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再论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
一、为什么要再次谈论马恩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评价
几年以前，我和北京大学陈启伟教授以学术通信形式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作过一次讨论。陈启伟教授在给我的信中对以往我国哲学界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具体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他的论述体现了我国哲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研究，大家都认识到对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强调的求实态度，更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然而大家又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确大都作了否定评价，这种否定被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当做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评价，克服以往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就不能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理论所作的评价的适用范围扩大化。但如果没有对这些评价作出合理解释而简单地抛弃它们，就可能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也可能被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近年许多同行专家在谈论现代西方哲学时往往避免直接涉及这些评价，有的专家甚至避免提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种回避的确可以暂时摆脱一些困扰。但如果我们肯定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那我们实际上无法避开这些评价；应当将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面对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结合起来思考，揭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出否定评价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由此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不排斥，而且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新的评价。陈启伟教授的信除了上述考察和分析外，最重要的就是把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评价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对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性评价问题，同行专家们大都早已在思考。我因为这十多年来较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对此也早已有些看法，因不成熟而未提出。陈启伟的信促使我对之进一步思考，并把初步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简单说来，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等同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正式成了敌对阶级、二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准备发动，甚至已经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情况下作出的。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将当时的西方哲学当做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而不可能去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这些哲学是否和怎样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某些局限性。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后来没有看到由产业革命推动的欧洲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发展，更不表示他们否认后来在阶级斗争相对平静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应当重新作出研究和评价。因此不能把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绝对化，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而要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具体地分析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的求实的态度具体地揭示它们的是非成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正是按照这种观点给陈启伟教授写了一个回复。征得他的同意，我将他的信和我的回复交给上海《学术月刊》，分别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和《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为题发表于该刊2002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同年6期对两文都作了详细转载。
据说我们的讨论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行专家中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同。我在往后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这方面的观点，也没有看到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我当然相信学界对如此敏感的问题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事实上，有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老专家曾多次写信给我表示不赞成我对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见解，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仍然只能定性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谈不到它们对近代哲学有重要进步。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因跟不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进步而恪守旧的模式，这并不奇怪。由于他已淡出学界，他的守旧意见不会对学界产生影响。
但是，我在两年前办理一项课题结项时由主管部门转达的一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却引起我高度关注。评审专家对课题成果提出不同意见本来很正常。然而这位专家却以武断、断章取义的方式把书稿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的论述简单地定性为将这两种哲学相提并论。尤为使我关注的是，他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否定同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话引申和扩大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规则。他的主观意图可能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但结果只能是在马克思的名义下重新恢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
这位专家的意见并未公开发表，更没有影响我的书稿的结项和出版(书稿早已结项并以《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因此我没有必要甚至不适宜公开作答。但是我又强烈感觉到，这种意见在哲学界的少数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不仅上述老人的意见与之相似，后来我还受到过持类似立场的学者的批评。例如有人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批评过孔德和叔本华来指责我对这些人有所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意见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关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论断的理解，更关涉怎样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如果肯定他们的意见，势必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在重新建设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等涉外学科上的进步。这种明显的复旧性批评显然超越了我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涉及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等涉外学科研究的根本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就所涉及的问题向学界提出，以便通过公开讨论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二、《资本论》二版《跋》不是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
在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大家的分歧也许并不在于是否肯定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在于究竟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以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大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往往也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话语作为理论根据。然而由于对这些话语作了教条主义的扭曲，这种援引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表现的对马克思的话的解释似乎与此类似。我并不怀疑他们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但认为他们不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我国学界在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的进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他们的意见由此具有明显的倒退倾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我们在书稿中所阐释的理解不见得准确。专家们如果是以求实的态度与我们商榷，我们应当欢迎。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并没有做客观和具体的分析，而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情况下的论断普遍化，引申为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人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有限定意义的论断扩大为评价哲学等现代西方思潮的普遍准则。理由是马克思“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所依据的却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以利害代替是非作判断标准”。这样，《跋》中的相关话语就被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为了明辨是非，最重要的是重新揭示马克思的这个《跋》中相关的话语的真实意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是否把《跋》中的话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
被一些专家引为根据的是马克思《跋》中如下的话①：
