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古今中外普遍的文化现象。哲学总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影响文学，而文学往往形象地阐发一种认识世界的哲学思想。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派文学在思想上亦是互相沟通的。
本文试图就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与现代派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些分析，粗略地勾勒一下二者总体上的联系。笔者认为这种联系集中地表现在：二者都是把脱离社会实践的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作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从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出发，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的关系;以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的直觉作为把握和描述事物的主要的思想方法。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是现代派文学指导思想和思维方法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明确地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本质，是由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确定的。
西方现代哲学中一种倾向是竭力排斥感性实践，强化抽象的理性本质，甚至于把人的主体本质归结为一连串的逻辑原子、人工语言和符号信息。不过，他们所说的理性实际上包孕了感性;他们把感性、实践抽象化了。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繁复多样的大千世界是由不可分割的逻辑原子或逻辑事实构成的。在罗素看来，事物的性质和关系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而是人的经验所能感觉到的原子事实的逻辑虚构。维特根斯坦声称，世界上万事万物是由“原子事实”即最简单的原始经验以固定的逻辑方式结合起来的。他根本否认这一事实：逻辑的格、逻辑的关系，不过是人在实践中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WWW.133229.cOM而卡尔纳普和莫里斯等人又认为存在的世界是一个语词和符号的系统。卡尔纳普说，事物存在于语言构架之内，而“事物”这个概念也并不是存在的东西的总称。莫里斯则把卡尔纳普的语言构架变成他自己的符号信息系统。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感觉到事物的存在，就是因为接受到符号信息的刺激。因此，事物是一种符号信息的存在。其实人工语言也好，符号信息也好，都不过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现代西方哲学另一个极端是竭力排斥理性本质，强化感性本能，甚至于把人的主体本质归结为生存意志、权力意志、实在经验、心理经验、心理绵延、性欲本能、自由抉择等。不过，他们所说的感性实际上包孕了理性，只是把实践视作是抽象的直观的存在。叔本华和尼采都是唯意志主义的代表人物。意志本来只是人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一种心理倾向性。但是叔本华和尼采却把这种人的主观倾向性无限夸大、膨胀为世界的本原和基础。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既是每一特殊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核心，也是全部事物的实质和核心。世界只是这个意志的一面镜子。尼采进一步认为生存意志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他们把人的意志和物质存在、人的理性和人的实践完全割裂开来，并且用意志吞没一切。这是主观唯心主义最为赤裸裸的表现。实用主义的主要头目杜威把人的实在经验看作是世界存在的根源。他以经验涵盖一切，宣扬经验创造一切。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世界既是物理领域又是心理领域，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回溯到以心理经验直觉世界的认识主体自我。生命哲学家的中坚柏格森的看法是，世界上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处于发展状态中的自我;自我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一切。他所说的发展是指自我的纯情绪性的心理状态的绵延;他所说的实践是指绵延的心理状态。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自我这个主体所创造的形象或心象的总和。心理分析论的祖师爷弗洛伊德认为，世界是由人的心理行为决定的，心理行为又是由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结构又是由性本能和性欲望决定的。萨特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存在是人的实在性，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的存在取决于人的自由抉择。一方面他说人的自由抉择受制于环境，另一方面又说人总能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超越环境的自由抉择。因此，萨特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超越社会历史。现代西方哲学的二个倾向殊途同归，都是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不是从脱离客观世界的理性出发，就是从直观的存在出发，陷入了否认社会实践的决定性的唯心主义和把理性与感性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
