等官僚主义对学术自由和学术本质的干预。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特权，追求真理是学术的本质，学术隔离权力化，保持学术与权力的正常关系是学术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对于保证学术流程之善具有重要价值。
三、学术境界：追求崇高
(一) 学术归宿求真化，正确处理道德与学术的依存关系
国内学者对于“道德与知识”的五大关系，即知识与道德统一论、知识与道德排斥论、知识与善恶并进论、知识与道德无关论、知识决定论与道德决定论等，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将其从学理上分为不同的关系，但是在学术道德建设的实践中，两者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并统一于学术归宿求真化的学术境界中。
首先，从认知的角度，道德属于感性情感而学术属于理性情感；从伦理的角度，道德依赖于价值判断，而学术依赖于事实判断；从哲学的角度讲，道德为“善”的概念，而学术为“真”的概念。感性与理性、事实与价值从哲学角度讲是统一的矛盾概念，构成事物的两面；而真善美的理想是完美人格的象征，真与善构成学术理性之美，而伪善和伪真都难以造就大美和真美。因此，从概念的视角下，学术与道德构成理论上的依存关系。
其次，从两者的作用机制看，“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本源”。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是故意做恶的”，恶行乃是由于缺少善的知识的缘故，因而拥有关于善的知识就成为道德行为的前提[6]。儒家亦讲“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7](116)，讲求知识对于道德的促进作用。而具体到“学”与“仁”的关系，儒家认为“好仁而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佼；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7](261)，具体阐述了“学”对于“仁”的基础作用。由此可见，学术对于道德的依存作用已是古老的课题。而道德对于学术的依存作用，在中国道家
“抱瓮入井”式的“返璞归真”的学术与道德对立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显得保守落后，而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社会日益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即没有道德的约束，科学技术会助长假、恶、丑的破坏力。而在学术研究中，没有道德的约束作用，则会造成部分学者“出现价值取向偏离，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实用理性占据主导，在学术研究上也走向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机会主义道路，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8]。所以，从彼此的作用机制看，学术和道德具有作用机制上的依存关系。
最后，从学者的人格理想看，学术成就是学者人格的基础，而道德修养是学者人格的崇高表现，真善相生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人格。学术具有真理本位和知识本位的本质属性，即学术知识真理的形成机制以求真化为关键作用因素。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求真”是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即抓住其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为达到学术求真的目的，学者需“从方法上说，要克服原始思维方式，注重理性思维或哲学思维，将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从思想上说，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服从真理，决不盲从；从学风上说，要力戒学术浮躁”[9]。因此，求真化的学术活动不仅有目的论的善，也需有方法论的善，不仅有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有实质正义的要求。所以，求真化的学术归宿是一项高要求、高水平的知识过程和真理过程，是学者实现人格理想与学术理想的最根本要求，是学者对于学术的高度认同和高度承诺的人生境界。
(二) 学术追求至善化，正确处理理想与学术的终极关系
儒家经典《大学》将“大学之道”归结为“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0]，儒家传统的学者人格要求学者弘扬人性品德，追求人生至善的境界。学者的人格追求如此，学者的学术理想也应该如此。在学者理想的价值取向中，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是最为明显的价值观差异。现实关怀，指学以致用，经世治国，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服务；学术追求，指避开尘世的烦扰和争斗，为学术而学术，做纯学术研究。“现实派”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注重学术的社会服务功能；“学术派”则蜗居象牙塔，关注学术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注重对于社会和现实的关注。[11]
学术理想的现实关怀取向和学术追求取向的关系一旦被极端化处理，则会表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引导学术活动走向不同的极端。本文在学术的属性描述中多次强调学术的知识本位与真理本位和学术的实践属性，因此，调和两种不同的学术理想，应该坚持学术追求的知识本位和真理本位，以学术追求为学术理想的主导价值取向和主流价值取向，但不能因此走向保守的极端。学术理想的现实关怀，是学术与知识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属性外显，是学术实践属性的践行。但是，学术理想的现实关怀应把握“度”的问题，因为学术的本质依旧是知识的建构、传播和创新，一旦过多现实因素渗透进学术，则会导致学术的“伪科学”化和伪善化。
在现实关怀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的学术理想关系下，“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价值取向差异最为明显。世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暮年时在慕尼黑大学分别做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个重要的演讲，并以著作《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的形式将该课题提出。在韦伯看来，“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但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12]因此，学术人格和“超乎寻常的胆量”需要从事学术事业的学术群体具有对学术的崇高信仰，才能保证学术的求真化和至善化品质。倡导政治高于学术会造成知识分子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流于肤浅。中国学术以及学术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发展滞后[13]，所以，学术理想的真善美实现在于培养学者的学术信仰。
在学术与理想的关系中，学术尊严和学者人格也是其重要内容。在布鲁贝克的观点中，学术具有作为知识活动的学术和作为知识结果的学术两种形态；在学者的学术追求中，学者应该以知识劳作作为学者的生存逻辑、以治学为栖身学术土壤的根本使命、学术构成学者生活内容的主流，学者应该以学术知识作为其载体诉求，将学术作为普遍的知识而非个别的知识、作为理性的知识而非感性的知识、作为高深的知识而非常识性的知识；为达到学术尊严和学者人格的实现，需要进行培育学术兴趣、遵循学术规则和营造学术开放氛围等学术实现道路。走向学术生涯的现代学人，只有以学术为志业，才能在传统、现实与希望三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来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诉求。[14]
就学术尊严和学者人格的重要性而言，学术的尊严体现着生命的尊严，纯正的学风和优秀的学术成果对于培植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和是非观念、繁荣民族的文化事业、提高民族的道德水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学者作为“社会良心”，在公众心目中是公平、正义和真理的代言，因此学者应该具有特殊的使命、品格和德行，并成为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者。[15]学术尊严和学者人格，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是学术尊严的根本；而对于人类共同体而言，是人类终极价值和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者。因此，学者理想中的学术尊严和学者人格已经超越个人价值的范畴而上升为人类价值，也成为学术与理想终极关系的内容。学术境界化的培养，关键在于良好学术伦理生态环境的建构，但根本的是学者人格和学者信仰的培养，学术尊严的实现和学者理想的实现，最终应该回归学术和真归宿与和善归宿，追求学者学术进步机制和道德进步机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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