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的激进派及其中国弟子都认为，宗教源于神学迷信。神学迷信是愚昧落后的产物；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的进步，宗教将逐渐消亡。
科学派的思想大师们认为，现代科学成果和科技工具理性主义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他们虽曾出于自由的信念而不得不在口头上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上对宗教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蔡元培认为，宗教是在人类早期“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的产物；宗教所提出欲解决的问题，“现皆经学者以科学在研究解决之矣”（《蔡培元哲学论》174页）所以，宗教这种“强制的”，“保守的”、“有界的”信仰被彻底唾弃。（同上399页）陈独秀早期的宗教观， 比科学派还激进：“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规。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宪法与孔教》144 页）他把宗教归结为对鬼神的迷信，（同上《〈新青年〉罪案答辩书》317 页）主张以科学代宗教：“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规，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例……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同上，《再论孔教问题》166页。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但很快，不过一年， 他就认识到宗教的社会意义，承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公开承认并改正了自己对宗教的错误认识：“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wWw.133229.cOm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本能倘不相并法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这种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的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同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513─514页。一九二０年四月一日）
既然“新宗教’为新文化所必需，而当时创造一种新宗教又“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只有“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了。那么，陈独秀所“提倡”的这种足以“代替那较好的宗教”的，能够“除去”其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的“较好的宗教”，到哪里去找呢？陈独秀先生自己在找，并且，还真被他找到了。他接着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差等，施由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般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这种“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的“现代道德底理想”，不正是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孟子·梁惠王上》）“广济博施”，（《论语·雍也》）实现“尧舜其犹病诸”的“安百姓”（《宪问》）的“全社会”，直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的孔孟之道吗？原来陈独秀先生汲汲以求的“新宗教”，正是陈焕章先生全力倡导、弘扬和推行的“特别宗教”的孔教。“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示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也，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38 页）陈独秀区分开了先秦儒学和“历代民贼利用之孔教”，也就回到了传统文化的大道上来，他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入光辉，既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同上，答常乃德》177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剥削阶级麻醉、控制群众的精神武器，是社会的精神鸦片。但承认宗教产生有其社会根源和必然性，随着社会进步，其由以产生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根源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但掌权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宗教采取了批判、限制、利用以致消灭的政策。理由是，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还有思想根源，即剥削阶级麻醉、控制人民的需要，所以革命政权也要发挥其能动性，促其尽快消亡。这种政策恶果严重，也不是认为是“左”了，但其根本精神还认为并不错。
近代以来，中外的激进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信奉的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它和它的信奉者可以以真理的，或者革命的，或者以悲天悯人的救世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取代（其实是消灭）所有其他的文化、学说和宗教。试问：古今中外，哪种文化、学说、宗教不认为自己是“放之四海皆为准”的？这正是战争和冷战的根源之一，也是倡言“文明的冲突”论者的立论基础。人类好容易从异化的谷底爬上来，怎么会再退回去，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呢？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学说和宗教主张这样做。只有少数文化本位主义者，民族利己主义者，或宗教蒙昧主义者现在还想继续这样做。但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历史已走上正道。