不过，它们又以唯心主义的颠倒形式，揭示了人的现实的个体存在及其能动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多种多样客体的规律性结构和形式，首先保存、积累在人类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劳动工具的实践活动之中，然后才转化为逻辑、语言、符号和文化信息系统，最终积淀和发展为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这才产生和发展了和动物根本不同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主体本质，或者说产生和发展了人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意识本质对立统一的主体本质的辩证结构。事实上人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人在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不断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这一原理却被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全给歪曲与颠倒了。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从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出发，来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的对立。
萨特的小说《墙》，在人的生死之间树起了一道自我能否存在的关卡。小说主要写了四个人物。西班牙革命战士和无辜的孩子胡安、国际纵队战士汤姆被法西斯逮捕后判处死刑，天亮就要枪毙。法西斯派了一个比利时医生以陪伴为名到牢房来监视他们。胡安本来抱着无罪开释的幻想，希望破灭后，对死的畏惧使他顿时变了一个人。汤姆杀过六个敌人，被捕后并无生还的侥幸心理。但是他也焦躁不安，恐慌万状。伊比埃塔最为坚强，宁可牺牲自己决不出卖战友。可是他下意识地颤抖冒汗，一闭眼就看到枪口对准自己。他一再激励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哪知为了戏弄敌人的假供，由于偶然的原因弄假成真。他听到战友被枪杀的消息时，天昏地转坐倒在地，苏醒之后又发疯似地大笑不止。唯有医生一个人，无忧无虑，心安理得。
作品以三个难友和医生在心理上的对立，暴露了法西斯的狰狞面目和残忍本性。特别是在判处他们死刑之后，还要观赏他们死前的痛苦，更是抨击了法西斯令人发指的冷酷兽性。但是，萨特笔锋一转，不仅把这种活生生的阶级对立转化为人与人在内心中的对立，又把这种内心对立转化为人的自我的内心对立，如同伊比埃塔那样内心中的清醒意识的无畏与下意识生理本能的恐惧的对立。在这里，萨特把人与人的现实联系和现实对立完全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完全离开革命人民和法西斯的现实斗争的抽象的生与死的关系。萨特描写道：
我们三个人都看着比利时人，因为他是活人。他做着活人的手势，有着活人的忧虑。他在这个地窖里冷得发抖，因为活人都会发抖的。他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并且听任意志的使唤。我们这些人却不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了，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了。我真想摸摸自己的裤裆，可又不敢。我看着比利时人，他弯着身子站着，肌肉完全听自己使唤，他可以憧憬着明天。我们三个没有血液的幽灵，坐在那儿，我们摸着他，就象吸血鬼一样吮吸着他的生命。
这里哪有半点反法西斯斗争的本质真实呢?或许说萨特颠倒了歪曲了反法西斯斗争不更合适一些吗!
美国表现主义戏剧家奥尼尔的《毛猿》，以表现人的自我的丧失和归属问题著称，剧中主人公扬克是一艘远洋邮轮的锅炉工。邮轮象征着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沉重地压迫在底舱工人身上，他们拿血肉给机器作齿轮。但是，扬克却对自我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原动力，转动了世界上的一切。大资本家的女儿米尔德里遇到扬克，以为碰到了毛猿，吓得晕了过去。扬克立志报复，恢复丧失了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他追踪米尔德里，却因戒备森严而无法接近。他在街上见到绅士阔佬就寻衅闹事，结果鎯铛入狱。他意识到是压在上面的资本家，使他丧失了自我。出狱后他立即找工会组织，要求给他炸药，炸掉所有的工厂，却被撵了出来。他无地自容，只好到动物园看毛猿。他想与毛猴为伴，不料被毛猿猛力一抱，筋断骨折，投进笼子。他痛苦地惊呼，一切都糊涂了，全都颠倒了。奥尼尔以大量内心独白触目惊心地表现了扬克内心意识中寻求自我、寻找归属的矛盾和冲突，又以这种内心意识的矛盾和冲突强烈地表现了人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对立。但是他把人和社会的对立归结为人和自己命运的对立，又把这种对立归结为人的内心意识失去自然和谐又无法建立新的平衡的对立。奥尼尔自己说，扬克是人的象征，“他失去了过去与自然的和谐，又没能在精神上获得新的安宁。这样他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而是悬在半空中了。”(注1)他又说：“这过去就是，将来永远也是戏剧的主题，即人与自己命运的搏斗。过去人和神斗，而现在则是人和自己斗，和他的过去斗，和他的归属斗。”(注2)一部人的历史，不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史，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史，不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史，相反倒是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的命运的搏斗。在这里哪有什么本质的真实呢? 西方现代派文学重在表现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的内在对立，并且从这里出发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现实的对立，觉察到人的自我的丧失和归属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对立片面地归结为人的心理意识的内在对立，就必然模糊以致掩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现实根源和尖锐对立。这充分表明了它的理论基础正是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萨特本来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宣扬存在主义哲学。