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1856-1904）是晚清清流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在政坛变幻、时势变迁、思想变化的大氛围中，身历其中，平生跌宕起伏，走在时代思潮演变的前沿。文氏兀傲之个性、特殊的仕宦经历与政治体验，以及富有近代精神的见识远虑，在成就其政治家身份的同时，亦确立了近代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的地位。据文氏《望江南》（川流昼夜）词序载，其自同治九年（1870）初学词，此后30余年，填词不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成《云起轩词》。其词因为能多涉政事，彰显政治体验，自抒胸臆，不为门派所限，拓展词境，凸现个性化风格，或被列入“清季四大词人”之阵容，或被誉为“清词之结穴”，或被尊为“近代词之开端”，成为研习中国词史不可忽视之重要人物。
不过，学界对其政治、学术思想、诗文创作中的时代特色论述较多，而对其词学主张深入分析不够。其实，文氏研究词学30余年，涉猎百家，平生虽非“肆力于词学”，亦无专门论词专著，但词学造诣颇深，散见于《纯常子枝语》、
诸种《日记》等著述的论词资料较为丰富
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末附《文芸阁先生词话》12则，系杂录近人论《云起轩词》之语。施蛰存辑《纯常子词话》14则，为文氏说词之语。何东萍《云起轩词笺注》在此基础上，辑补22条，成《纯常子词话补》。
。其中，他的《云起轩词自序》更是集中陈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结合其他资料，可以看出文氏词论的核心即在于“写其胸臆，率尔而作”这个极富近代精神的观点。由此，文氏纵论了历代词学与词派之得失、词人襟抱之厚薄与要求、词的接受原则与方法、词体的源流本末等一系列话题。
呼应近代词坛风气：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的词史观
以时代论词之盛衰，是词家论词的常见思路。清代朱彝尊《词综·发凡》曾针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现象予以反思，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文氏《云起轩词自序》开篇即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很显然，在词学史观上，文氏的思考起点始于对浙西词派宗法对象的反思，在对南宋词的态度上，更是与朱氏针锋相对。在他看来，自从朱氏“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及“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等做法，严重束缚了词史的发展，真可谓“家法若斯，庸非巨谬”！
就词学宗风而言，清初阳羡派、浙西词派有鉴于明代中后期言词必称北宋的现象，主张宗法南宋。乾嘉之际，常州词派崛起，在以比兴说词的旗帜下，开启了推尊北宋五代词的风气。于是在浙西、常州两大词派宗风交织作用下，南北宋词学之争以及由南宋而上追北宋五代，几成清后期词坛最突出的词学话题与门径。在此风气感召下，文廷式亦复如是，其诗文“皆入北宋之室”［1］，其“生平论词，以北宋为宗，雅不以梦窗诸人为然”［2］“其所师法，在前代则崇北宋，而不满于南宋”［3］492。当然，简单地认为文氏“不满于南宋”，这种说法过于片面，因为文氏尤为青睐苏辛派，他对南宋词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他所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指的即是辛派词，而“至南宋而渐衰”，抑或说他所不满意的南宋词，说的主要是姜、张一派。
文氏论词推崇北宋，于南宋力挺辛派词，充分体现了他以“写其胸臆，率尔而作”为轴心的论词宗旨。为此，他在《云起轩词自序》中批评姜、张派词曰：“其声多啴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文氏在《湘行日记》中曾记载他阅读《绝妙好词》时，又“觉南宋人词亦颇有习气。近人不善学之，颇足厌也”［4］1125。这是因为以姜、张、二窗为代表的南宋词束缚于规范，词家才情淹没在各种戒律之中，未能尽其所能，抒其胸臆。相反，辛派词在彰显个性与才情的同时，又能彰显用世之心，发抒时代感喟，是典型的“写其胸臆”篇什，自然为文氏所重。