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把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根本不懂宗教。佛教就是无神论的，释迦牟尼佛不讲迷信，主张人自助。南公怀谨先生说：“宗教哲学，我最佩服释迦牟尼佛，他是不讲迷信的。拜佛，佛就保佑你，那不是佛。佛真正的教义跟孔子一样，一切在于你。能够作主宰的是你自己，是你自身的业力，没任何教主可以做你的主宰。”（《易经系传别讲》333页）
诚然，神学迷信是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愚昧落后状态时的产物，但文化和科学也寓于神话和迷信之中。宗教早期的神学迷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人性通过神学迷信的形式来实现。早期宗教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不是神学迷信，而是人道主义精神，所以，要想正确认识宗教，首先要把宗教和神学迷信区别开。二者没有必然联系。随着文化科学的进步，固然有不少基于愚昧落后的迷信被证伪而消亡；但也有不少原以为迷信的内容证实而得到承认；还有许多所谓“神学迷信”的东西，现在的科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对比，正确的态度应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等待科学的发展。此前应该承认信仰自由、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你可以不信，但你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权利和自由，不要妄谈人家是神学迷信，这是人文精神。近代以来，以反对封建启蒙自诩，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全盘西化派，对待宗教的态度却最少人文精神。他们把信仰问题政治化，根据需要而少大由之；把宗教和神学迷信混为一谈而完全否定宗教。
中坚派认为，科技工具理性只能解决人的物质需求问题，不能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更不能解决人们的感情和心灵问题，而后者才是社会人生的主要问题。他们认为，宗教在“超科学”的价值体系中，并非无足轻重。梁启超认为，人生问题之最重要部分具有超科学的性质。豪杰之士所以能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原因在于其能“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饮冰室全集》第二册，46页）当人们碰到某些问题不能解决，特别是身心无法摆脱，又无能为力，也无从解释的苦难时，往往寻求精神、情感上的解脱，此时理智未必解决问题。而宗教往往是最便捷的解决办法。这种摆脱痛苦的办法是否最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得到解脱，哪怕是暂时的也好。问题是不要被击垮，继续、甚至更好地生活下去。和无宗教信仰者相比，有情感寄托处毕竟是件好事。它能使人经受沉重的打击而不至精神崩溃，并能很快地振作起来。我常想，屈原如信仰宗教不致自杀；柳宗元如不信佛，古代中国就要少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了。如能宽容和真诚地对待生活，就不会把宗教看作可有可无、甚至邪恶的东西。科学派，和有些所谓的“君子儒”，以理性主义者自居，自以为高洁清雅，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陶醉于所谓高于宗教，其实未必正确的学说，并将这种观点视为绝对真理，形成一种教条，作茧自缚，反而陷入对自己信仰的教条的迷信，其实，这些书生徒尚空谈，既不真懂宗教，更不关心民众疾苦和现实人生。但这些人在社会，在学界，影响却很大。真要公开辩论，他们又摆出一副真理捍卫者，对不同观点不屑一顾的神态，其实他们根本不敢公开平等的辩论。
就说迷信，古代人迷信，现代人也迷信。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而中国的现代激进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始于信仰，发展了现代迷信，终于信仰崩溃。迷信的基础都是愚昧和恐怖──精神的或物质的。古代迷信的鬼神奖善惩恶；现代迷信的人一旦被神化，其心血来潮，狂暴怪戾也必须绝对服从。被虐杀还要三呼万岁，并寄望于神给他平反昭雪。古人迷信来世，虽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仍有劝人向善的功效；现代迷信神化遥不可知的未来，也不许质疑讨论，以换神当作新生，却不思修庙和论道，则迷信无穷期。所以，现代迷信的危害比古代迷信更深远。现代的君主极权，政教合一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也比古代的大得多。封建季世，特别是明清以来，君主极权和专制主义造成的文化大滑坡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惩罚了我们。一百多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近代史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施回到一个早己死灭的时代。”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是正确呢？鉴别的标准只能是人性和社会实际。哪一种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那一种就正确。
先从宗教的起源谈起。
确如蔡元培先生说，宗教是人类在“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的产物。出于人的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需要，人们应该认识宇宙、社会和人本身的秘密。但初民对此茫无所知，就如同处在黑屋中的孩子，感到危险和恐惧，对任何事情都难以把握，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而不知到怎么办。于是人们就把自己的愿望寄托于自己幻想出来的一种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称之为神、为天、为帝，主宰自然和社会，为人类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们对这种力量和它的体现者信仰，敬畏和崇拜。从自然崇拜到灵魂崇拜，到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神灵崇拜；从多神到统驳众神的至上神到一神；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如犹太教、神道教、印度教），到世界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就是宗教发展的大致历程。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的和自己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地成为宇宙、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迷信神怪的思想越来越少，直到不迷信。但宗教并未逐渐消亡，反而在不断发展。这就说明，宗教之所以产生，还有知识和能力以外的原因。