奥尼尔也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今天的剧作家一定要深挖他所感到的今天社会的病根——旧的上帝的灭亡以及科学和物质主义的失败……以便从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并用以安慰处于恐惧和灭亡之中的人类。在我看来，今天凡是想干大事的人，一定要把这个大题目摆在他的剧本或小说中许许多多小题目的背后。”(注3)奥尼尔的夫子自道表明，他是从人和现实的根本关系出发把戏剧创作看作是哲学思考的。现代派文学颠倒地歪曲地表现人和现实的对立时，不可避免地曲折、晦涩、矛盾、痛苦地流露出身不由己的怅惘、无可奈何的沮丧、看不到前途的阴暗、人生如梦的哀鸣、玩世不恭的解脱等等极为消极和没落的心理情绪和感官刺激。这些恰恰表明了现代派文学固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揭露，但是它立足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它自身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因此，至多只能以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表现出资本主义现实对立的某些方面。
二、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劳动与资本的冲突尖锐发展、人和物的相互关系高度异化的社会。现代西方哲学突出地研究了人和现实的根本关系的异化。研究派别甚多，争论也烈。对于资本主义异化根源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主观的心理感受论;客观的社会状况论;主客体相互影响论。
主观的心理感受论者主要从医学和心理学意义出发，赋予异化现象以哲学和历史的内容。他们认为异化就是人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失去平衡的错乱和失常，发生了人的自我同一性的分裂所造成的自我危机。发展了的主观的心理感受论者，既把异化看作是个人的心理精神感受，又把这种心理精神感受看作是现实社会矛盾刺激下的产物。弗洛姆认为，异化就是人对外界异己力量和自我本质非人化的体验。他说：“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或如人们说的他变得和自己疏远起来。他体验不到自己是自我世界的中心、自己行动的创造者——而他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却变成了他的主人，他要服从它们，甚至他要崇拜它们。”(注4)
客观的社会状况论者看到了异化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非人的社会状况。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迫使人的本能、愿望和思想转化为供给必需品的渠道，人变成了单面的人，被异化的存在所吞没。埃茨奥尼认为异化不仅是一种愤怒或不满的感觉，而且也是某些客观条件的表现;异化的根源不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内心的心理过程，而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注5)客观的社会状况论者十分注重异化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根源，但并没有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异化的实质。
主客体相互影响论者认为在当代历史 条件下，社会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绝对界线
已经打破，因此应该从主客体的相互联系、渗透、对立、冲突和转化中研究异化的特征和根源。人的本质特征是自我创造性，人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自我。这两种创造活动的发展失去了协调，相互对立和否定，既造成了社会的异化，同时也造成了人自己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强化和发展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离，官僚政治制度造成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无权，人的现实存在同其所以是人的社会本质严重分裂，人与人离心离德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尤其是在危机时刻，社会完全缺乏控制对立冲突的力量和综合各种分裂因素的力量。人在心理上精神上的失常、迷乱和异化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了。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异化的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他说：这种社会是为人的解放而设想出来的，但又在其自身创造出来的客体的束缚下而解体。由性能良好的机械装置对自然的技术控制、由对人的精细的心理上的控制、由对社会的迅速增强的组织控制来保证的平安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手段为了人而被发明出来的，人却在运用手段的过程中自己也变成了手段。(注6)西门以异化的心理精神状态为中介，从经济、政治、意识、文化、语言、宗教、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找一种社会综合性的异化纽结以及各种异化构成一个统一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主客体异化的一体化表现在六个方面：(1)无力量，人创造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力量，却又失去了这些力量并且被这些力量所控制。(2)无意义，正因为人失去了主体力量而被客体力量控制，生命丧失了原来的意义。(3)无规范，客体控制主体，个人和社会对抗，一切都是错乱的、失常的。(4)自我疏远，人陷入错乱、失常状态中，与自己的本质疏远了。(5)社会孤立，人与自己的本质疏远，人类社会不再是一个人类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社会分裂了、孤立了。(6)文化的疏远，人与自己的本质疏远，社会不再是一个人类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文化价值概念。这派观点确实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但是，它同样是从人的心理意识出发研究异化的。