“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马克思这些话主要涉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状况。他明确地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否定限定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对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分别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例如他在《跋》中分析了1820—1830年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激化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活跃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早已发生，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才真正没落。至于在此之后资本主义是否能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是否一直处于公开的、激化的状态，《跋》中没有作具体论述，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从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实际发展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此作过肯定。因此，马克思《跋》中的上述否定并不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普遍否定，更不能将其扩大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根据。马克思在《跋》中除了论及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外，并没有直接涉及对同时代哲学的评价。笼统地将其引申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就更显得太牵强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文简称《终结》)中有一段话倒是直接针对1848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没落状况的。他说：“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对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恩格斯立即对之作了限定：“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②
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使它们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倾向性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变化，这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完全一致。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在《跋》和恩格斯在《终结》中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正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鲜明的阶级立场的体现。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些否定的深刻意义。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这些否定作了明确限定，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否定当做对现代西方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我们不能把这种否定当做评价这些意识形态的普遍标准。
把《资本论》第二版《跋》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同时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否定当做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除了不符合上面所提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作限定外，至少还会碰到两个困难：一是难以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些著名论断一致，另一是难以解释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实际状况。下面我们再就这两点分别加以解释。
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时都不只是简单地从后者体现的阶级立场出发来判断，而是既关注其社会历史根源，又关注其思想理论根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判定一种思想理论的阶级性并非指其思想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是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不能越出的界限。就是说，标准不是直接的利害，而是归根到底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地位③。恩格斯在《终结》中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观念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恩格斯由此把哲学当做“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④。
其实，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特定阶级的利害，而是包含了整个时代全部社会阶级关系等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使是阶级利害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只有在“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年代才直接表现出来。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出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且他已“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⑤。
这就说明，既撇开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背景，又将其阶级背景片面化，由此将马克思主义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仅仅归结为“以利害代替是非作判断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明显的扭曲。
从现实的方面说，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学、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评价当做马克思主义评价它们的普遍原则，那必然造成对往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全盘否定。这显然不符合这些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从对这些西方学科的成败得失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前者在许多方面却又借鉴了后者。从学界到政府高层官员，对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意见就非常重视。在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大体类似。不仅社会学是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孔德创立的，其众多分支学科也都是由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建立的，当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需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学时，他们都不得不批判地借鉴西方社会学。就哲学本身领域说，西方哲学固然是资产阶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区别，但它们毕竟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等人类认识的成果，与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它们简单否定，不仅不能影响它们在西方世界发生作用，也不能取信于早已开始广泛接触它们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反而会因不实事求是而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更谈不到从这些哲学的是非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看做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有效的评价，这种认识在理论上严重扭曲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上明显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以这种认识来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必然会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过这种重新研究和评价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从而会使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引向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抱这种认识的人真正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动机，结果仍然只能是事与愿违。
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认识马恩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评论
正因为把《资本论》二版《跋》中的某些话语绝对化、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准则的观点存在明显困难，我国哲学界很少有人会表示认同。最近十多年国内学者似乎很少有人再援引这些话语来否定现代西方哲学。大家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对一百多年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重新作出评价，这意味着既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哲学之间的原则界限，又不简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之作出求是的分析。我个人一直倡导这种观点，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只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来确定。马恩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论述。至于对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主要作否定性评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回答，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按照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作出具体分析，然后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我在上面大都已提及了。在一些专家评审过的上述书稿中，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更为集中的论述。