宗教产生于人类文化早期，但这决不意味着早期的人类只有物质需求，没有感情和心灵的需求。如果人只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那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孟子 滕文公上》）当然，为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存和延续，首先要有物质生活资料；但在物质条件初步得到满足和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化的需求相应的也在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高。人们还想生活的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越大越好，直到充分实现人的价值，成就“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 宪问》）的事功，直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绝非现代科技成果和科技理性所能解决的；相反，不少认识到人生意义的志士仁人，从先知先觉到有责匹夫，为了他人、社会、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物质利益乃至生命而成仁取义，这更非科学工具理性所能解答的。这就是说，在物质文明之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物质文明上，人们还有一种精神文明，还有一种心灵的需求。这才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之所在。马斯洛说：“精神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需要，而物质的享受只是人的需要的最初阶段。”而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仅试图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且试图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一句话，宗教产生于人性发展的需要。宗教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宗教也是人学。
当代人类生产和科技水平能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有余，倒是人类的精神文化、道德水平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使得物质财富被滥用，被破坏。所以，随着科学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对能解决精神问题的宗教的需求，不是逐渐减少，反而不断增强了。这不是科学技术和科技工具理性主义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哲学所能包揽的。即使像儒学这种从宗教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宗教，高于宗教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能比宗教提供更好的终极关怀，能扮演准宗教的社会功能，它也不能完全取代宗教，不能把信奉宗教的人全争取过来。何况像儒学这种高品位的学说，都能兼容并蓄，它不需要，也不会去取代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而只能和它们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
为了进一步揭示宗教性质的本然，应该听一听当时不受意识形态和情绪影响，既非左倾激进的西方论者，又不是宗教徒的宗教史家的意见。他们超然于社会政治和党派斗争，肩负着神圣的文化。学术使命感，具有深厚的学养功力，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又谨守传统的史德和学风。其中成就最大的当首推用彤先生。他既反对信仰主义，更反对对宗教取敌对、盲目排斥的极端态度，而是以客观的态度，精深具体之研究，以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人道为准绳，从而揭示了宗教的人道主义本质。汤公对宗教的哲学反思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的首段：“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上书634页）
指出应以“同情之默应”的心态去作“心性之体会”，才有可能“悟入实相”（深入本质），认识其“深存人心”之本源，故能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深层次的需求上“发挥神妙之作用。”这才是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人类的需求是相当丰富和复杂的，几乎没有止境。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七八”。往往使人希望落空。于是人们就幻想延长生命，幻想“长生”或“灵魂不灭”，并信仰能成全这种幻想的神明。宗教就是这种幻想的系统的神学体系。
人类文化是从神话和神学迷信开始的。
每个人，不管他是否意识到，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各种人生观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哲学。宗教的核心是哲学。
在人性发展，社会进步处于低级阶段的古代，人们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人们能想象出的思想观念，只有采取神话和感性化的形式，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就是说，在古代，哲学被感性和神话化了。各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宗教是人类第一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叫做天命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在神话体系内和宗教外衣下面，科学、理性的成分逐渐增加，哲学意味越来越浓，这又是神话和宗教哲学化的过程，直到有的哲学体系从宗教内部脱颖而出。