如果总体性综合性地考察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化理论，不难发现这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它与历史上传统哲学明确区别开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因为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根本关系的异化，它在一定程度上颠倒地包含了社会历史内容和社会批判价值。但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化理论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始终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研究异化，把一切异化最终归结为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的内在对立。
西方现代派文学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它的重要的核心的方面，也是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根本关系的异化，它的立足点是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的对立和异化。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长篇小说《审判》中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k突然被捕了。出于什么原因?根据什么刑法程序?一切都似乎莫名其妙。逮捕者只是遵照上司指令来抓人。监察官也承认这样奇怪的事情太多了。被捕之后的k，居然照旧回家、上班、交际、会友。难怪k以为全然是个错捕的误会。在初审时，k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申辩，要求改革法律机构。然而无人理睬他。他只得雇请律师，从此陷入了没完没了的诉讼过程。律师也无法判断k究竟犯了什么罪，因为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哪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要胜诉，只能拉关系、走门道、在幕后交易。一切尽在法网之中，一切又尽在法网之外。整个法律机构不过是上层统治阶层为所欲为、鱼肉人民的工具。谁也无法与之抗衡。“这个庞大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果不然，不愿卑躬屈膝、丧失尊严的k，一年之后就被悄悄处死。没有任何判决，没有任何手续。
显然卡夫卡虚构的这个故事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机构。国家和法律机构是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深入所形成的一种与人相分离、支配整个社会的政治力量。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约了一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力量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强大。由于法和法制不那么露骨地表现出统治者的意志，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它们是全社会的公正的代表。卡夫卡撕毁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和法律机构的虚伪外衣，愤怒地展现了这种强制性异化力量否定和反对人的本质。这是难能可贵的，具有合理的认识价值。
但是，这种异化力量在卡夫卡的笔下又是如此的神秘莫测。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支配你，却又不知道它在哪里、究竟是什么，更不用说如何认识它、改变它。这种异化力量已经抽象成脱离经验存在的虚幻的精神实体。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卡夫卡宣扬了一种真理虽有、但无路可循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错误哲理。
法国荒诞派戏剧家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以同样的方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极端冷漠。一对男女一起坐火车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他们一起生活过，并且还有了孩子，却不知道他们是夫妻。夫妻关系尚且如此，一般的人与人关系又怎么能更好一些呢。其实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这种极端冷漠的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利害关系在人与人关系中更深一层的反映。但是除了两性关系以外，尤奈斯库却又摒弃了一切人与人的现存关系，并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完全转化为抽象的观念意识。因此就无法使人认识和把握这种冷漠关系的真实本质和最终根源。
西方现代派文学从人的对象世界(如国家、法等等)和人的自身世界(如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极端冷漠等等)两个方面，比较充分地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异化，就是说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现实根本关系的异化。这是不可否定的，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脱离社会实践，从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出发，把现实的异化力量和异化关系转化为神秘的、思辨的东西，那就不仅没有揭示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及其根源，相反模糊乃至掩盖了这种异化的本质及其根源。可见，现代派文学与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的密切联系。它一方面接受了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指导和影响，另方面又丰富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化理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这种哲学基础就决定了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揭露和批判不能不是颠倒的、歪曲的、消极的。