至于北宋词，《湘行日记》曾记载某夜间拟秦观词，得《满庭芳》（蘸水兰红）一阕，并自我评价曰：“此词微具北宋体。然以示王木斋，又将谓有作（所）指矣。岂非痴人前不宜说梦乎！明到金陵，将以示之，为一笑也。”［4］1129上元（今南京）王德楷（字木斋）系文氏好友，于词最服文氏，唱和为多［5］，对文氏十分了解。因文氏平日填词多有寄托，故猜想王木斋读这首“微具北宋体”的《满庭芳》时，会习惯性地从“有寄托”的角度解读。由此可见，文氏所谓词的“北宋体”，颇接近周济的观点。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曾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尽管无论是南宋词的“有寄托入”，还是北宋词的“无寄托出”，对“写其胸臆”而言，仅是呈现方式不同；尽管文氏填词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亦不乏有门径的寄托之作，但就景叙情、自然圆融的“北宋体”才是其心中追慕的对象。若是以辞害意，抑或是徒具辞采而无性情，更有甚者“声多啴缓，意多柔靡”，则是文氏所不取的。
关于元明词，与多数词家认识一样，文氏认为这是词史衰弱期。其《云起轩词自序》认为：“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对此，他在谈及《永乐大典》中引书硃圈断句时，又例举申说“明人词学之疏”“往往有误，词曲尤甚”等现象。［6］卷三关于清代词，文氏在词学复振的明确主张下，又有一种反复的发展观。自复振而言，如清初词家“颇能宏雅”，此后部分词家亦不为浙西词派笼绊，于词境多有所开拓。对此，叶恭绰在《全清词钞序》中亦记载文氏曾说过“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的话，且云文氏所说与朱祖谋一致，“实可代表词家公论”。而文氏所以这
么说，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近代词家填词、论词有开拓词境的自觉意识有关。因受到“西学东渐”以及“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势变迁的影响，此时词家确实开拓了一些新题材、新主题。就中国词史而言，这种创作特点也的确为前代词史所不及。自清词发展之“反复”角度说，文氏主要对像浙西词派“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等问题，以及部分词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但不能自由地“写其胸臆”的填词风气不满。
至此，从词学演进的历程上看，清代词家在选择学习对象上，呈现出由南宋向北宋、五代逆归的整体走势。如浙西词派主张学习南宋尤其是姜夔、张炎，至常州派，如张惠言《词选序》则标举晚唐五代“深美闳约”的温庭筠词为典范，周济提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蒋敦复所谓“力追南唐北宋诸家”（《芬陀利室词话》卷三）把周济的意思申说得更为清楚，陈廷焯认为填词“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韦，以之作正声也可，以之作艳体亦无不可”（《白雨斋词话》卷五）……至王国维更将五代北宋词视为有境界的最典型代表。有清一代尤其是近代词坛，这种学词门径的逆归现象虽有一种复古情结，但又是“借复古而革新”的近代学术风气的一种反应。同时，苏辛豪放派在词史上虽时有推尊者，但总体上在“婉约为正”的观念下一直颇受非议。这种现象至近代词坛有了较大的改观，先是如周济“退苏进辛”，接着如刘熙载本着“厚而清”艺术观，既将苏轼词视为词体“声情悲壮”的正调以及“元分人物”的上品，又对稼轩爱之甚笃，视为由“峥嵘突兀”至“元分人物”的一个重要过渡［7］……文氏力挺苏辛派，亦是这种风气的回响。至朱祖谋，初学吴文英，后又肆力苏轼、辛弃疾二家，于苏轼词则尤所嗜喜。进而，文氏能从“词境开拓”角度肯定清代词学的复振，其中近代词坛创作风气就是他的重要参照系。由此，文氏论词呼应了近代词坛的风气，而近代词家在学词宗法对象选择上的趣味，除了有词学主张及其艺术观等方面要求，还有就是近代社会转型发展中对知识分子人格内涵的呼应。像文廷式青睐苏辛词，就是一例。
关注近代文士人格：“养胸中之性情”的词人修养论
文廷式以“写其胸臆”为准的，在纵论历代词史时实已树立了一种以人格修养为内核的词人观。他在《云起轩词自序》中说：“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在这里，文氏“极力张扬一种高远豪迈的志向，开阔博大的襟怀，穿透历史的眼光，挥洒自如的才情，也即词人要具备非同一般的主体精神，从而形成‘兀傲差若颖’的卓荦不群的艺术风貌”［8］。为此，文氏接着列举数例，从正反两面予以了说明。像曹贞吉“有俊爽之致”，蒋春霖“有沉深之思”，纳兰性德“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惠言“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离于方罫者也”。《礼记·乐记》曾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文氏以“作者”（创始者）要求词人，实则在强调真词人应当有创新、开拓的精神。