宗教是人类文化第一个完整体系，是人的本质属性的最早体现，是把人类从动物状态引领出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最伟大的导师。在孔子创立人类第一个人道主义学说体系以前，在世界，宗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宗教。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也是最早的哲学的科学，宗教是最早的信仰、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体。宗教是人类最早的理性思维成果，是宇宙、社会、人生最早的认识体系，是古代凝聚民族的向心力的源泉。宗教是人类意识之母，她分娩出哲学和科学。宗教不仅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使者，而且是文化的保护神。中国历史上两度接受外来文化都是通过宗教进行的。佛教传来印度和西亚文化，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来西方文化。宗教遗迹，又无一不是巨大的文化宝库。在历史上，不论中外，宗教又是反对暴政的革命的积极的组织者，所以，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宗教是崇高而神圣的人道主义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是人类进步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功臣，它的贡献和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和学说。我们可能进步了就忘恩负义，把宗教归结为神学迷信，此其一。其次，宗教也在不断发展进步，神学迷信的成份逐渐减少、淡化，而人文主义的内容逐渐增多。特别是近代以来，不少世界级的宗教都经过“宗教改革”，实现了关注重点的转移；价值观念从来世转向现世人生，思维方法从容忍、吃苦转向积极进取；不断把科学和理性主义引进宗教。对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神学问题尽量存而不论，而重点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从生理、心理上阐述人生究竟、社会规范、和平和现实问题。当立足于理性的思辩和逻辑的论证，肩负着批判实现和指出新路的哲学，在专制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三缄其口，甚至枉道从势，沦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御用文人时，而立足于信仰和虔诚的宗教却默默地引导群众，以追求理想作为批判、否定现实的一种形式；而积极组织群众公然反抗暴政者，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所以，传统的教徒因文化科学水平提高而减少的不多，而文化科学水平高的新教徒到不少。第三，特别是人类进步是一个通过异化和扭曲的社会进程，大多数人文主义学说，特别是西方文化所认识的是一个通过异化和扭曲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是性恶论者。所以，它们都片面强调自然、社会、人生各种关系矛盾斗争的一面，把恶看作人性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各种学说大多是克敌至胜之道，直至发展为唯阶级、唯阶级论斗争论，结果，同类相残，不仅暴政猛于虎，而且战乱频仍，把战争作为解决重大问题的重要的和最后的手段。西方文化是物质科学文化，为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所、生殖等物质的第一层次的生存需求，把人看作是与环境对立的主体，以科学、理性作为向自然索取，向自然斗争的手段。以民主、法制作为协调社会矛盾的手段，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片面强调人的物质需求，而对人的感情、心灵、和社会道德的需求重视不够。它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和成就，但付出的代价太高，负面效果太大，且影响深远。而宗教却能基本上保持一贯的劝恶奖善，惩恶扬善的人道主义传统，为人们树立一个鉴别是非善恶的准绳，在思想深处安置了一个足以维护人性本然的道德自律器，和一个在异化社会鼓励人们满怀希望地走完人生历程的内动机，成为历史异化进程中的一个缓冲装置和安全系统。不仅为社会，也为人们的心灵保留了一片净土。
一般人认为宗教虽然主张和邪恶作斗争，但主要地却要求信徒通过宽容、忍让、苦行去赎“原罪”和前世的“业”修个人的来世的福。虽然旨在追求个人的幸福，并且是永恒的幸福；但却把现世的人生搞得很苦、很累、这种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以牺牲现世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为代价，却追求虚无空幻的且不可知的来世幸福，违背人之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的本质属性，当然，这也只是“门外汉”──非教徒的看法，故作多情的瞎操心。对虔诚的教徒来说，他可能不以为苦，或以苦为乐。更何况，教团和教众也适应市场经济，关注现世生活，并互相帮助。当此岸如此的不尽人意，甚至尽不如人意时，人们能在想象中有个彼岸世界，多保留一点人的本性，少一点此岸的异化，冲淡一些现世的悲苦，这既不妨害他人，更不妨害社会，有什么不好。从积极方面说，这还有利于人们存蓄一些精力，保留一点信心去改变现实，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或者起码可以满怀信心和希望地蔑视那些不尽如人意，甚至尽不如人意，又不许批评的现实。所以历史上许多独裁者既想利用宗教，又很害怕宗教。
宗教是人的本性的文化形态。它能满足人性的需求，并将随着人性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就像人性只能不断发展、完善而绝不会消亡一样，宗教也将不断发展而绝不会消亡。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创立了超越宗教、高于宗教、又具有准宗教功能的人道主义体系的儒学，并且成为主导思想也两千多年，但中国原有的天命观思想并未消亡；并且就在儒学已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情况也下，不仅产生了道教，而且接纳了外来的 佛教、伊斯兰教和耶教。