在书稿《绪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这个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近代哲学，都是既批判它们不能越出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辩护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最后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又肯定它们在促进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它们在理论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对于与19世纪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学，他们则很少给予肯定评价，而往往只是激烈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甚至行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因此他们最关注的是指引革命无产阶级怎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去探究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还能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当时的西方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做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流派(例如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后者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损害，哲学研究直接服从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使之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他们对这些哲学流派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行将被推翻，那对与之相应的哲学等意识形态怎么可以不作坚定批判、反而给予肯定的评价呢？
在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西方哲学的现代的转型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中，在“重新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理论取向”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他们关注的核心。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他们所关注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起来为特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作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作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必然不为他们所特别关注，甚至可能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哲学斗争直接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之所以引出上面两段话，是因为它们大体上能体现我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会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的观点，也是因为一位评审专家曾引其中的词句来批评我们的观点“包含有大量的猜测，而不合事实”，说我把马克思《跋》中的论断“撇在一边，根据自己的想象为马克思的依据另立标准”。为了澄清是非，我觉得必须进一步作出辨析。
澄清是非的关键还是如何合理解释马恩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未作肯定评价。在此首先必需明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看，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哲学是否只能全盘否定，是否应当继续坚持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
假定人们坚持过去流行的简单否定态度，那人们当然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马恩当年没有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出肯定评价。但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明显偏离马恩的原意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将全盘否定我国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方向。这样的立场就与我国哲学界绝大部分人不同。
假定人们并不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肯定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能存在合理因素，那人们显然不应当把马克思的《跋》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割裂开来，不应把马克思的《跋》扭曲为仅仅根据利害原则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而应当对马恩当时没有肯定这些合理性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
在肯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可能存在某些合理性的前提下，怎样解释马恩当时对它们却没有肯定呢？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解释外，似乎只有如下两种解释，但它们都难以成立。
一种解释是：马恩对这些哲学作过深入具体的研究，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了这些哲学存在某些合理性，由于某种原因而故意不肯定它们(或者不便于肯定它们)。但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求实态度不一致。作为具有伟大人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在理论上不可能采取这种虚假的态度。
另一种解释是：马恩虽然对这些哲学作过深入的研究，却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但这会使人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洞察力。其实马恩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作过深刻研究，他们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如果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作过深入全面的研究，却未能发现其中的确存在的积极因素，这是不可设想的。
除此之外似乎难有其他解释。
尽管某位评审专家认为我们在书稿中的说法“包含有大量的猜测，而不合事实”，但只要不断章取义，上面所引两段话及其前后文中就已包含了相关的理论和事实根据。我再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是：马恩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处于决战关头的时期，他们在哲学理论上最关注的必然是与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的问题。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他们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以后，他们的理论研究更加着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为革命无产阶级制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和策略，并与作为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理论批判越来越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马恩在哲学上对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批判态度正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的理论。
其二是：从马恩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的实际情况看，他们当时的批判主要也是将其作为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较少涉及这些哲学家的理论的具体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同时代哲学的批判主要是对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批判，其中突出的有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至于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具体论述，只要这些哲学家的理论没有明显影响到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恩大都没有对其作具体评析。马克思在不少地方提到过穆勒、边沁等人，但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对他们评论。恩格斯鄙弃叔本华，但只是几笔带过。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在马恩对同时代哲学家的批判中大概具有典型意义，也为一些与上述评审专家立场相似的人所引述。我们在书稿中曾作如下解释：
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⑥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⑦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之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至于后一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未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给予肯定评价的问题作出解释应当采取极为严肃的态度。既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必须对与马恩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发展状况作出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的书稿力图这样做，我们的解释力图有理论和事实根据。我们在这方面不见得做得很好，完全可能存在种种片面性。但像某些专家那样撇开马恩对待哲学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的基本原则，又不顾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更不顾我们书稿的上下文，仅靠摘引书稿的某一句话，搬出并未直接涉及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评价的马克思的《跋》就来在这个问题上指点是非，实在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是否与时俱进
在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上，我与某些专家的分歧除了对马克思的《跋》等中的话语的意义的理解外，还包括对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下文简称《导言》)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如何回答如下问题：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是否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上作了某些改变？二、上述改变是否会导致他们在对同一时期西方哲学的评价上有所改变？
前一个问题恩格斯在《导言》中已有明确指示。我们在书稿“绪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品格》小节中已引述了《导言》的有关论述。只要不断章取义，其中的意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完全一致，根本就没有什么引申。其实，马恩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一再指出要以发展着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在坚持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应当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有所改变作过许多论述。这些是众所周知的。