中国文论素来强调作家修养、襟抱之于创作的重要性，文氏《南轺日记》亦道及“经史之学，以考据而明；诗文之才，则不由于考据，在养胸中之性情，而多读古文之名作，以求其神志气韵之所才”［4］1142。而“养胸中之性情”除了多读古人名作，尚须有才气。《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记载：“阅《汪梅村诗词集》，于咸丰、同治间事颇有见闻，惜才分稍隘，未足抒其胸臆耳；词笔尤近粗率。”［4］1122进而，还须从生活、时代中炼心性，像《南轺日记》记载的“乱离以来，始复有讲求才翰者；然气萧而词杂，且多脉洛（络）不清”［4］1142的现象，就是因为心性炼养不足的表现。可见，既须涵养于传统，更须汲取时代需求，文氏此论明显带有近代具有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人格的时代特征。如此，方能真正理解他所谓真作者“非窘若囚拘者”“非志不离于方罫者”的用意，也才能咀嚼出所谓“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中这些修饰性定语的所指。而对文廷式个人来说，真作者的修养更应当以远见卓识、干预时事的政治情怀为主。沈曾植《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芸阁墓表》有云：
君所论内外学术，儒佛元理，东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归本，积微以稽著，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九州百世以观之。呜呼，岂得谓非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哉。
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新旧冲突中，文氏这位“东洲先觉者”既有浓郁的民族自尊心，又能以世界眼光辩证看待中西文化优劣、异同。他曾主张通过废科目而废科举，提出要培养“新民”的文化教育理念；多次批评那种以“攘夷”为核心的传统夷夏观，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虚骄心理的固陋之见；提出限制君权，抬高民权，提倡平等，尊重法制等一系列颇具近代政治意识的建议。如《纯常子枝语》卷十四指出“华夷之分在于政教”，因此“侈然自称为中国，诋人以夷狄，则适为万国之所笑而已”［6］；在《罗霄山人醉语》中又主张近代中国人要正视西方先进的政教文明，且“正当取西人之学以裨中国之不足”［4］821，鉴于“有君以守法，胜于无君而无法。然君权无限，则几于无法者同”的危害性［4］819，在《自强论》中进而呼吁今人治国当由“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历史转变［9］135……诸如
此类，均有助于对文氏“养胸中之性情”内涵的解读。
这一点若结合文廷式的词作，可得到实质性的认识。相比较而言，在近代词家中，龚自珍词多从思想家的角度针砭时弊，在尊情、宥情的理性思考与创作诉求中，其词的情感具有哲学化的特点；蒋春霖耳闻目睹了社会乱象，其词多着眼于社会图景、民生疾苦，其中情感具有历史化的特点；而“身系政局”的文廷式则多着眼于历史大事件，尤其是侧重于时事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清廷的党祸纷争，由此发抒自己对王朝命运的感喟以及个人运命的困顿与抉择，其词的情感具有政治化的特点。正如钱仲联在《纯常子枝语序》中所云：“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文芸阁、王半塘、朱古微，巍然鼎峙称巨匠，然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政局之垂者则独推芸阁。”［10］钱氏此论确实指出了文氏词学的一大特色，而这一特点即便置于中国词史中，亦具有一席之地。
究其原因，文氏生于一个“家风重名节，十世清德绍”（文廷式《畅志诗十首》之一）的封建仕宦之家。其入仕为宦，潜心时务，好论时事，始终存有经世致用之心，与家风密不可分。观其一生，青年时期多次客武壮幕，壮年进士及第，入仕途，大考被光绪亲拔为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兼日讲起居注，随后卷入帝党、后党纷争之中，直至被罢，亡命天涯。可以说，政治生活是文氏生命的最重要内容，又因其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其“一身之进退，所系于世变者大也”(冒鹤亭语)［11］，而诗词活动与其政治生命之间更是血缘深厚。汪辟疆曾记载：文氏于甲午战役后，叹曰：“时事不可为，还是词章为我辈安身立命之地。”“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12］于是，在“自写胸臆”词学主张下，身为政治家的文氏自然亦将一己之政治态度、见解、经历及感喟流露于词中，将政治家的素质纳入词家性情、襟抱之中。
汲取近代学术精神：“心通比兴”的词作接受观