人类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的需求是非常丰富、复杂、精细维妙，甚至幽远玄奥的。并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丰富和提高，人的这种文化精神和心理需求也越来越多，越高，越细致。就是说，人们对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哲学（各种文化和学说）和宗教的需要不是逐渐减少、淡化、甚至消失，反而更加迫切，强烈和高深。正如人类文化从来是多元的一样，人们选择满足其文化，精神和心灵需求的方式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可供选择的文化、学说、宗教越多越好。既可以“从一而终”，又可以“朝秦暮楚”，还可以“朝三暮四”──从不同的文化、学说、宗教中择优而综合为自己的人生观和终极关怀。既然宗教是一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就和其他文化、学说一样具有永恒性。不仅宗教和各种文化、学说相比，很难说哪一种更好或最好；即使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学说自己相比，也很难说哪一种宗教、文化和学说，是最好的宗教，最好的文化或学说。只要它们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就是永恒的。只有差异，难分伯仲。只能相互借鉴，而不能被取代，更不会消亡。二十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在其领导下的国家倒是做到了这一点。不能说这和它的终于解体没有必然联系。但它解体后宗教不仅恢复了，而且还有正常情况下不敢奢望的很大发展。从长远利益来说，消灭宗教的政策反而事与愿违，促进了宗教的发展。
人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是民族的和家庭的信仰传统几乎起决定性作用。一个从小在教堂受洗，长大在教堂结婚，死后又由神父送往“天堂”的人，能轻易地和宗教一刀两断，或改宗他种宗教、文化或学说吗？他的这种宗教信仰也是从娘胎和乳汁中承继的。其次，和文化、宗教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关系极大。科学使科学家认识宇宙的奥秘，哲学使哲学家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的规律，但广大民众并不理解和认同科学家、哲学家有关天道和人道的高深玄奥的道理。特别是生活方面、感情方面、心灵方面的许多问题，远非科学、理性所能解决。大道至简至易。群众也不愿听道德学家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宁愿相信宗教。一个人一旦信仰了一种宗教，既使对教义，宗教哲学并不了解；也不管他德、才、能高低；也不论过去的善恶、功过、是非，都能一步到位地得到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因为他确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的权威，控制那些给他以打击、给他造成灾难的力量，在保护他，所以他感到安全。由于他确定了对来世的信念，而对现实的苦难和生老病死产生一种超然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永恒感。一旦信仰了某种宗教，就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从过去的与人为恶变成与人为善；从事事计较，针锋相对变成宽容、忍让。他相信，他今天忍受的一切苦难，作出的一切牺牲都能得到回报；相反，权钱物欲，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生死轮回，善恶必报。过去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混日子；现在变得有信仰，有了人生追求；他的人格变得高大丰满，人也变得从容和聪明，待人处世显得有板有眼。尽管他的文化程度还是那么低，甚至不识一字，但他的文化素养一下子就提高到他所信奉的宗教的层次。耶稣说：“我赐给你安宁。这种安宁，世界不能给予你，也无法将它从你身上剥夺。”除了宗教，不论是科学、文艺作品，还是哲学，都不能给人以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基督说：“上帝就在你心中。”路德说：“上帝不过是人们心中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之所在。心中有了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上帝就是真实的；相反，上帝则成了虚幻。”可见，上帝虽然能给人们心灵一种依靠和慰藉，使人有安全感和永恒感，但对上帝的信仰和教规的种种道德法则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宗教的真正生命和灵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爱，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伟大宗教的创始者皆性格特殊，感情强烈，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人类之爱。这种爱是宗教的灵魂。这种爱使宗教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伟大的强烈的人类之爱，赋予先知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崇高的人格力量，使之能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体现人性的本真，以顿悟的方式把握人的本质、社会和宇宙的实际及其规律──人道和天道。从而能把握是非善恶的本质，将正义的法则与道德规范相统一。而他们自己，又无一例外地都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这就使他们所讲的教义具有无可辩驳的可信性。大多数宗教创始人没受过高深的教育，他们讲民众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大众的爱戴。他们讲的教义就能唤醒，激发和鼓舞大众的激情和感染力，能使人、甚至“下愚之人”，也愿意自觉地服从道德规范而不为名利所动。而除了儒学和宗教，无论哲学家、伦理学家、科学家，还是革命家、文学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伟大宗教的创始者都说，他们所体现的这种伟大的强烈的人类之爱来自上帝，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他自己不过是上帝的使者。通过对上帝、先知、圣徒献身的事绩的赞颂感染君众，引起共鸣，唤醒、激发人的善良的本性，产生无私的爱心和对上帝、先知、圣徒的无限的、狂热的爱戴和崇拜，并把这种信仰世代传承下去。所以，归根结底，促使人们从善去恶，自觉尊守道德规范，却做个好人的根源还是善良的本性，人的爱心，伟大的人类之爱。
宗教的神学和出世思想不仅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还有纯洁心灵，升华精神，提高道德修养的妙用。宗教是通过现世的修德迁善，准备走向来世的条件。迷信和来世是抽象的、空幻的；而现世的修德迁善却是具体和实实在在的。从表面上看，目的是来世，手段是修德。但换个角度，或者反过来看，就可倒果为因：对来世的追求正是促成现实修德的原因。这对个人，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
