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一经济基础领域的自我转变，既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观念指导下的选择，又会促进我们的价值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全然不触动基本价值观念的文化改造和经济变革，是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在与经济转型相联系的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变革必然成为焦点。
我们看到，近2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呈现以下几点深层特征：
首先，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觉醒，社会呈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趋势。
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价值观念。其中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中心。因为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国家各级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应是构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主体观念的两个主要方面。但是这种主体观念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如何使它充分地落实和体现出来？这个问题过去解决得并不理想。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这个整体的、最高的主体，同时也几乎是唯一的主体，它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而基层集体主体和群众个人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在一些方面并不到位，事实上存在着整体与局部、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之间责、权、利结构不合理、不健全的情况。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则表现为主体意识的不健全和不落实。例如一方面，"公仆"总觉得自己已经代表了人民，是"为民作主"者，只要对上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了。WwW.133229.CoM因此"公仆"二字往往更多地联系着特殊的权力、级别和待遇等，而相应的服务意识、接受监督意识和权力约束感则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公仆"二字往往具有了相反的味道；另一方面，"主人"对自己的全部权力和责任缺少完整具体的实际体会，反而形成了某种依赖性强的脆弱心理，要么实际上不觉得自己是主人，要么以为"主人"二字仅仅意味着有权享受保障，而无须承担风险。人们把这种情况形象地叫做"主人空"。
市场经济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它以经济活动的主体、价值主体的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为前提。只有作为生产和经营者的个人、企业法人成为自己活动的真正主体的时候，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才会有竞争，才会有效率，才会有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才会有市场经济本身。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实际上确认了不同所有制主体，包括国家所有制主体、集体所有制主体和个体所有制主体等等多元化的主体性存在，强化了其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全民所有制单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特别是承包制、股份制等的实施，也不同程度地强化了人们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在市场中，国家仍是最高形态的主体，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主体，不再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一切企业，而主要通过宏观调控积极地保护、干预和引导市场；企业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也要扔掉铁饭碗，而去独立自主地负责生产与经营，追求最高经济效益。价值主体的责权利不断明晰且规范化，人们自己向自己负责的意识不断增强。在市场中，人人都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寻求生存与发展，满足其需要，实现其价值。同时，左倾思想的清除与解放思想的号召和措施，以及创造性的改革实践，又使人们不断冲破观念上、思想上的束缚，使主体性得以高扬。因此，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然不断唤醒、强化不同价值主体的意识，使社会整体呈现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国家、每个集体和独立经营的个人都成为一定责权利的主体，彼此之间将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而是双向或多向的相互关系。与之相联系，必然产生关于"公仆"和"主人"的新观念。例如集体和群众的个体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同时也就使他们对国家公仆的监督和选择观念强化，从而更切实地感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这是观念变化的主流。同时，多元化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过去那种不健全的、脆弱的主体意识由于经受不起冲击，则可能演化成种种失落和失控状态，造成思想混乱和风气败坏，严重地削弱甚至瓦解社会的凝聚力。例如，由于破除"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化公为私"现象泛滥，"公仆"在金钱和享乐的引诱下走向腐败，等等。
多元化意味着差异和冲突。因此如何处理好多元化与统一性的关系，在多元化的现实基础上形成新的整体性，显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具有很大冲击力的文化建设课题。我国既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拾起计划体制下那种单一式的统一，也不能放任多元化造成无政府状态来瓦解社会。那么新的观念是什么？我们认为只能是：在承认和引导多元主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经济上的客观联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化，通过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化凝聚力，造就一种富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民族主体意识。这一点在未来价值观念的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
其次，人们的价值取向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虚幻走向务实。
"主体多元化"只能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到的情况，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主体自身的情况。就每个主体自身而言，其变化的趋势则是价值取向的多维化、多向化、立体化。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与行政导向相一致，过去的社会价值取向呈现单一的高度政治化特征。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场又一场使每个人都卷入的"灵魂深处的革命"，让人们对"政治"产生了虚幻的神秘感，以为它是生活中最大、最重、左右一切命运的唯一力量，从而对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或恐惧。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便愈来愈整齐划一，愈来愈单调，愈来愈违背人们自己的本性，从而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重心的转移，各层次主体的利益与需要普遍而多层次地凸现出来，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生活显现出它的丰富多彩本性。人们不再以政治为唯一的目标，而是将政治与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的日常生活等彼此参照起来，看作是一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多维整体，不可或缺。而人们自己，则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对待自己的生活，不必人人都非得"修齐治平"不可；不同的角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从政言政，在商言商，球迷也可以通过对体育事业的关注追求国人的强国之梦；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可以、而且日益需要出入于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进行多方面的考量，在朝言政，在家言情，在朋友之间饱览人生百态、纵论天下是非曲直……人们的价值取向随自己的条件、信念与选择日益呈现出多向化、多维化、多层次立体化的面貌。
在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或群体，其价值取向也进一步走向多维化、多向化、立体化的状态，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十分有益的社会进步。它使人们回到自身的社会存在，重新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权利和义务，重新发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真实了，并且通过努力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合理和充实。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人们自立自强意识、社会公正意识、效率观念、竞争观念等，不断为人们所认同与推崇。而过去的平均主义观念、轻商耻利观念、"穷光荣"观念等，则不断受到强烈冲击，逐渐为人们所抛弃。这一点比起过去那种单一政治化的紧张状态来，显然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更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维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是如何处理好多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取舍、平衡和协调。不同主体之间、新旧传统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因而迷惘与困惑、怀疑与失落、混乱与冲突在现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健全的个人说来，选择的导向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只能以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以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昌盛，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原则导向，在实践中探索其中的规律和具体经验，以创造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文化体系，来实现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因此，这可能是新文化建设中最为复杂、最为艰巨、也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再次，社会理想系统的自我审视和重新确立。