与提高对“词人”要求一致，文氏亦自然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他在《云起轩词自序》中指出：“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岂小道欤？”有清一代，此论似乎成为词家论词的门面语，但文氏之说似又浸染着近代社会意识。关于风人之旨，文氏《纯常子枝语》卷十一曾评曰：“周美成词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然随后又依据周邦彦《汴都赋》末段“讥徽宗之求仙荒宴”的特点，认为“以此意观其词”，乃知周氏《扫花游》首句“晓阴翳日”、《点绛唇》首句“辽鹤归来”，“皆非寻常赋景怀人之句矣”，［6］其中当有讽谏意味，可见周氏忠君之心。由此，文氏认为刘熙载《词曲概》“讥美成词‘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亦过甚之论也”。［6］卷六同时，因性情、环境关系，与屈原“忠而被谤”经历类似的文氏有着浓厚的屈骚情结，其“自写胸臆”的词学主张与《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间渊源有自，皆强调了以政治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创作观。据夏敬观《学山诗话》载，文氏“尝谓全以《楚辞》入词，可另开一境界”［13］，且调寄《沁园春》，檃括《楚辞·山鬼》篇意，以招隐士。文氏《读楚辞》诗有云“高阳苗裔有灵均，此是衰周第一人”，《论诗》又说“风雅而还读楚辞，纫兰佩芷不相师。洪炉自有陶钧术，怕看人间集字诗”，尊崇屈骚而又自铸胸臆。
作为清流派代表人物，文氏以遇事敢直言著称，其词亦多有寄托讽喻之篇。正如前文已说，只要能“写其胸臆”，无论是门径易寻的有寄托，还是门径难觅的无寄托，皆为文氏所看重，但比较之下文氏论词尤重后者，更看重北宋体的“不期厚而厚”的旨趣。于是，《纯常子枝语》卷六先批评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持论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因为张氏所论“已附会无谓矣”，接着提出“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也”［6］，要求问学而不求甚解，务求悟得作者之精神，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写其胸臆”的词学主张，也合乎其“北宋体”的词学旨趣。此虽因论赋而起，然显然已上升到普遍的文章阅读之理。他对“字字主张道学”的附会读文的批评，与周济之后近代词家对比附说词的反思方向基本一致。如同样主张“填词第一要襟抱”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即云：“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略有不同的是，在政治斗争边缘徘徊的况氏更强调从“身世之感”层面将词人“襟抱”情感化，故其认为“即性灵，即寄托”；而始终处在政治漩涡中的文廷式，则更强调从“志之所在”层面将词人“胸臆”导向化、心意化，故其认为阅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即可。
事实亦如此，文氏作诗填词，擅用比兴，多有寄托，自写胸臆而类有所指，以意为尊，以风雅为归，希冀见补于采风，裨于化育。在《闻尘偶记》中，文氏纵论清代诗歌云：“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4］736“发声清越，寄兴深微”，正可谓文氏论诗词之美的准的。沈德潜“格调”说重规范而汩没诗才诗情，袁枚“性灵”说在彰显诗人才情时又易滑入“逞才”的陷阱，皆远离了风骚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锐《袌碧斋词话》评曰：“文道羲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唯其敛才就范，故无流弊。”才肆气昌的文氏，控引情源，抑气归神，制胜文苑的主要方法，便是以自写胸臆为本的寄兴之法。
乾嘉之后，“通经致用，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度得到重视。文廷式论学则主今古文经学融
合、汉宋调和，故对今文经学家张惠言那种“字字主张道学”的固陋做法颇不满意。他提出的“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仅要尊重文学形象传情达意的规律，彰显主体精神的个性化要求，而且也是他以及近代学者治学务求心得的反映。时至“同光新政”时期，学术思想趋向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以为汉学宋学都包含‘以儒术治天下’的所谓微言大义，通过读书而领略儒学经传的真道理，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去弊图治”［15］。如刘熙载晚年自撰《寤崖子传》即云“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辨门户”［16］485，而“承学者不必为门户之言所惑”（《复堂日记》卷二己巳年），更是谭献时常道及的。较之这些传统学者，“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的文廷式，已由汉学、宋学之融通走向了汲取古今中西学术之精神。在近代学术史上，文氏被冠以“杂家”之名，其中就包括他论学不拘一隅，“上下古今，无所不尽”，追求学术自由的态度。