“宗教信徒每当对神明，致其崇仰、礼拜、忏悔的那一时刻，心情纯洁诚敬，便从尘俗狭劣中超脱出来。这实在是一极好方法来提高人们的德性品质，也就是提醒其知是知非的理性自觉，稍免于昏昧。一般人的德性品质资藉信仰宗教而得培养，是所以说道德宗教二者实相联通也。”（同上，704页）
“质言之，教堂一切设施环境和每周礼拜生活直接对整个身心起着影响作用，总会使你（苟非先存蔑视心理）一时超脱尘劳杂念，精神上得一种清洗，或解放，或提高。这得之什么力量？这得之于艺术魔力，非止于种种艺术化的感受，而且因为自己在参加着艺术化的一段现实生活。这种生活便是让人生活在礼乐中。礼乐是各大宗教群集生活所少不得的。宗教全藉此艺术人生活动而起着其伟大影响作用，超过语言文字。”（同上741页）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这种超现世的追求有二：一是怀念过去，探求宇宙，人生何所从来；二是企想未来，想搞清宇宙，人生到哪里去。前者已交给科学家去问答，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死后的归宿。人类对超现世的追求的两条途径，这就是宗教和哲学。费尔巴哈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就没有宗教了”（《宗教本质讲演录》）梁漱溟先生说：“人生所不同于动物者，独在其怀念过去企想未来，总在抱着前途希望中过活。时而因希望的满足而快慰，时而因希望的接近而鼓舞，更多的是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太难堪。然而所需求者不得满足乃是常事，得满足者却很少。这样狭小迫促，一览而望尽的世界谁能受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现前的知识界限，打破理智冷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使其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尤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的宗教迷信就从这里产生，人们生活更靠希望来维持，而它（宗教）便是能维持希望的。──此情况既见之甚早，亦将延续及于久远之后世，”（《梁漱溟全集》卷三，697页）“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 然而宗教之生效，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对社会、亦是这样。二者都能为人群形成好的风纪秩序，而其收效之难易，却简直不可以相比。”（同上，108 页）从理论上说：“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远不如哲学之科学和进步，实际效果正好相反：教徒的道德水平较高，犯罪率较低。教徒的“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号称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规条及其教会组织，就在听任自便之中而许多人堕落了。”（同上，107─109页）纯靠理性和自觉而没有对丧失理智和不自觉者的有效制约机制，这是儒家的致命伤。
一种文明，学说或宗教，都是人的善良的本质的体现，都是要促进善性的实现。“宗教也是这作用，有个上帝，有个菩萨管着你，你就会乖一点。如果没有所畏，永远不会做好人，不会做好事。所以如果要一般普通人做好事，一定要有个促使他向善的力量在后边才可以。”
“你研究一般人的心理，纯用教化，用仁义之道让他学好是办不到的……一般人因为怕法律，怕社会不齿，因为有个“怕”在那里，所以才讲仁义。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要有个可怕的东西在心里，在背后，才可以使他上进向善。
“所以，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勉，努力）。不威不惩。’
“以上这四句话，古今中外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君子，不在其列，其实我们也包括在内。……所以这四句话在后世的老庄，《易经》中，大家都认为是帝王之学，统治的道理。”（南怀谨：《易经系传别讲》341─342页）
宗教为人们提供的终极关怀简单易行，不论智能高低，德才大小，也不管过去的功过是非，只要意诚心正就能悟道；悟了就信，当下既是，一步到位，终生不渝，也就终生受用。这种信仰虽不能证明，但也不能证伪。其实又何需证明。以绝对真理自命的种种理性主义的学说又有哪个得到了证明？模糊、笼统、朦胧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就是一种美。受用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人间事，本来就有许多说不清，又何必自寻烦恼去刨根问底。“难得糊涂”，不是浅层意义上的消极混世，更有深刻的内涵和意蕴。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不仅有人性本身的需求这个牢固的基础，而且有博大精深的哲学作为理论支撑。谁如不满足于简单的信仰，还有理论兴趣，那一部《大藏经》，尽够你研究一辈子而有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宗教也在不断改革，逐步消除其中的迷信成分，更重视现世的实际问题，不仅在异化的社会给扭曲的心灵以抚慰，而成功地扮演着伦理教化的角色。诚如甘地所说：“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甘地自传》9页）真正的宗教都有完整的行为规范的教育系统。即使到了人性充分实现，社会和谐均衡发展的大同世界，宗教仍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和心灵的一片净土。那时，宗教的神秘色彩和迷信成分早已和愚昧、落后无关，而被赋予怀古情趣而具有历史和文化意蕴，成为一种陶冶情操的高洁幽静的方式而倍受珍视。宗教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公园，而且是精神食粮。宗教活动将变成全民节日，成为人们文化娱乐、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今天的春节、端午节一样。还一定会保持原来的宗教神学的神秘色彩和风貌，否则就没有意思。并且和现在一样，这部分人中，不仅有广大民众，还有科学家──既有自然科学家，也有人文学者；甚至可以肯定，和古代一样，还有孔孟之徒。总之，上帝与人类同在，宗教永恒。
