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有两位学者几乎同时发表了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终结”方面的论文，这就是张汝伦写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1］和邓晓芒写的《论马克思对哲学的扬弃》［2］。一年之后，聂锦芳在《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9日）发表《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一文，反对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学界对马克思有无哲学终结观的争论，是由于对“哲学”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在柯尔施的那个时代也是如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任何哲学内容就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消灭哲学”思想理解成了消灭哲学本身，而柯尔施是反对这样理解的。他认为马克思消灭的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哲学。这就启示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就要澄清马克思在“哲学”的不同意义下有关“哲学终结”的具体内涵，而不能笼统地说马克思有哲学终结或者没有哲学终结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观，这里分别从作为哲学形态的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三个方面来谈：
一、作为哲学形态的哲学的终结
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哲学形态的哲学的终结是指理性形而上学的终结。这种理性形而上学在西方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其“极端可能性”，即成为思辨的体系化的形而上学。令人吃惊的是，黑格尔已经认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式微：“科学和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3］2但黑格尔仍然坚持：“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2这说明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态度是矛盾的。更有趣的，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哲学的终结的意识：“这就是当前的时代所达到的观点，而这一系列的精神形态就现在说来就算告一段落。至此这部哲学史也宣告结束。”［4］黑格尔对“终结”一说有清醒的意识，他所终止的是哲学具体形态的一个段落、所结束的是他的“这部哲学史”。
黑格尔之后，他本人的理性形而上学成了众矢之的。当然，采取的态度不完全相同。大致可以区分为：第一种态度是拒斥的态度，像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最极端的，把形而上学当作“死狗”一样抛弃掉。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对所谓“证实原则”所作的自相矛盾式的修正，早已表明拒绝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证明这种完全抛弃的态度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态度是扬弃的态度，马克思就属于这种。马克思“消灭哲学”命题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不能用汉语的“消灭”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把它理解成第一种态度，即完全抛弃掉，消灭掉，在这个意义上，把“消灭”翻译成“扬弃”是有道理的。当然，其主要内涵还是否定性的，但这种否定带有肯定的一面。因为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典型的哲学形态发展这么久，肯定有它的合理性的内容，这一部分应该保留下来；第三种态度是克服的态度，即以一种所谓新的形而上学或非形而上学思想取代旧的形而上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
既然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那么，他对理性形而上学否定的是什么？又保留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否定。马克思把理性形而上学看作是现代性的理论支撑，所以批判现代性首先要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无情的批判。而理性形而上学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其极端形态，完成了一种概念自洽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晓明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是对形而上学之一种的批判，而是对形而上学之一切的批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哲学的进展使得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划时代功绩——它曾被历史地遮蔽——被历史地再度揭示出来。”［5］对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在两个方面上展开：一是批判了这种思辨哲学的体系建构的虚妄性，这种体系完全是哲学思辨的结果；二是批判了其方法论上的神秘性［6］。正是在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终结形而上学的思想进一步凸显出来：“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7］161
马克思认识到形而上学的最大弊病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而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最大的悖论性就在于他在“绝对精神”的思辨外表下却有巨大的历史感，蕴含着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思考。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形而上学的弊病所在，并且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当作是现代性批判的一个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批判思想是马克思终结哲学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一方面对形而上学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批判的限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不是仅能通过批判就能终结的，马克思把反对形而上学的视野扩展到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关系的领域，这主要是通过把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革命相结合来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保留了理性形而上学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8］24
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实就是反形而上学的产物，只不过带有思辨的神秘的外表而已，而它的“合理内核”即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被马克思保留下来了，所以马克思才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24。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对待形而上学的扬弃立场，而不是象费尔巴哈一样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一起倒掉，正是由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进行改造之后并在《资本论》中运用，所以列宁称《资本论》为马克思的“大写的逻辑”。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借用布朗肖特在《友谊》中的一段话对哲学的终结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哲学的这种提升——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命运形态的万能力量——只能与它的消失一起发生，至少只能在宣布其下葬开始时发生。这种哲学的死亡因此属于我们的哲学时代。它的死亡不是始于1917年，甚至也不是始于1857年，在那一年，马克思仿佛表演娱乐性的能力测验一般，居然对他的体系作了一次彻底的改造。上世纪中叶以来，与他的名字排在一起的还有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9］在这里，德里达借布朗肖特的话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从哲学形态演变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哲学的终结”的话题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在历史上，哲学也确实被判了无数次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终结与哲学的复活的交替史，当然这里的哲学也应当从哲学形态上来理解，哲学正是在这种死亡与复活的游戏中才得以“提升”的，借用汉语来说就是“凤凰涅槃”式的过程。其实马克思哲学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马克思不时地被宣告已死亡，而又常常被宣告已复生。”