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著作，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历来对《史记》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使人们不断加深对《史记》的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使用了许多歌谣和谚语，这些谣谚在《史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其独有的艺术功能。尽管前人已有一些这方面的论述和研究，但笔者认为前人之说还有待完善和进一步研究，因为这对于全面理解、读懂《史记》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着力在《史记》中谣谚的艺术功能方面重新作出考察，以期能够加深人们对《史记》这部巨著的认识和了解。
【关键词】《史记》；谣谚；艺术功能
《史记》的内容博大精深，其语言运用独具魅力，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其中所运用的歌谣和谚语，为创作《史记》提供了新颖、活泼的语言素材，有力地增强了《史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使《史记》的语言妙趣横生，寓意深刻，形成了《史记》语言风格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表现了司马迁过人的史识。关于《史记》中谣谚的艺术功能，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史记》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莫过于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使读者们恍睹其容，亲闻其曲，就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恰当、妥帖地引用了许多歌谣、俚语。项羽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人物，其性格中叱咤风云之外的英雄气短，侠骨柔肠，儿女情长的一面，正是借助《垓下歌》表现的。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述垓下之围的情景：
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雏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文中《垓下歌》的引用，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具传神的气质，项羽没有了当年“背水一战”时的豪情壮志，而是将他 身陷绝境，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无力挽回失败定局的心情细腻的刻画了出来，为项羽的悲剧形象增添了浓烈的感染力，显得生动饱满，有血有肉。清人吴见思指出：“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
汉高祖刘邦是《史记》中一个极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草根发展成为最高统治者，本该意气风发，得意洋洋，踌躇满志，但他在荣归故里时所唱的《大风歌》却极其苍凉空旷，将刘邦惆怅、茫然，寂寥无人的心态描摹毕见。据《史记·高祖本纪》载：
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西汉王朝建立初期，高祖见机铲除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开国大臣接踵而反，恰太子仁弱，不能担当重任，刘邦虽年世已高，但迫于形势不得不亲自出征，环顾宇内，茫然无人。此时，刘邦可谓衣锦还乡，但从“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来看，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复杂的，也充满了无助与孤苦。自己本该与众将共商治国大事，而如今却要亲自讨伐曾经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贤能良将，内心的伤感表露无遗。
此外，刘邦为人权诈多智，富于深谋远虑。但是，从《大风歌》让我们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从而使刘邦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复杂而具立体感。
二、有利于增强作品的语言美感
阅读《史记》，我们都能切身体会到文中语言所带给我们的美感。司马迁既能将文章写得气势恢宏，又能通过揶揄的笔触，使语言活泼而生动，新颖而别致。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在创作时所使用的歌谣谚语。谣谚大多来自民间，且自然纯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曹丘生为了迎合季布，只是慢条斯理地引出楚人之谚“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以轻松俏皮的俗语表明得到季布承诺的荣耀，引得季布转怒为喜，待之“为上客”。借引谚语，对季布的调侃、宛然可见。清人姚祖恩也认为“ 季布于此煞是可笑”。有的转为无情的嘲讽和戏谑，如在《史记·佞幸列传》引谚“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是指皇帝身边的弄臣，卑劣委琐自不足论，但他们善于察颜观色，取悦人主，借此平步青云。对这种政体弊病，司马迁借俗谚讥讪讽刺，以此表明对这种苟合取容行为的不满，手法揶揄，笔力如刀，可谓深刻。
《史记》所引用的谣谚中，有的富于理趣，精炼而寓义丰富，真正做到了言简义丰。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史记·春申君列传》中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明了把握度的重要性。这些语言都来自于对生活经验的总结，这极大地增强了《史记》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使其隽永耐读。
这些语言委婉风趣、通俗生动的歌谣、谚语，贴切而不堆砌，深挚而不浮浅，加强了文章的感情脉络和气势，读起来琅琅上口，甚至有一唱三叹的韵律之美。
三、有利于酝酿悲境的氛围
《史记》中所引用的一些谣谚有的是为作者抒写典型人物服务的，如，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鸿鹄歌》，荆轲《易水歌》，伯夷叔齐《采薇歌》，孔子《去鲁歌》等。这些歌谣的引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整个作品酝酿悲境。这是与司马迁“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的宗旨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在阅读《史记》的时候，从始至终都被一种悲剧的气氛笼罩。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歌》：
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四面楚歌声起，在项羽的帷帐中一片漆黑，面对虞姬，项羽泣不成声，作为楚王他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作为丈夫他不能保护自己的爱姬。遥想当年自己率领江东子弟横扫秦军的英雄气概，项羽内心的悔恨和痛苦不言而喻。恰在此时他和虞姬的一唱一和更增添了悲凉的氛围。受此感染，帐内将士哭成
一片，以致“莫能仰视”，何其悲哀！
又如：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的场景，其中所唱的《易水歌》为读者营造了另一种凄婉悲凉的意境。