前面说过，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天生的欲望之一。这不仅是学者、专家才关注的问题，普通民众更关心这些问题。超乎现世的问题不外两方面：一是宇宙、社会、特别是人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从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外国的各种创世说，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永远扯不清的争论。二是宇宙、社会，特别是人类最终到哪里去？世界有无末日，特别人死灵魂是否不死？前一类问题就是哲学家所谓宇宙本原论、宇宙本体论。这是要由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回答的。人们最关切的还是后一类问题。特别是人死后灵魂安顿的问题，也就是人生意义的究竟，所以又叫做人的终极关切。这是自古以来对人类最具魅力、万古长青的问题。人生苦短。当人们意识到个人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就想征服，超越这种局限，追求生命的永恒。哲学和宗教为解决个体的时空局限和生命永恒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中外文化的个体观不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的幸福，而其终极关切是死亡。西方心理学家认为，个人下意识（本能）中最关怀和害怕的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深深的支配着人的心灵。逃避死亡或征服死亡成为西方文化、西人心理的核心问题，成为他们的终极关切。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揭示的，死的神秘是宗教的基础之一。死和生一样，是大自然的一个奥秘。在人生旅途中。死是最后一个环节，谁也无法逃脱这个环节。然而这个环节似乎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死生有命”。（《论语、颜渊》）“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这“命”是什么？“黄泉”又在哪里？是无常？是无奈？难道真有一种在冥冥之中安排着一切、摆布着一切的神秘力量？如果人类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明确答复，当人们不能把死神的缰绳牵在自己手里，宗教的说明即使未必是最好，起码也是容易为广大群众接爱的。耶教认为，人生来就有原罪，人生的目的既个人得到救赎，达到可以永生的天国。既不为前辈的行为负责，也不必为子女操心。宗教以精神生活为主，只追求个人解脱，追求生命的永恒，超越生命的时空局限和个体局限。宗教之不死重在灵魂。灵魂与肉体分离，肉体死亡，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彼岸、天堂）去延伸生命。这既与科学冲突，又和现实不合，还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西方文化，基督教、天主教，《旧约》《新约》里头，伊斯兰教的经典里头，乃至佛教的经典里头也一样，一切宗教只讲有关死的事，都鼓励在家不要怕死。”“一切宗教都是站在死的一头看人生，所以看人生都是悲观的，看世界也是悲惨的”。
宗教，在弘扬自己的同时，应该全面客观系统地学习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支持民众，包括自己的信徒去信奉他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这是吸取各种优秀文化成果，综合创新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综合创新人类未来文化的过程。儒学和孔教无所谓，当然也无从追求自身的利益。只要能丰富和完善人性，就一视同仁地欢迎。如果各种学说都能在弘扬自己的同时促进他种学说的发展，而不像以前那样相互攻讦，互为水火，都不追求自身的利益（实际是上层维护其既得利益），则受益的将是全人类。其实，只要是科学的学说，真正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人道主义的，都能促进人性的实现和社会的进步，都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即使和儒学、孔教观点对立者，也可以在人道的基础上相反相成。随着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异化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将逐渐淡化，以至最终消失。剩下的只是人的本质的纯化和升华。人们的欲求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因为向上性和为公性能和谐均衡的发展，而更专心致志地为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事半功倍地积极进取。那里再无单一的，独尊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人类将最终综合创新出完美而又丰富多彩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理想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刻而又各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体系。今天的所谓儒家文化圈、西方文化带、伊斯兰文化区的界限迟早要消失。每个地区、国家、民族都有各种学说、宗教平等友好相处。信仰成为纯粹个人的事。信奉基督教的总统任命佛教徒做总理，总理又选儒家做教育部长，而议长可能就是位虔诚的穆斯林。即使家庭成员也是各有所宗。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犹如多民族家庭哺育健康的混血后代一样，文化的交融塑造完美的人性和人格。谁掌握的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种类越多，内容越丰富，谁的人格发展就越丰满，越高大。这很可能是未来衡量人的价值和境界的主要标准。这个消除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已经开始。
今天整个人类从整体上说已经走到了一个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已经初步具备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时代，又适逢世纪之交和千年之始，只要人们能转换观念，改弦易辙，综合各种文化，学说和宗教的成果，创新出人类新文化，整个人类就可进入“理想国”或“大同世界”了。这对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学说和宗教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就看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学说和宗教，能彻底抛弃民族利己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宗教蒙昧主义；能以我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出民族的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为参与共同创造人类新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