文氏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学者治学以获取个人心得为重的反映。文氏《畅志诗十首》之二针对“圣者不可作，群言日纷纭”的现象，指出“积势之所趋，偏重乃失真。经术与师儒，各以风气因。何必分汉宋？力行贵近‘仁’”，期望能以“仁”统万殊，消除汉宋门派纷争。文氏《纯常子枝语》卷二曾记载了与其师陈澧的一段对话：
师云：“‘微言大义’四字，后世必以此坏经学。余所撰《东塾读书记》于孝经一卷，曾一用之，拟即改去。此斩足趾，避沙虫之意也。”廷式言：“‘微言大义’未遽坏经学，近来专好言西汉之学，乃真足以坏经学。此佛家所谓‘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身中肉者’也。”师曰：“然。”［6］
陈澧问学后来走向了古文经学之路，故对早年曾用“微言大义”解经之法颇有悔意。但文廷式不同意他的反思，认为其早年之误不在“微言大义”本
身，而在于那些好言西汉之学者肆意释
经的方式
尽管文氏与康有为交往甚密，然文氏此处显然有针对康有为之意。其《纯常子枝语》卷六即云：“国初人讥宋学家不读书，近时讲汉学者标榜公羊，推举西汉便可以为天下大师矣！计其所读尚不如宋学者之多也。”
。此后陈澧言及“微言大义”便调整了思路，反复强调“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若如此，“庶乎无弊矣”［14］。在《纯常子枝语》卷二中，文氏又云陈澧30岁后，“学术一变务求心得，不敢蔑弃成说，亦不敢轻徇时趋。”同时，《罗霄山人醉语》亦认为：“不读古书，不足知后世之变；专信古书，不足知后世之变。三微而成一著，惟有识者知之。”像那种“以一指蔽目，而言天地万物不外于此”，“拈一字一句以为学问宗旨，而言六经群籍理皆在是”等做法，“特以之训学人、立门户，则可；若真以为古今学术尽在于此，则欺人之说”。由此，为学须打破门户之见，通古今，融中外，因为“别白而定一尊，学术之所以隘也，隘则陋；而人材之奇伟者，亦暧暧姝姝而束于一先生之教矣”。［4］801、803、806可以说，文氏在《云起轩词自序》中评述词史各派所表现出的“不尚苟同”的态度，以及“自写胸臆”“心通比兴”的主张，正是这种融通古今中西，而“务求心得”，求其精神的治学态度的一贯体现。
结穴与开端：文廷式词学的价值与地位
除了上述所论，文氏在词之音律、音韵、词作校勘等方面也有一些言论，但皆系碎语，惟有“写其胸臆”才是他最具个性才情、时代特征及词史意义的主张。关于文氏的个性才情，陈三立《萍乡文氏四修族谱序》说其“才气横溢，高睨大谈，不可一世”“固奇杰非常人也”，而与文氏交恶的王闿运亦多次述及文氏的性格，认为文氏属于造访其湘绮楼人群中“楼客之异者”，指责文氏“无礼”“张扬”“自傲”等［17］。其实从《云起轩词自序》“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来，涉猎百家，搉较利病，论其得失，亦非扪钥而谈”等语，亦可见文氏“意在自负”(叶恭绰《全清词钞序》)的一面。综合而论，文氏于才气迥绝、学识淹博中，亦有兀傲、刚直、坚贞，乃至于清狂、自负的特点。对此，文氏词中时有表现，如《鹧鸪天·即事》二首之一云：
劫火何曾燎一尘？侧身人海又翻新。闲拈寸砚磨砻世，醉折繁花点勘春。闻柝夜，警鸡晨。重重宿雾锁重闉。堆盘买得迎年菜，但喜红椒一味辛。
据考，此阕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除夕。此前，中日甲午战事已过，清廷被迫与日方议和，文氏既屡屡上书痛斥，又奏劾李鸿章等贻误战机，致使慈禧太后怒，主和派愤，李鸿章恨，欲中以奇祸。期间，宫中又有废立之谋，整个清廷政治气氛极其紧张。文氏此阕便是将自己置于这种政治环境，以一尘自喻，描述自己遭遇劫火，直言弹劾权贵而险遭不测的经历，抒写了自己在险恶环境中却“寂寞闲居，虽有危苦之词，不改萧况之度”（文廷式《冬夜绝句》诗序）的这种清狂如故的生活状态。下片进而由新年岁首用椒酒习俗，身为江西人原本嗜辣的特点，表明自己闻鸡起舞的报国之志、“但取”辛辣红椒的倔强性格以及抗直不屈的坚贞品格。文氏此词“极似稼轩”（叶恭绰《云起轩词评校补编》），恰似辛弃疾《鹧鸪天·博山寺作》所云“宁作我，岂其卿”，所彰显的正是那种强烈的倚才自负以及自我塑造的主体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在承继中国诗歌言志、缘情传统的同时，更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呼唤。龙榆生曾云：“廷式词虽力崇北宋，而因性情环境关系，不期然而与稼轩一派相出入，固绝非以摹拟为工者。”［3］497不过，龙榆生的