［10］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关于马克思有无哲学终结观的争论，不过是哲学终结与哲学复活，再终结再复活的过程在特定语境下的回响，每一次终结的都是某种哲学观的哲学，而另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很快出现，而且是这样出现的，终结哲学的审判官恰恰就是另一种哲学，西方哲学史各种各样的哲学“转向”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启示我们，我们不能总是以消极的心态来谈论“哲学的终结”，而应该象布朗肖特所说的“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即从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所谓“哲学的终结”这一话题，哲学的终结恰恰是哲学的实现，哲学的终结也是哲学的再生的开始。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终结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是在虚假性或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统治阶级的理论家总是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普遍的利益，从而为本阶级统治制造幻想。马克思揭露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虚假性，主要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来实现的。对作为现代性根基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对现代性集中表现的政治的批判，这是现代性批判的深化。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1］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政治哲学的批判。在政治哲学上，黑格尔得出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马克思对之进行了颠覆；二是在政治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从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一方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普遍性，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运动，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精神武器”，与形形色色的非共产主义思想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6］。从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可以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终结是指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的终结，对此柯尔施有过明确的指认：
至少，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在这里，我们应当记得，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但是，全部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相等同的意义，仍然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像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那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国家，而且他们也历史地和唯物主义地把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并因此宣布废除国家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同样，他们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12］15
马克思为了表明自己与作为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而把“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这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端做法，并不表明他们没有不同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误解了马克思“废除哲学”的思想，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的结论，有趣的是，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的柯尔施本人有时也把马克思“废除哲学”的思想理解为取代全部哲学：“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彻底的阐述，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的明确论述出发。他们认为：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12］16，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柯尔施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区别开来，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差异。
马克思终结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的途径就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现实，具体形式就是实证科学对意识形态的克服。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改变对了实证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人的存在及其历史本身的自我复归，即人的本性和历史本身的解蔽。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要如此强烈地反对哲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把哲学等同于资
产阶级哲学，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又把资产阶级哲学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从而他们把反对哲学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实际行动。柯尔施指出：“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在他们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反对哲学的现实性开始了他们的全部革命活动；我们将表明，尽管后来他们的确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关于在整个意识形态内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相关于其它形式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12］35马克思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就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就属于这个世界，“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13］8。
三、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的终结问题
对于作为哲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态度是明确的，那么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本身又如何呢？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观是否含有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本身的终结的意思在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问题，所以对于马克思有无哲学终结观的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现在人们之所以会谈论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本身的终结，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的衰落，以前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一下子从文化霸主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并不断地被边缘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它的终结。正如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哲学发现自己在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响”［12］12。