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我对《导言》的解释与近年报刊上关于恩格斯是否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任何牵连。我曾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改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提下的改变，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是否真正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既然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他们后来已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我们能够说他们在这个时候还会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做像“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马克思)、“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恩格斯)那样只能是否定性的吗？当恩格斯在《导言》中明确地讲到“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时，他指的不只是法国二月革命的具体方式错了，也包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仍有发展余地估计不足。这从这句话的前后文可以明显看出。因此，这一句话“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估计”并非我们的引申，而是恩格斯本人说得一清二楚的观点。
至于“也适用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并不完全是我们的引申。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往后的发展中在道德领域内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⑧道德与哲学密切相关，道德领域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哲学上的进步。当然，马恩晚期也同他们早期一样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对同时代的哲学作系统的研究，在对后者的评价上也仍不可能有系统的表述。我们对他们在这一时期对待同时代哲学的态度，只能根据他们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们这一时期关于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论述来认识。如果说这是引申，那这种引申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和马恩当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上的某些改变。
在对待恩格斯的《导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上是否有所改变上，我认为应当反对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夸大这种改变，以致把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近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这种观点，我赞成这种批评。另一种是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其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前提下后来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再明确指出的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应当与时俱进的观点格格不入。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遇到极大困难。如果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某些过时的观点，在理论上就根本谈不到列宁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上就无法解释往后西方资本主义(包括其哲学)的发展。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更无法解释了。
某些专家提出意见的方式和内容使我们再一次感到，在我国还有个别人以教条主义方式曲解马克思主义，仅凭片面理解的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来指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是非。这种人不可能是研究本学科的专家，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不可能找到支持者。但由于他们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在不具体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本学科的进步和前进方向缺乏了解的人群中暂时可能产生影响，而这对在我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对将本学科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新阶段、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干扰。写这篇文章就是将有关问题向学界提出，促使学界通过讨论来辨析是非。
作者：刘放桐
第2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内求与契机
在学术界中，西方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了一项影响力较大的研究项目，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中，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总会有一些不同，而在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探寻社会发展的价值，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论题的主要内容。我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西方一些国家的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既有相同也有相异，这些文化上的差别也正是历史发展中具有研究价值之处。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已经成为了人们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
一、追溯“中国化”表述方式之源
西方哲学中国化一直被很多哲学者认为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势，从上个世纪开始，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哲学观点就逐渐地传入我国，并且受到一部分学者的追捧。其中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有着一些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哲学文化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所以自上个世纪开始，人们就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争辩中西方哲学二者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而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联系。因为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存在不同，并且中西方国家的历史背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中西方国家文化方面的不同，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只有站在正确的角度用正确的逻辑思维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理念。[1]
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发展”中谈及中西方文化时，针对西方哲学的背景和中西方领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具体阐述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思想观念当中，人们认为西方化的观念往往比我国的观念更先进，西方化的思想和意欲主要是以人为本的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梁漱溟对这些观点所表述的想法完全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进行分析的，并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这也给我国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梁漱溟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中解读了东方化的发展思路，也阐述了西方化的优点，但是论述这些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现代化的西方化有多先进，也不是为了抨击我国的观念有多落后，而是完全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贺麟先生曾经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提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能否在西洋文学大量输入的考验下取得新发展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儒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传承下来的经典，其发展和传承一定不能与历史脱节，如果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脱节，就好似无源之水必定不能长流的道理一样，只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民族传承才能够将我国古人的传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承下去。[2]我国古人虽然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拥有伟大的智慧，儒家思想就充分的体现出了我国古人智慧的所在，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仍然是影响我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社会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根基始终没有改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就充分的体现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联系。
西方哲学中国化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一些非“西方”的影响，中国人在对待西方哲学文化发展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视角。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思考的。我国努力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我国有儒家思想，西方有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中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独特发展方向，然而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思想也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3]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中的文化观点都是积极的，而我国的一些思想观点存在封闭性，只有积极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观念，才能够使我国国民在观念上有所提升。
如果回顾近些年我国几代学者在对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观点上的探究就可以发现，要想令西方哲学能够从根本上融入我国的文化发展历程，就一定要令西方哲学摆脱原有文化的固有语境。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脱离传统历史留下的轨迹，也不应该完全地吸收和学习西方哲学，在引进西方哲学文化的时候，应该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道德哲学，而我国的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先进的理念。所以，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中，我国学者一定要注重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分析，无论是我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都应该站在正确的角度去对其进行鉴别，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之“走出西方”。
二、“中国化”实践经验的历史演进