解读似乎侧重在文氏的用世之志，以及因社会环境的刺激所呈现出的豪放、悲慨风格，并没有挖掘文氏“自写胸臆”主张所蕴含的诗歌思想史价值。《庄子·天下篇》论及庄子的苦心时，曾说其“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而“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通过“游心”而沉浸于“心游”的精神世界中。庄子这种写作观及言说方式，实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历史上，那些除旧布新者多强调主体的价值，如此方更能发挥“务去陈言”，直抒胸臆，解构“传统”枷锁的作用。譬如，明代中后期在王阳明心学体系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追求个性自由，冲击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思潮，便强调主观精神为世界的第一原理。于此，“写其胸臆”便成为这一思潮的重要话题。王阳明《五经臆说序》即云“名之曰《臆说》，概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18］；徐渭《胡大参集序》亦批评那种“言非自有”的创作倾向，而求“无一字不写其胸臆者”［19］；至于李贽“童心说”，公安派“性灵说”，以及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说的“凡作诗，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等等，皆主张诗歌创作须抒发真情，抒写一己之真我。
时至晚清，面对积弱的国势，在革新求变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写其胸臆”更是成为富有“近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们冲破传统桎梏，体现他们想“言说”的动机，表达政治抱负的鲜明主张。龚自珍以展示其“心力”为基础，在《述思古子议》中提出了为何写作的问题，认为“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20］。黄遵宪在《杂感》诗中亦是旗帜鲜明地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由此来看文廷式“写其胸臆”“心通比兴”等主张，便可更深刻地领悟其中所蕴涵的时代诉求，以及“胸襟气象，超越凡庸”的个性丰采。
百余年来，文廷式颇受词学研究者重视。概括而言，一是从不为派别所限的角度，赞其词学的独特个性与追求。如朱祖谋《杂题诸家词集后〈望江南〉》说其“拔戟异军能特起”“傲兀故难双”，朱庸斋《分春馆词话》说“浙西、常州两派而外，独树一帜者为文廷式”［21］1183。二是从词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其承传苏辛派之力，褒扬其词境开拓之功。如叶恭绰云“近代词学辛者尚有之，能近苏者惟芸阁一人耳”(载夏敬观《忍古楼词话》)［21］362，沈轶刘《繁霜榭词扎》甚至说，若无文廷式，“则清词结局必不能备足声色”［21］846。后来，像钱仲联、严迪昌等均发挥了沈氏的说法。不过，与如严氏所云“在这清词‘结穴’之局中，文廷式是足堪与‘四家’中坚朱孝臧对垒的大手笔”［22］519不同，施蛰存本着“‘近代文学’是文学上的近代”与“‘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的标准，提出从旧体诗词的近代精神来看，近代词“应当从文廷式开始”［23］。其中的矛盾一方面可见他们界定“近代文学”标准的差异，另一方面反映出文廷式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论及近代知识分子，人们常以龚自珍为开风气者。龚氏曾在《臣里》一文中以“臣孤于纵，不孤于横”表明自己的觉醒意识，而视野更为开阔的文氏在感受这种“觉醒”孤独的同时，较之于龚氏的激越，则多了一份理性，甚至以“至迂至阔”批评龚氏的经济主张［6］卷三。文氏在《罗霄山人醉语》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积弊极深，不可不速变法”，然“徒欲亟亟变法者，犹非国手之弈也”，惟有“明于各国之大势，明于五洲之性情，明于吾今日受病之处与他日病愈之效，则可与言救急方矣。吾观天下，未遇其人也”［4］806-807。正是这种清醒的孤独，使得其诗词在尽显“狂放”的同时，又内敛着难以抑制的郁勃之气。其《自题诗书稿册》云：“山川不发骚人兴，天地能知狂者心。凭仗纵横一枝笔，可怜无古亦无今。”《浪淘沙》（寒气袭重衾）云：“岁序使人惊，染尽缁尘。寂寥空草《太玄经》。别有苍茫千古意，独坐观星。”这里，文氏以一系列象征性的景象与行为，在时序变化与时势变迁的清冷环境中，自喻才高寂寞的扬雄，虽洞悉天道人事变化的规律，却无人赏识，浑然“东洲先觉者”寂寞心灵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