怎样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消灭哲学”思想？这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的一个难点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在那里提出的“作为哲学的哲学”应做“作为思辨哲学的哲学”来理解，而不应做“作为一般哲学的哲学”来理解，即这里所说的“哲学”并不是一般的哲学即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而是某种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式的思辨哲学［14］。这也说明了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观要从不同层面来理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笼统地说“哲学终结了”或者相反地说“哲学没有终结”，这种言说方式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宗教的终结，作为文化形态存在的宗教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又复归到了原生态的宗教形式即作为弱小者的宗教了（这里的弱小者不能从财富或社会地位上来理解，只要某人信教，就说明他在某一方面就是弱小者），也可以说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种宗教情结也未尝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人仍然有他的脆弱性的一面，自杀数量的增加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宗教现在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并发挥着其功能。对于哲学，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当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终结后，哲学完全可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返回到哲学的原初意义即“爱智慧”上去。因为作为人的生存智慧的哲学，将永远会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从这种意义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不会终结，它只能改变自己的形态。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确实预言了作为文化形态的一般意识形式的消失，最难理解和引起分歧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话：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13］292
这里的困难主要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作为意识形态的诸形式与作为文化形态的诸形式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这里涉及到一个翻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是这样翻译的：“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15］德文版是这样的：“Kein Wunder daher, dass das gesellschaftliche Bewusstsein aller Jahrhunderte, aller Mannigfaltigkeit und Verschiedenheit zum Trotz, in gewissen gemeinsamen Formen sich bewegt, Formen, Bewusstseinsformen, die nur mit dem gaenzlichen Verschwinden des Klassengegensatzes sich vollstaendig aufloesen.”［16］英文版是这样的：“No wonder, then, that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past ages, despite all the multiplicity and variety it displays, moves within certain common forms, or general ideas, which cannot completely vanish except with the total disappearance of class antagonisms.”［17］从德文和英文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都没有使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有固定用法“ideologie”和“ideology”
的表述，而使用的是“Bewusstseinsformen”、“general ideas"，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翻译是有问题的，译者显然是加进了自己的理解，译者的理解是否切中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词的使用是特别讲究的，在这里使用“意识形式”而不使用“意识形态”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用意的，旧版和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改译为“意识形式”也说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意识形式”即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显然包含着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和作为文化形态的意识形式这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内的，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前者，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会消失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说作为文化形态的意识形式的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也会消失就很费解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预言我们当然也可以存疑，但毕竟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否则也不会出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消灭哲学”思想理解成废除哲学本身了，就连柯尔施本人也受到影响，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国家，而且他们也历史地和唯物主义地把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并因此宣布废除国家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同样，他们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彻底的阐述，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的明确论述出发。他们认为，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12］16这种理解说明了柯尔施哲学观上的矛盾和局限性。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没有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与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区别开来，在恩格斯那里，确有用科学取代哲学本身的意思。同时，即使马克思有“取代全部哲学”的意思在内，柯尔施也没有标明出马克思提出这些思想的前提条件。
这说明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能否终结的问题的复杂性，学界关于马克思是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的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此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哲学在现时代不会终结是不可质疑的，现在宣布“哲学的死亡”为时尚早，这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在谈论哲学的终结时的前提条件，诸如“物质生存条件”“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如果离开这些前提条件，连谈论作为意识形态的诸意识形式的终结就是非法的，更不用说谈论作为文化形态的诸意识形式的终结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学者和他们所批判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误解称为“责难”，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的结论，而忽视了这些结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在纯思想领域里讨论这些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就说“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13］293。也就是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的理解，我们一方面不能离开他们提出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他们所面临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他们的对手所忽视的“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这充分说明了，不论对于马克思何种意识形式的终结的讨论，如果离开了马克思提出问题的特定语境和限定的条件去抽象地谈论，都是非法的。
所以，学界反哲学终结论［18］（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论）者也正是在作为文化形态的哲学意义上来反的，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不能仅仅只用一个维度而遮蔽其他维度的方式来完全否定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哲学终结的内涵，关键是要做出具体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哲学到底指的是哪一种意义上的哲学，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这就需要我们辨明。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把哲学区分为三种形态意义上的哲学，实际上，这三种意义上的哲学在文本中可能又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理解的难度，这说明我们对哲学的内涵作出区分的必要，同时也要意识到这种分析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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