三、现代西方哲学把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基础，认为人的认识起源于这个结构，因此在这个结构直观对象的现象中就能直接把握和描述对象的本质。现代派文学种种新、奇、怪的艺术表现手法实质上是这种唯心主义思想方法在艺术中的演化。
实用主义的先驱者威廉·詹姆斯他最早对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哲学的反思和概括。他认为人有二种意识类型，一种是理性意识，另一种是与此完全不同的非理性意识，它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理性意识的周围。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觉的、逻辑的，有一个合理的理性结构;后者是自发的、飘忽的，处于一个混乱的、不定的流动结构之中。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首先，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理性意识中有非理性因素，非理性意识中有理性因素;其次，相互影响、相互转化，通过注意力的选择，非理性意识就理性化，注意力一旦解体，理性意识就非理性化。因此，人的意识是理性意识与非理性意识在非理性意识基础上的统一。它无法用逻辑估量，只能描述为思想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人正是按照自我的注意力来选择这些意识流，从而构成人的现实世界。
弗洛伊德长期观察和治疗了精神病人，独立地得出了与詹姆斯大体一致的结论。他提出了人的意识是一个多层次的自控结构。最底层的是无意识的本我，深潜在人的知觉之外。本我实质上是一种动物性本能和欲望，受其内在的性欲原动力支配。第二个层次是能够思考和判断的自我。自我是调节本我和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意识。本我完全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因而总是要和周围环境冲突。自我意识到现实环境对人的制约，因而总是使本我和环境保持平衡。所以自我是本我的自控能力，只有成年人才有的。自我的丧失必然导致人的精神意识的病变。超自我处于意识的最高层。超自我是一种超越本我和自我的意识，体现了社会的道德和良心，把社会的道德和良心所不容的本我冲动完全压制在意识底层。超自我有时也会是无意识，不过一般来说最为清醒，因此在人的意识结构中起控制作用。
胡塞尔认为，心理经验的概括不是精确的，逻辑认识的概括依赖于陈述。他要求直接借助于寓于人之中的纯粹意识来描述对象。在他看来，一切事物的结构都是相同的，意识的结构和它的对象的结构都表现为现象和本质的同一。所以，意识中的直觉可以直接在现象中把握和描述对象的本质。实际上，他是把心理逻辑化、逻辑心理化，从逻辑认识的意义上理解心理直观。
詹姆斯、弗洛伊德、胡塞尔各自从不同途径论证了直觉把握本质的思想方法。詹姆斯偏重于认识论，强调人在以非理性意识为基础的意识流动中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弗洛伊德偏重于本体论，强调现实世界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渲泄。胡塞尔偏重于方法论，强调人以直觉意识追溯和描述本质的现实世界。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人的直觉意识为中心的思想方法论体系。
其他哲学家又从不同方面引伸、扩展和发挥了这一体系。柏格森认为，运动是心理的绵延和综合，因而是不占具体的空间和时间的。这种不占具体时空的运动，创造了空间和时间的心理组合，也就是心理的或纯粹的空间和时间。在马尔库兹看来，为了解放人，就必须爆炸性地改变人的本能的压抑结构，把人和环境之间正常的非性欲和反性欲的关系加以性欲化，从而把这种性欲关系普遍化，发展出一种新的性欲文明。萨特认为有两个存在的世界。一个是人的外部世界即自在的存在，它是偶然的、荒诞的、巨大的虚无;另一个是人的意识世界即自为的存在，它是实在世界，是主观的、发展的、实践的真实。自在的世界作为自为的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只有通过作为自为的人的存在才有意义。人之所以成为自为的存在，是他自己主观的创造。这种主观创造也就是他所说的自由选择。人总是按照社会善恶的责任感有意识地选择他所面临的某种可能性。而这种意识和责任感是人自己规定自己的对人的命运的内心体验、反省和选择。用萨特自己的话说，就是绝对真实的自觉意识。这种同义反复本来是逻辑上的谬证，不过倒是充分反映了萨特正是把直觉意识当作人的存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坚持了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因此它必然要颠倒歪曲现实的本质。
意识流手法是一种现代派文学常用的新颖手法。美国著名女作家奥茨的短篇小说《过关》，着意表现女主公雷尼和美国海关一个检查员的内心本能——心理——意识的流动。检查员百般挑剔，反复检查，频繁提问，雷尼感到恼怒，害怕得发抖。为了通过检查，她装出笑容，用十足的女学生腔调，取媚和讨好检查员，为此她感到羞愧和心烦意乱。她从这个检查员想起别人告诉过的搜身检查，预感到会叫她脱光了衣服，脸色象死人一般灰白。到检查结束时，她已经浑身无力，直想呕吐。检查员在整个过程中，也是各种心理意识的流动。整篇小说从头至尾都是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特别是人物自己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的大量潜意识活动以及生理性机能反应。一会儿直笔描述人物的本能——心理——意识活动，一会儿又以自由联想把人物过去的回忆、现在的感受、所见所闻的触动、梦幻般的遐想组合在一起，一会儿又以人物直接和间接的内心独白倾吐心声。这一切又构成一个时序倒置跳跃、人物心理反射和外在环境刺激交汇渗透、层次交叉错杂的意识流动结构。这种结构把雷尼过关时倍受压抑、屈辱的精神煎熬和创伤全部辐射出来，表现了美国现实生活中人和社会尖锐对立的一个侧面。然而这个结构又把人和社会的对立封闭在人物的心理对立之中。这就使本来就比较狭隘的视野变得更加有限而冲淡了社会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派文学的关系。
意义。何况这个结构贯穿的是潜意识的活动和生理性的反射，不仅使心理世界的开掘支离破碎，而且繁烦杂乱，游荡着自然主义的幽灵，给人一种对社会和人生的迷惘和茫然之感。