哲学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中不断地随着历史而演进，我国理论界观点的梳理在对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关系的理解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化的发展融合中，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已渐渐不分你我。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每一个人虽然是社会中的个体，也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主要核心力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不断地吸取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才会使国家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学者们在论及西方哲学与我国文化发展的情况中，经常会谈及历史文化传承，而现如今人们对于哲学理论思想已经有了更多的想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只有不断地加强对于哲学文化的探索，才能够推进我国哲学文化的进步。
西方哲学在传入我国的时候主要是以宗教的形式传入的。在西方国家中，人们信奉耶稣组织，认为耶稣会带给人们好运，能够驱散一切病魔。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中，传教士们信奉托马斯，因此其著作大都将基督教、天主教神谕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了起来。这种对于宗教高度信仰的影响，直接或者是间接地传入了我国。但是从西方哲学后期的发展当中不难看出，西方哲学中理论与文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我国的发展当中。这些西方哲学理论传入我国的时候，常常被一些人视为神旨，中国偶像崇拜这个三首巨怪较之莱恩纳湖的蟒怪更为恐怖。在西方宗教传入我国的时候，很多人对其非常膜拜，认为这些西方国家的宗教是具有灵性的，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洋务运动之后我国迎来了西学东渐的真正高潮。[5]
在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在一场又一场变故中逐渐醒悟，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运动催生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在一次次国家危难和历史选择面前，我们清醒地意识国家的强弱关乎到百姓的安危，所以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实力，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如今的社会发展中，我国人民直到现阶段才真正认识到了西方哲学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我国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如入死港”。这一句话实际上正是从社会发展中得以验证的经典，无论是任何的国家还是民族，如果在生活和发展当中单单追求一些形式上的内容，却不顾及内在的思想，则会导致华而不实的选择。人类要想文明和进步，就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一些较为传统的错误观点和理念应该被抛弃。西方哲学在发展中最为注重的就是人文理论和思想哲学，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形式的存在，更在乎实际的理论与精神层面的进步。[6]这一点与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国应该吸取西方国家的这一理念，在面对一件事物的时候应该多考虑其精神层面，不要过多地考虑表面，只有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先进理念，才会避免错误观点的产生。
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在发展和传承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传统国家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与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所以在文化背景上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也不能盲目地说西方哲学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与国家和个人的生活背景以及文化习俗是有着一定的关系。西方哲学正在通过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节奏，以理论建构相连的发展方式，彰显着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三、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成果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新的转变，民族伦理在发展中也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西方哲学已经有了全新的看法，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去看待和认知西方哲学文化。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的时候，体现了创造的精神，在历史的借鉴中，我国人民也清楚地认识到，在学习西方哲学文化的时候，一定要自觉主动具有甄别性地学习，不要去随意地借鉴和学习，因为我国的社会背景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在引进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通过这些研究和分析也可以发现，我国学者们对于西方哲学理论有着一定的主动构建性。
在西方国家的哲学发展中，有着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例如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创作了《物种起源》这部著作，1902年马君武翻译完成在国内出版。在这部《物种起源》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文化思想潮流的进步和自然选择的意义。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人们在生存中都要经历优胜劣汰和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些过程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章可循，也就是遵循自然界的生存道德。实际上达尔文通过对《物种起源》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自然界中生存的道义，他提出的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实际上也间接地说明了社会中生活人的优胜劣汰制度。自然界如此，那么国家和民族之间也应该如此。任何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发展当中都应该遵循自身的道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所经历的无论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都已经成为历史，这种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后期的社会进步中，人们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一定要吸取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够使一个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前景。[7]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西方一些国家而言，也表明了我们国家的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开放。后期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时候重点提出，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物质的重要性和思想的重要性，物质与思想之间是实物与精神的存在，两者是不能单独存在的。[8]因为如果仅仅有物质却没有精神，那么人活着就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无疑是一种平庸的价值观。而如果仅仅在精神方面具有很好的创新意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人也会陷入空想的泥淖不能自拔。所以，人类社会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对于构建西方理论主义下了很大的力气，1978年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意味着我国西方哲学建构时期的到来。现如今，我国人民正在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理念去探索和追求哲学理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需要建立真正的理论自觉认识，并且在一些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更有高度的文化内容。
实际上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念已经被我国人民所接受，人们在认识这一理念的时候还将进一步地建构西方哲学理论。现如今我国已经有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并开始形成一种构建模式，这些举动都将会为推动西方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简单地论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观点，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现如今我国人民在实际的生活和发展中，已经逐渐地接受了这一理论观念，并且能够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无疑将有利于推动借鉴、吸收“西学”的有益成分，有助于实现中国哲学自身民族化根基的夯实，为推动中国哲学变革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王晓明
第3篇：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之影响及其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现代西方哲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今，曾经的“尼采热”、“萨特热”等早已退潮，但它们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依然显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中。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冷静和宽容的姿态去反思和总结现代西方哲学中可借鉴的元素。
一、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要影响
不同的民族，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不同，其思维方式也各有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受到巨大冲击，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从崇拜绝对权威到崇尚独立自我
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对绝对权威的顶礼膜拜构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精神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基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个性，习惯于屈从和依附外部强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这与我们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分不开，也与改革开放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分不开。