在主体多元化、价值多向化的条件下，如何确立健康、积极、切实可行的社会理想和信念，必然成为每一个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导向和灵魂。这个问题被历史地突现了出来，成为文化和价值观念领域里的焦点。
人们的社会理想，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方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它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过去在这一点上确实存在着不少含混观念。
例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之一，是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平和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等等。没有这种新型的公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是以往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理解和贯彻中，却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平。多年来，不少人习惯的是"截长续短，劫富济贫"的方式，而不大习惯于"公平竞争，各得其所"的方式。有人甚至正式把这一方式加以理论化，说"资本主义的原则是"损不足以补有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然而实际上，所谓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途径实现公平，这种观念最初来自古代社会小农的平均主义幻想，它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是"剥夺剥夺者"，并不是什么"损有余补不足"。再将这一"损补"（即剥夺）方式用于理解社会主义公平的途径，则无异于把人民内部以劳动为基础的先富与后富、较富与较贫的差别，与旧社会中的剥削占有关系混为一谈。这种仍未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方式，与过去曾有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思想方法同出一源。按照这种思想方法来追求平等，必然是片面依靠行政权力来推行平均主义，排斥竞争，不重效率；诱导人们在行动上保守封闭，在待遇上的攀比成风。只求"共同"不求"富裕"的结果，只能是抑制了先进，保护了落后。这种思想方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格格不入。
相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确立新的公平观念。这种观念以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但决不留恋贫穷，不排斥效率，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来实现富裕；不排斥竞争，不保护落后，而是鼓励公平竞争，通过"让短的赶上长的"来达到共同富裕；等等。
与公平问题相联系，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大题目。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实现市场经济，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目标？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什么样的平等与公正？等等，都需要有科学、健康、文明的观念注入其中。这些恰恰是最现实的社会理想问题。从价值观念的高度看来，必须十分重视而决不应轻视这个层次的理想建设，它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是对立的，而是通往未来理想的阶梯。离开了现实空谈大目标，或用庸俗、片面的观念代替崇高目标，都是要不得的。
最后，社会本位价值的冲突明朗化。
一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有自己合理而又切实有力的核心价值（即所谓"本位价值"）作为标准和导向。在以"家族本位"和"家长主义"为灵魂的封建主义时代，宗法等级权力是核心，"权本位"和拜权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在以"个人本位"和个人主义为灵魂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私有权是核心，"钱本位"和拜金主义是其价值观念的导向。权和钱都是对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某一方面的放大，作为本位价值，"权本位"和"钱本位"实质上也都是"人本位"――它们分别是以某些人、某一方面的需要和能力为本位，但事实上却是一种历史性的扭曲，是对人的社会本性和现实需要的异化。
无论是封建主义的权本位与拜权主义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的钱本位与拜金主义价值观，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与对抗、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是以牺牲和扭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剥削阶级价值观。我们是在一个有长期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度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目前又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因此面临着防止和清除旧社会影响的双重任务：既要反封建主义、家长主义、拜权主义，又要防止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这一任务十分复杂而艰巨。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作为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以广大人民的全面利益为出发点的。尽管权本位、拜权主义与钱本位、拜金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难免有较大影响，为不少人所认同，但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摒弃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而代之以新型的，即以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从价值主体方面看，社会主义本质上依托于一种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既与个人主义相对立，也要不同于过去的家族主义和它的各种形式的放大，如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帮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只能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人民大众创造历史和自我解放的实践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价值。它是要为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光明前途而奋斗的价值观念。
从价值取向方面看，在目前阶段，区别于"权本位"和"钱本位"的价值观念，理应是一种"劳动本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光荣，诚实的劳动和创造是致富和文明的根据，是人的价值的标准！"这样的观念是当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价值导向。但是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代，这种本位的价值还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能够取代权或钱的社会标志物，还不得不以一定的"权"或"钱"作为过渡的兑现形式。即：对于劳动好、贡献大的人，要给予提升职务（权）或物质奖励（钱）的回应。这说明，要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本位价值，让"劳动本位"不仅在理论上、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在社会体制、社会操作乃至社会风气中都得到贯彻体现，无疑成为现实中最富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历史任务。没有这一任务的实现，可以说也就没有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特有的本位价值。实现这一任务的努力和考验，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进步过程。
总之，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使当代中国置身于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关头。从闭关锁国走向全方位开放，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从中我们得以清醒地观察世界，审视自己，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让世界走向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又使古老而新生的中国文化不断冲破旧的樊篱与羁绊，从而充满活力，顽强地走向世界。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双重互动中，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世人瞩目的急剧变迁。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社会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