象征手法并非现代派的创造，但是用得却十分奇特。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写了一个女性用亿万重金复仇的故事。克莱尔过去的情人收买伪证人，把她逼进了卖淫的地狱，自己倒飞黄腾达，并内定为格伦城的市长继承人。克莱尔一旦金钱在手竟横行霸道。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力量的象征，她有着如此神奇的创造力和如此残忍的否定性：她使停工的工厂恢复了生产，破产了的格伦城重新繁荣，依靠贫民救济汤生活的居民个个成了小富翁。她又使道德沦丧，价值颠倒，人性异化，“公道”的法律变成了等价交换的商品。克莱尔以十亿捐赠的代价索取了过去情人的命。这位市长继承人终究成了金钱压力下的屈死鬼。迪伦马特运用这种奇怪而怪诞的象征手法刻划了克莱尔既威武有力又浇薄虚假，敏锐地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价值、精神的动乱冲击下，已经病入膏盲风雨飘摇，不无批判意义。但是，他单纯地用这种主观的象征手法刻划克莱尔的心理特征，因而无法清醒地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金钱力量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这个形象以及全剧浸透在一种神秘、阴森、思辨的气氛之中。
用喜剧性手法处理悲剧性内容的怪诞手法，是从现代派文学中发展起来的。美国黑色幽默作家海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有两个对立的人物。经办伙食的美国空军军官和德国空军合营辛迪加，不仅贩卖食物，而且承包战斗任务。一面和德军订立合同，包打美国飞机，一面和美军订立合同，包炸德军桥梁，净利润各为百分之六。有一次，美军没收辛迪加的德军飞机，米洛振振有词地反驳前来执行任务的美军官兵：“这批飞机属于辛迪加。每个人都在辛迪加里有一份。没收?你们怎么能没收自己的私有财产?真的要没收吗?我这辈子还没听说过这样卑鄙的事情。”美军飞行员尤索林抱定为祖国作战的信念，勇敢地立下了战功。他看到军官们都利用战争拚命捞钱，大失所望，信念崩溃。于是他千方百计逃避战斗，保全性命，从英雄变成了怕死鬼。最后，上级要把他当作英雄送回国，以欺骗更多的年青人充当炮灰。尤索林拒绝了这个阴谋，开小差逃走。在作者眼里，他又从胆小鬼变成了英雄。这当然暴露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和疯狂。然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荒谬和疯狂又是米洛和尤索林言行的原则、心理的根据，或者信守不渝，身体力行，或者装病装疯，玩世不恭。这又表明了怪诞手法归根到底是用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意识的，最终也就把荒谬和疯狂归结为人自身的荒谬和疯狂。于是，无论随波逐流地强取掠夺还是逢场作戏地自我超越，都有合理的根据了。 西方现代派文学之所以采用这些手法，是为了表现从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出发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根本关系的异化。第一，现代派文学旨在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异化，而这些手法充分展开、高度集中、效果强烈等特点，不仅适于而且强化了主题内容。第二，现代派文学主要从人的心理意识出发表现人和现实社会异化的根本关系，而这些手法本来就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二者相得益彰。第三这些手法立足于人的心理意识，或自由组合，或联想幻觉，或夸张变形，把思想知觉化，把知觉思想化。用现代派作家里尔克和艾略特等人的话来说，就是以“知觉来表现思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注7)。这些话和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关于思想方法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分析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决不能与其所表现的思想生活内容和所阐发的哲理因素割裂开来，也决不能和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割裂开来。它正是凭靠这些艺术表现手法，表现了一个个畸形的异化的人，又从这些人表现了病态的异化的社会，更为实质的是，它又把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异化的根本关系，纳入个人本能——心理——意识结构的异化范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荒谬的判断，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这一抽象命题的荒谬形式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极端化的荒谬的关系完全符合。”(注8)现代派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把这种现实的荒谬关系凝聚和固定在抽象的意识的范围内，只能在形式上表现出本质的真实的某些方面，而在根本上颠倒了和歪曲了本质的真实。这不是以这些手法是否符合作品内容或者使用得当所能转移的。
因此，从根本上说来，这些手法既不是特殊的更不是典型化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是唯心主义的心理表现手法。这一点是决不能掉以轻心、含含糊糊的。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密切，显然有以下几个原因：
二者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面临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异化。
二者都是从脱离社会实践的人的本能——心理——意识结构的异化去表现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和现实异化的根本关系。
二者都坚持了颠倒的歪曲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
二者都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总危机的批判的因素，同时又是这种总危机的组成部分。
结论是：考察和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不能离开它所密切联系的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