在西方传统的信仰中，上帝是至高的绝对者。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发现近代科学和世俗伦理比上帝更具解释人类生活和宇宙之谜的智慧和力量，人们也更愿意从理性、科学和世俗价值中寻找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寄托。然而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又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试图引导人类解构各种各样的权威，否定任何“永恒”或“神圣”的终极价值。尼采首先断言“上帝死了!”[1](P126)并预言上帝死亡之后，由于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失效，新的价值标准尚待建立，人们将只能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涌入我国后，各种哲学流派以批判性、反思性、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反省传统文化，审视当代生活。20世纪末，各种后现代主义话题在中国更是行情看涨。后现代主义主张反传统、反本质、非主流、非理性、多元化，这与中国传统的追求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在这些碰撞中，曾经的终极价值和绝对权威渐渐地从中国社会的公众生活中隐退，而对独立、自我与平等的追求，则成为年青一代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2005年，“芙蓉姐姐”和“超级女生”的横空出世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年，自称“有妖媚性感外形和冰清玉洁气质”的“芙蓉姐姐”凭借特立独行的反传统做派，迅速在全国各大高校的BBS和各种网络社区上蹿红。很多人弄不明白，这个从传统审美取向看并不具备上述特点的网络娇娃何以掀起人气狂潮，网络搜索量大大超过人气偶像周杰伦和当月热门关键词“2005年高考试题答案”。一些社会学家指出，这场让人匪夷所思的集体狂欢反映出人们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对精英意识和精英文化的反叛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表明大众正试图摆脱被精英垄断的话语权，建立一套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同样，在“超级女生”这场突然间吸引了国内近4亿观众眼球的火爆造星运动中，台上台下的大众成了真正的主角。他们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意志，公平地行使个人的话语权力，将评委们的所谓权威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大众投票之中。在娱乐领域之外，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同样十分明显，并且已比较广泛地体现到政府治理之中。从重庆孙伟铭的“酒驾”事件和上海的“钓鱼”事件等来看，当代中国人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臣民”思维和心理，正在逐步确立“公民”意识，积极主张“公民”权力。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始自现代西方哲学广泛传播的20世纪80年代，并与当前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有一定关联。
但是，后现代哲学对权威的批判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仅批判上帝的权威，而且要终结现代主义关于人的“神话”。被称作“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的米歇尔•福柯甚至提出：作为主体的人死了。他在《词与物》的结尾处明白地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P506)在这种观念或情绪的影响下，许多人感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中，面对各种矛盾和难题，难以辨清对与错，难以找到一个固定的角色模式作为自己人生道路的参照，不知如何凭借自己的角色领悟去生活和行动。于是，“我不知道”成为一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绝对的约束，没有责任的压迫，没有理想的牵引，一切事物仿佛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都可以以“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于是，“无所谓”又成了许多人发自内心的呻吟。
(二)从习惯直观了悟到注重理性验证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伦理中心主义倾向，一切以伦理为依归，以伦理的实践态度或实用态度解释世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思维的主导方面是“直观了悟”式的感性思维，重视经验，推崇“体认”、“顿悟”等思维路径。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总体上缺乏对经验进行系统归纳和理性抽象，具有“笼统性”、“模糊性”。但是，仅靠经验显然不能把握本质和全貌，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讲求参悟也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很多未解之谜，灵感和顿悟有时的确能够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灵感和顿悟必须以对大量的经验进行理性分析为前提。
西方有着长期的理性思维传统，讲求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既注重经验对于科学命题的意义，也追求逻辑的彻底性。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各流派尤其注重方法论的研究。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西方思维方式中的理性精神和实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而今的中国人已经能够以相当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和新生事物。从大的方面讲，党的各项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明显地体现出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特别是在施行重大改革措施时，非常注重模型的建立和完善，注重科学论证、试点和推广。这种变化当然主要缘自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坚持自觉地学习探索，总结提高，但也不能否认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方法论的影响。这种政府理性在政策实施过程日益充分的体现又会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发达的现代传媒，对各种社会群体产生影响，从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国家总体建设布局的规划，还是某个城市市政建设的规划；无论是成年人的事业发展计划，还是各层次学生的个人成长计划，都越来越体现出理性规划、科学设计的思路。
(三)从守持中庸之道到提倡竞争创新
自古以来，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求同排异的思维习惯。对“中庸”、“和谐”的追求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偏颇、过激、走极端历来为人们所诟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具有强烈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促使人们树立竞争的观念去适应市场的要求。现代西方哲学对超越与创新的极力倡导，正好迎合了这一要求，这也是其得以影响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实环境条件。
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卡尔•波普最为中国青年人所认同和推崇。在波普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不断否定旧理论，创造新理论的过程；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证明其永恒性，而是要找出其可证伪性。他对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大力提倡，非常契合青年人的情绪和心理要求。他提出的科学的本质是“猜测和反驳”、根本方法是“试错法”、要“大胆地尝试，小心地求证”、“敢于犯错误”、“尽快犯错误”、“从错误中学习”等一系列富于革命性、鼓动性的口号，曾引起青年人的强烈共鸣。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流派，都非常强调人的自由、创新与超越。萨特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将人的本质特征规定为自由和创造。在萨特看来，自为存在的人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可以自由地决定其目前的处境，也可以否定其目前的状态。因此，自为的人永远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他要成为的东西；人永远不会停留在过去和现在，人就是人的未来。萨特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很有市场。如今，由于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议题，社会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样，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已很少谈论哲学，更难得谈论尼采或萨特。但是，曾经的“尼采热”、“萨特热”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改变却不容忽视。
当今的中国，洋溢着浓郁的变革创新精神。从年龄结构来看，当年对现代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们，如今恰恰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作为社会中最富有生气的群体，青年人则始终是社会革新和进步的最积极因素。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熏陶，如今的中国青年不仅提倡竞争，追求创新，甚至已经习惯于标新立异。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所谓“新人类”，大都接受过或正在接受系统的现代教育，因而更容易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容易受到具有强烈主观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喜欢反叛传统，敢于创新甚至冒险。然而，当正常的、合理的创新演变成超脱任何规范框架的恶搞时，如何对“新人类”们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自我角色定位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相一致，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堪当这一重任的一代新人？这成为直接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极为现实的社会问题。
二、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主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价值”这个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如今，“价值”已在非经济学意义上被广泛使用。这种变化，与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从推崇集体至上到承认个体价值
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社会人格而非个体人格，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认为每个人的命运都同群体的命运息息相关。几千年来，个体价值在中国一直是被忽视的，“一切都是集体的，个人什么也没有”。现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关注个人的生活世界，彰显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实现。
随着现代西方哲学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人原先那种立足于国家、民族、集体或阶级的抽象的“人”的观念受到了猛烈冲击，“自我之人”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升起的新星。“自我之人”主张合理的自然权利，坚守自我的个体价值，强调个人的自主意识，注重自主的个人选择。20世纪80年代，有人把这种自我意识概括为一句话，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而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发表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所引发的广泛论争，对于唤起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这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主流话语的思想观点，认为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潘晓”对个体价值的反思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呼应了正在流行的萨特的“自我实现”的口号，因而不仅引起了《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关注，也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引起了强烈反响。自那以后，萨特哲学所倡导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成为中国新一代青年执著信仰的人生格言。而今，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尊重越来越为中国社会所认同。这种价值理念的确立，在中国实际上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对个体价值和个人命运的关注无疑是打开了人们思想禁锢的一个窗口。
