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自然的理由》是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奥康纳认为，“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理论空场”，因此，他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奥康纳的结论是：马克思是在一种“前人类学”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而没有领悟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他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者认为，詹姆斯·奥康纳在对“方法的探求”的过程完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自然；社会劳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wwW.133229.coM“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2）目前的生态危机 （ecological crisis）也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一切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自然的理由》（下文简称《理由》）是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在该书《前言》中，奥康纳展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首先，三种“古典管理模式”的瓦解，即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削弱；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巨大推动下）的变化；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其次，资本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孪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增加。（3）在这些背景之下，形成了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例如：女权、种族、生态等]和工人运动向生活领域的扩展，作为这种新的社会变化的理论之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ecological socialism）应时而生。
一、理论生长点：马克思的“理论空场”
在《理由》的《导言》中，奥康纳借用黑格尔（hegel）的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它的翅膀”暗喻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4），因此，在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可信的，从而也就指认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奥康纳在对有学者攻击马克思在生态学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观点时的辩解中，则直接指认了马克思的“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5)思想。
在《理由》的第一章的《导言》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思想源头凸显出来。“卢卡奇作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所获得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正处在物化之中，这一观点相继被阿多诺、霍克海默尔、马尔库塞以及其他一些批判理论家所采纳。他们这些人对具体的社会和国家的批判是马克思当年对商品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的一种逻辑上的自然延续。”（6）奥康纳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实践则是持否定态度的。“类似于前苏联的那种并非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那样的东西”（7）（着重号为引者加），“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其实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深层的规范性要素并没有关系……。”（8）
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试图尝试的是环境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一种对话，但作为一种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呢？他的回答是，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对土地的挚爱，地球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以及南部国家的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政治生态学所关心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难道不是被遗忘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绝对是。其实，正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尽管的确存在着上述所论及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空场……”（9）（着重号为引者加）“理论空场”的存在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使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成为可能。
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一种历史解释观
《自然的理由》全书共有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史与自然”，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做出阐释。用奥康纳的话说，这一部分是“对方法的探求”，而这种“探求”尤其集中在第一章《文化、自然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这也是本文重点解读的文本部分。
与我们对马恩经典文本的看法不同，奥康纳在第一章《导言》中指出，“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系统说明。”（10）（着重号为引者加）他还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十一条提纲提出类比看法认为，不能将它看成基督教“十戒”那种东西，并且认为《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始源性著作中，马恩依然没有梳理出方法论的清晰轮廓，并将之归因于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证明之或否定之的历史资料。因此，奥康纳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观念”（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ion）认为是一种“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这一点事实上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奥康纳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对象是“历史的延续、变迁和转型的过程，即世俗性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以及令人可敬有可畏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革命以及反革命的过程。”（11）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指认为“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和转型的一种方法”（12），并将这种唯物主义方法的辩证法特征概括为：“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被放置在历史之断裂性的维度上加以解读。”（13）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蔓延，生态科学的出现和生态斗争的事实，奥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拓展已成为必然趋势，这也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客观实践支撑。他也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双向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内拓展：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和已经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再生产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不仅如此，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的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第二自然”，（奥氏所言“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笔者认为可理解成“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也应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这便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向外拓展。
三、三大主题：文化、自然和社会劳动
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超越的是“存在于历史理论和地理－生物学理论或假设之间的二元论现象”（14）客观上要使文化（culture ）和自然（nature）这两大主题和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m）的社会劳动主题走向融合，而这种融合的方法论模式的探求，即就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
奥康纳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的分析中，认为其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和文化的方式问题。”（15）