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玩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萧萧秋分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此刻的送别意味着什么。对荆轲来说，刺杀秦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注定是一条不归之路，于太子丹，如果荆轲此行不能成功，自己也将面临灭国身亡的危险，所以此次送别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即将分别之际，所唱《易水歌》无形中为本已悲壮的场面更平添了悲凉的色彩。孙月峰在《评注昭明文选》中评价《易水歌》：“只此两句，却无不慷慨激烈，写得壮士心出，气盖一世。”可见《易水歌》的悲境令后世人们也感同身受。
因为司马迁本身的经历就有悲剧色彩，所以他在创作时也就有意引用了许多带有悲伤情调的谣谚，以此来突显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汉代本有“ 以悲为美”的社会风尚，这也必然使作者受到浸染。
四、有利于加强美刺功能
谣谚历来为民众所喜闻乐道，在歌谣的吟唱中，他们可以尽情的表达他们的爱憎，彼此之间都可以不言而喻，心领神会。这些歌谣紧贴时代脉搏，能敏锐地反映时世的兴衰，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故而，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歌谣，以便“ 观风知政”。
谣谚一方面是对良将贤臣的赞美和歌颂。如《史记·李广苏建列传》中引用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百姓对汉之“飞将军”李广的称道和赞扬。《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春秋时齐桓公举用管仲为相，“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人民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君主做出正确的决定，臣子就顺其行之，君主有过失的地方，臣子就纠正并制止之，这才是君臣能够和谐相处的原因。这句民谣极力地歌颂了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谣谚另一方面是对乱臣贼子，奸佞小人的抨击和鞭策。今人李长之称“它（指《史记》）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艺术的峰巅。”可见《史记》中的讽刺艺术是相当高妙的，而在语言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司马迁在行文中应用了许多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谣谚。譬如，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战国时齐王田建不分忠臣和奸佞，重用小人，所以国家很快就灭亡了。人民歌之日：“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怨恨齐王不分是非导致国家破亡，人民遭遇离乱。
五、为后代文人诗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很多诗人借用它们来咏物抒情
我们在探讨《史记》中谣谚的艺术功能时，不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应该看到它对后世文人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后世诗歌创作方面，诗人们化用《史记》中的谣谚进行创作的现象尤为突出。阮籍的《咏怀诗》第三首开头两句说：“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显然本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俗谚。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秦观的《望海潮》（“梅英疏淡”）、周邦彦的《六丑》（“正单衣试酒”），也都化用了这条俗谚。南宋陆游的《金错刀行》结尾二句说：“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 是借用《史记·项羽本纪》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庾信《拟咏怀》第二首有“一顾重尺璧，千金轻一言”的句子，是融合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一俗谚。李白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贺铸的《六州歌头》及近代金和的《兰陵女儿行》，都化用了这条俗谚，使“一诺千金” 作为一句成语流传至今。
总之，《史记》中保留的谣谚使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谚语在文字上得以固定，因而流传得更广泛和长远了。同时也为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
六、对《史记》论赞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史记》的论赞，语言精简，博大精深。有的品评人物，有的纵论史事，有的阐明主旨。这些都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文中引用的谣谚，如同引经据典一样，对论赞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平实的谣谚在论赞中，往往能对传主作出入木三分、得失俱论的真实评价。譬如关于平原君，他“以相国印授乐毅”、“魏冉来相赵”的事迹早已被人们所熟知，但他却因为一时的私念，经不住“冯亭陷地”的诱惑，丧失理智，使赵国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坑杀四十万大军。司马迁洞悉时政、时人，发而为文，评曰：“利令智昏”。只四字，却犹如一枚钢钉，将平原君这个失策之举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警钟之上，供后人警醒，使论赞的表现力掷地有声。
论赞中所引用的谣谚，还体现出作者能够一分为二的来评价历史人物。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看待叔孙通这个人物时就很客观公正，一方面揭示了他阿谀奉承，巴结权贵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他在西汉建国之后，帮助刘邦稳定时局，制定各种法规条文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论赞中使用谣谚，还可以把抽象的议论说得率直、深切，而且能借其发身世之慨，体现了个人情感的变化。如《史记·郑世家》引用谚语“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权利相合，以权谋私，世态炎凉，这是当时社会 的弊病，这样的社会最忌讳有正直忠良之士的存在，所以司马迁对“李陵事件”作出的公正评价直接导致他遭祸下狱，因此司马迁对人情的冷漠有着深切的体会。故笔下的文字激扬慷慨，借谣谚一泻而出，句句激愤，字字慨叹。
《史记》中的谣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堪称博大精深。其艺术功能诚如上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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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玉龙（1988.11- ），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