(二)从追求宏大理想到关注小我世界
近代西方哲学在以理性思辨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个性存在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漠视。现代西方哲学则不同，它在反省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状况时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认为哲学应追问和省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人的感性生存作为哲学的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人也经历了一次价值观的巨大转折。中国传统价值观偏重于将个人的价值目标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喜欢谈论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强调舍生取义，忽视个人利益。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很多人突然感到自己所追求的宏大理想也随之破灭，而现代西方哲学恰恰在那时的中国广泛传播，并启发了中国人对小我世界的关注，引发了中西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打开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全方位深刻嬗变的闸门。这种变化，在年青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崔健音乐的疯狂摇滚和“小女人文学”的绵延体验中宣泄发自心底的苍凉和不甘平静的惆怅，并在不自觉中推动着中国人日益关注小我世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对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分不开。如今，这一代青年大多已为人父母，进而也影响着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新人，塑造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今，很多“80后”、“90后”的中国青年漠视宏大的理想，他们更愿意独自体味“成长的烦恼”，甚至迷恋于个人内心的细微体验；更喜欢平民生活的传奇，也更关注普通群体的生存状况。尽管权威人士对他们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他们却通过自己的话语平台为自己喝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理性，使之不断焕发更深切、更具体的亲民意识，不断推出更实在、更科学的民生政策。
(三)从强调人定胜天到倡导天人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的战争与革命又导致中国人更习惯于用对立思维而不是和谐思维来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人定胜天”就成了确证人之价值的重要依据。但是在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他们拒斥人的主体性、中心性、自主性等观念，认为人不过是宇宙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因此必须把人从世界的中心位置上加以边缘化。福柯说，人自诩为存在的主体、世界的中心，这不过是人的自以为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3](P24)，“人”的概念无非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认识建构。[3](P132)德里达则宣布，“人不再独尊于世界王国之上，不再独霸存在的中心”[4](P47)。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人类能够不断进步等观念进行全面的清算与颠覆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宣布：作为理性的“人”死了，作为主体的、中心的“人”死了。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这种带有极端性的否定思维和批判言语或许会最终否定其自身，但他们却深刻地告诫人类：人在这个世界之中，而不在这个世界之外或之上；人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人是自然的保护者和创生者，而不是自然的挑战者和征服者。因此，现代人应该认真地反思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抛弃过去那种视自己为世界之主体的狂妄与傲慢，寻找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和途径。
如今，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人们越来越重视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友好相处的关系。我们不能说科学发展观中所强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现代西方哲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现代西方哲学的传入和传播，以及我们30多年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断省察，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中国社会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培育，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人对待主流意识形态态度的影响
当代社会，“精神家园的迷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老一代常说青年人缺乏崇高的理想信念，青年人则怀疑老一代的理想追求太过虚幻，不切实际。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其中之一。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基础有所淡化、价值取向有所虚化、认知动力有所弱化的原因。
(一)情感基础有所淡化
在当代青年看来，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青年对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和对社会理想的绝对信仰是幼稚可笑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始于20世纪末。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十年内乱中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继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开启了一场全民族的理性反思。由于“文革”等极左运动的不良影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心理挫折，他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来填充思想和感情世界，而现代西方哲学就在此时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其新颖甚至偏激的观点，吸引着正在探寻新的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的人们。在很多高校，大学生们将满腔的理想主义激情释放到“潘晓现象”、“萨特现象”、“尼采现象”、“弗洛伊德现象”、“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话题中，却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避而不谈。近年来，尽管我们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上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对有些人来说，还是难以找回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份情感。
(二)价值取向有所虚化
受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强烈渗透着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价值论多元主义的影响，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一切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不讲追求，不愿思索，甚至消极麻木，放任自流。他们喜欢穿松松垮垮的“文化衫”，上面印着诸如“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也非好汉”、“走到哪算哪儿”的文字；他们喜欢哼曲调怪异的流行乐，歌词从“跟着感觉走”、“别问我是谁”逐渐演变成“无所谓”、“当狼爱上羊”；他们崇尚消费主义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月光族”或“城市负翁”、“啃老族”或“宅男宅女”。他们把娱乐消遣看得比价值理想重要，可以跟你谈乔丹谈刘翔，谈杰克逊谈周杰伦，甚至谈艾滋病谈同性恋，但是，他们绝不会跟你谈崇高谈理想，绝不会跟你谈主义谈信念，绝不会跟你谈未来谈希望。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越是面临灾难，越能同心协力，共度时艰。近些年来，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国人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和行为。这在2008年展现得最为明显。不论是年初的抗击冰雪，还是“5•12”后的抗震救灾，不论是奥运盛会，还是飞船登月，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都异常高涨。这也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主流文化，就能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重新唤起全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认同。
(三)认知动力有所弱化
受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当今的中国人已不大会为政治而冲动。在他们看来，政治已经不再令人激动，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因此不必再去强调自己的政治意识，不必再去听那些空泛抽象的大话，而应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经济利益特别是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东西上。在全国各大书店，除了用于消遣的通俗读物外，浸透着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卡耐基系列丛书“成功之路”和诸如“公关学”、“交际学”、“投资技巧”、“股票入门”之类的生活指导书籍多年来畅销不衰。在人们对这些书籍趋之若鹜的同时，除了政府机构和相关专业的人员，那些介绍和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书籍往往少人问津。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虽然其观点繁芜杂陈、良莠不齐，但其鲜明的批判精神和现实意识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借鉴。
(一)现代西方哲学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批判为我们认知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了素材