针对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和资本的拜物教的理论之外，并不存在一种关于文化、语言、主体间性和伦理的理论，奥氏指出，“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16),进而他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维度：生产力的客观性维度，即由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所组成；生产力的主观性维度，因为生产力不仅包括总体上的活劳动，而且还包括劳动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并且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的客观维度，因为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具有客观性，奥氏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举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全球跨国资本重组的趋势；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因为财产范畴具有文化意蕴并且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的方法是受致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他以日本企业文化重责任感和美国企业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来说明这一点。至此，文化主题(cultural subjects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被凸显出来，文化主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地位的提升，实际上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阐释“科学性”努力方向的一种“重构”。
至于自然主题，奥康纳直接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没有一种（或只在很弱的意义上具体）研究劳动过程中的生态和自然界之自主过程（‘自然系统’）的自然理论。”（17）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突出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成功论证论证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却“边缘化”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突出了“人化自然”，却未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正因为这一点，奥氏将马克思定位于“前人类学”的话语言说，并未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奥氏对马克思的定位和自然主题的彰显，对于我们反思传统解释框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着“主客二分”倾向，有可借鉴之处。）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以协作为介入点的。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之所以被忽视或弱化，是因为源自协作未被全面理解（例如：协作所应具有的文化形式或自然系统中的“协作”内涵）而被单方面处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理论倾向，在这种观点看来，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即“技术决定论”；而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从现有“权力关系”的起源角度推导出协作模式的性质，即“权力关系决定论”（这种观点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奥氏则认为协作应或多或少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样式的基础上，即由技术、权力关系、文化和自然“四因素”决定，进而将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生产关系内的变化引起协作关系进而影响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并指出协作本身既有量的维度又有质的维度：协作量的维度即协作的规模，这一维度在现时代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全球协作分工模式的形成；协作质的维度是指用历史的、具体的方式把劳动活动和生产过程中的的劳动者组织起来的力量形式，以及反抗这种力量的形式，《理由》中是以罗马银矿协作、封建庄园协作和资本主义早期工场协作来说明三者不仅有协作量的维度区别，更有协作质的维度不同，并推动生产力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劳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题。《自然的理由》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交互作用，社会劳动则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奥康纳认为社会劳动是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一个物质性的临界面”，并指明了社会劳动的客观和主观的两种功能：社会劳动的客观功能是指创造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客观世界；社会劳动的主观功能则是建构自己的主观意识世界，以及对新的人类物质活动可能性的二重影响。至此，社会劳动与文化、自然一起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三大主题。
四、核心理论：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核心是从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展开的。他认为马克思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把它视为与社会基础相交织在一起的，无疑还处于“前人类学”的阶段，因此，“由于没能领悟到社会历史或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18）（着重号为引者加）从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视域中作为建构者的地位的“丧失”。奥氏将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表述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力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19）
奥氏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在不具备充分文化性的同时，认为它在唯物主义的维度上也不彻底。由于马克思对自然的自主性的忽视和马克思的“理论空场”的存在，奥康纳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自然具有一些自主性的生产力，这种自主性源于“森林的持续性、土壤形成的周期、特定种类人口的增长模式以及气候的变化”（20）等自然界的“弱规律性”；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的一定形式，与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可能性，《理由》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举了中小财产所有制在哥斯达尼加比中美洲其他诸国更为适宜，是源于该国的地形的特征。因此，他更进一步修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观点，自然界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是自主合作者。
奥康纳的文化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是站在现代人类学的立场上，凸现了文化实践的作用；他的自然维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针对马克思的“理论空场”，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笔者认为，文化维度在传统解释框架中被忽视了，对“重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自然维度。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重构”并不是指认奥氏本人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可能用后现代话语“消解”更符合作者真实本意，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于后现代语境中。）但这种“重构”，在奥氏的思想架构中又是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学决定主义”作了严格区别，从而为在实践中走向生态学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并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同时，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劳动也被“重构”：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21）（着重号为引者加），同时社会劳动又被赋予了自然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之上。”（22）（着重号为引者加）。在被“重构”的社会劳动中，自然和文化的因素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使得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成为客观事实，但文化和自然二因素的结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奥康纳的政治理想认为，单一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单纯绿色政治和单一文化生态学导致的单纯红色政治，应该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被扬弃，作为“红”“绿”结合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应走向前台。
在《理由》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和自然”中，奥康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学社会主义作了如下描述：“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23）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