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必须植根现实世界，面对现实生活，探讨现实问题。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乃至个人命运，都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乃至命运，不仅同样与他们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密切相关，而且具有特别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尽管其理论基础是唯心的，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也存在明显的错误，但其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批判，不仅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而且为我们深刻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提供了生动素材。海德格尔在分析当代科技发展状况时指出，当代的所谓“技术”抢占了古老形而上学的地盘，变成了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强求”，而这正是现代人存在之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的后期哲学研究力图从当代科技文明中唤起一种“危难意识”，把人的“存在”从“既无历史又无家可归”的工业技术时代中揭示出来。弗洛姆在对技术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消费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时指出，“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人开设了工厂，建造了高楼大厦，发明了汽车，缝制了衣服，生产出粮食和水果。但是……这一人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5](P77)在资本主义这个为追求最大化利润而疯狂运转的“大机器”中，个人就像是一个齿轮，“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6](P84)。马尔库塞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首先将矛头指向“消费控制”，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里人同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人却变成为了消费产品而存在，这种“强迫性的消费”所造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中由于“劳动产品”异化而带来的人性异化严重得多。当前，消费问题已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并且人们已经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人的消费欲望的畸形膨胀必然会加重对自然界的破坏，而对消费现象展开“绿色批判”和“绿色导向”也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时尚。这种时尚，显然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传播方式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思路
从理论层面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是深奥甚至晦涩的。这些深奥晦涩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心灵共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西方哲学家在表达其理论观点时，并不局限于哲学的层面，而是将其广泛地渗透到文学、美学、艺术之中，体现在对大众生活的关注和描述之中，甚至直接运用于重大的社会运动中。比如尼采，他的著作大多是一些小册子，他的深邃思想也常常隐含在片段式的随笔式中。但人们阅读这些片段时，既能在思想的逻辑中发现乐趣，又能在灵动的文字中享受愉悦。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萨特、柏格森和罗素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主义的队伍中，除了萨特、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外，还有加缪、卡夫卡等许多著名作家。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虽然非常艰涩，但他却在大部头的学术著之外，以小说、戏剧等形式生动地传播其思想和理论。并且，萨特从来都不只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二战期间，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创办了《现代》杂志，并与加缪、梅洛-庞蒂等人结成“革命民主同盟”。20世纪60年代，他与罗素共同主持“国际仲裁战犯法庭”，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同年，苏联入侵捷克，他坚决站出来进行反对。1979-1980年，萨特又在媒体中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在这些重大的社会运动中，萨特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也传播着自己的思想。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式为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只有不断追踪、捕捉和摄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理论，才能保持其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西方哲学始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有着长期的自然哲学传统。据西方披露的统计数据，在有关哲学研究的刊物上，自然科学家发表的哲学论文占60%以上。[7]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有的本身就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马赫、阿芬那留斯；有的虽专攻社会科学，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其中以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的哲学家最为突出。他们的哲学研究十分注重及时总结和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因此往往能够在哲学研究中尝试新颖的视角，引入先进的手段，取得显著的发展。我们的哲学工作者中有扎实自然科学基础的却很少，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我国哲学领域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模式并没有根本性改观。此外，分析哲学倡导运用逻辑分析对概念和命题的意义进行澄清，并通过对语言的意义分析达到对世界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认识，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十分值得借鉴。科学地引入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显然有助于澄清概念的意义，加强论证的实在性，避免因概念不清引起的空谈泛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历来提倡学术宽容与思想自由。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法，无疑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的交流与沟通，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
(四)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深切关怀为我们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启示
对人的深切关怀，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主题。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叔本华将本能的、感性的、非理性的“生存意志”作为世界的本质。海德格尔则通过对生存的分析，论述了人生、世界、认识、情感、死亡、时间、历史等重大课题。在海德格尔之后，雅斯贝尔斯将“生存”与“超越”联系在一起。萨特则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并把“生存”理解为自由。虽然这些理论中有谬误的成分，但关注人本身无疑是这些理论得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原因。而我们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效，恰恰与我们对人本身的忽略有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8](P165-166)所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超功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哲学工作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做好这些工作，首先必须充分关注人，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让社会大众在有理有情有趣有用的价值观培育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鸣和共振，从而培育出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情趣、鲜明的价值判断和丰富的思想意涵。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充满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影响着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既推动了许多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新理念、新思路的产生，也使一些人的人生目标、理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在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科学地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合理地借鉴其积极方面，自觉地抵制其消极影响，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走向发展和繁荣。
作者：尚伟
第4篇：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才会含混不清。虽然，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实际上，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消解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更确切说来，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因此，“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在人的世界中，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与之相反，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传统哲学在单纯追求“能否思想”的过程中所表露的生存论缺失。为了还人以本来的真实生活与生活的价值，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人的“意义世界”，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人的生活的真实思考以及思维范式的转换。当他们引领哲学走向另一条道路的时候，无疑也将人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形式之下，原来确定的“有无意义”变得问题重重，哲学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人的“意义”尚不确定，研究人的生存之意义的学问——哲学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哲学观的变革看起来带给人们的不是令人愉快的辉煌，而是挥之不去的困境。人们甚至嘲讽哲学：这就是哲学应有的位置。我们认为这不是哲学观的变革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所造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就在于西方哲学内在的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的发展轨迹，当人们还没有对人生存的“意义”给出明确的解答之前，这种混沌的状态也是种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当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的意义的缺失、幸福感的丧失，哲学所面临的终结的难题以及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反映了普遍的“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转换过程的艰难。
作者：陈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