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努力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好。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具有阶级性
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有一点必须明确：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因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项问题，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除了少数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等外)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对象客观地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所谓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始终没有存在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1]
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公开说过：“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2]经济学的研究涉及人们的切身经济利益，阶级性尤为鲜明。凯恩斯公开承认，他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来研究经济问题，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3]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明白得多。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的，而不能去追求什么客观上并不存在的“纯客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回避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在哲学社会科学界，“阶级”两个字成了禁忌的字眼，谁也不愿意提起，更不用说阶级斗争了。我们犯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错误地汲取教训，“矫枉过正”了，连阶级也不敢提了。似乎阶级、阶级斗争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和谐”了。有人甚至提出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和谐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斗争马克思主义”。过去闹革命，搞的是“斗争马克思主义”，显然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应该提倡“和谐马克思主义”。谁要再讲阶级、阶级斗争，就太不合时宜了。于是，报刊杂志上见不到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文章，谁要在文章里出现阶级、阶级斗争的字眼，编辑也必须把它删去。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王伟光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文章遭到怀疑、围攻和谩骂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应该看到，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对阶级、阶级斗争却是十分敏感而清醒的。记得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如果苏联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那么再讲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也就无所谓了，那将是别样社会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是西方认可的社会，那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别样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可以容忍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那当然是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了。所以，当他听到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他就明确说，他感到放心了，从此美苏之间不会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了。这清楚地说明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而这一点，我国某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恰恰忘记了。
在具有阶级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工作不讲阶级、阶级观点、阶级分析，那是会走上邪路的。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
既然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那么从根本上说，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分析阶级社会一切问题的指导性的线索，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列宁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4]
毛泽东也是这样看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他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5]没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敌我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还要不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呢?《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6]因此，“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6]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7]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8]这一论断对分析当前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既然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复杂政治现象的“钥匙”，我们就应该经常用这把“钥匙”去开复杂政治现象的“锁”。抛弃这把“钥匙”，就看不到复杂现象的本质，搞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提不出科学的对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重大问题，应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常态，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取得成果的根本保证。
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
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因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只有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是“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他是就文艺说的，但对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完全适用。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事情，不同的人的价值判断和结论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越是重大问题，这种情况越明显。举苏东剧变问题为例吧。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事件，也是引起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历史性事件。我国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判断和评价存在原则性分歧，存在两种完全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现象，它冲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摆脱了“历史的迷误”，走上了“人类文明的正道”;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历史的大倒退，一批国家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地图上一大片红色抹去了，这是违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悲剧。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糟得很。同一件事情，却有两种不同的、对立的价值判断，这种现象只能用阶级立场不一样来解释，别的理由怎么也解释不了。从垄断资产阶级看来，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搞垮社会主义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居然不费一枪一弹就实现了，那个时刻他们弹冠相庆，欢呼“历史到此终结”，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必然对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为资本主义，感到痛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某些自称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却与垄断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谴责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迷误，声称资本主义才是文明的正道，对苏东剧变报之以欢呼。对他们不得不大喝一声，“同志，你的立场站错了”。立场错了，一切皆错。
我们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同一事物，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价值判断，是不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没有客观的真理标准了?不是的。标准在于，它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判断，是真理性的判断，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就是真理。当某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相一致的时候，这个阶级的代表就有可能把阶级性与科学性、真理性统一起来。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也就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因此，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就能够把阶级性与科学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能够得出科学的、真理性的结论。
对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不仅对社会现象、历史事件作出的价值判断和结论具有阶级的烙印，而且研究的主题的选择，即提出什么问题，不提什么问题，也具有阶级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最活跃的时期。但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利益。所有剥削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会对某些问题感兴趣，而竭力回避对自己不利的问题。这就反映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选题上来。举一个例子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可否认，私营企业主的第一桶金，有些来路往往不大光彩，许多人是靠偷税漏税、盗窃国有资产获得的。这种犯罪行为理应得到惩处。某些代表暴发的私营企业主利益的“著名经济学家”，这时适时地提出“赦免原罪”论，要求不追究第一桶金的来路。一时间“赦免原罪”的文章，铺天盖地，造成了一定的舆论氛围。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有的地方政府公开下达文件，宣布“赦免原罪”，理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几千万农民工进城干了一年活，却得不到工资，而这是他们养家糊口的要命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没有见到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过一篇文章，为农民工发出呼吁，讨要应得的工资的。在这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一反类似“赦免原罪”那样的积极态度，选择了集体沉默。从资产阶级的利益来看，这个问题的确不好表态：谴责拖欠农民工工资吧，显然对资本家不利;反对及时发放工资吧，实在于理不通。于是只好不吭声了。可见，选择什么研究课题，也是有阶级倾向的。
还有一个话语体系问题。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具有一定逻辑框架的话语体系，却是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有它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是为辩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有自己的概念、范畴，自己的分析问题的逻辑框架，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把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生搬硬套地用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泛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象十分严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难觅踪影。有的杂志编辑公开宣布，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来分析经济问题，显得水平不高，没有学术味，不能刊用。只有用一大堆数学公式来演绎经济问题，才有水平，才能刊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我国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一些经济学家忘记了这些话语体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搬过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不管用的。
立场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绝不是概念的堆砌，有的人喜欢杜撰一些新的概念，玩弄概念游戏，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显得自己学问的深奥。这种尽说些空话的所谓“研究”，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我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想一下，研究的问题对谁有意义，得出的结论对谁有利，说出的话谁爱听，也就是为什么人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9]他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人必须牢记的。
四、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错误思潮
正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充满着阶级斗争。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斗争，而应该积极投入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及时地提出，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0]这段话，过了半个世纪，今天听起来仍感到振聋发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越发激烈了。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态势是敌攻我守，敌对势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等等轮番上阵，一股思潮刚刚得到批判、澄清，另一股思潮又来了，又需要批判、澄清。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穷于应付。这些思潮尽管词藻不一样，政治诉求却高度统一，无非是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同这些错误思潮的斗争的实质，仍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这种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也许这一斗争比上世纪50年代更为激烈了，因为国际国内的环境变了。从国际上说，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在低潮的情况下，一方面，有的人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信念动摇了;另一方面，苏东剧变以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而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打开了国门，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理论涌进中国。各种情况凑在一起，一时间西方学说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从国内环境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领域态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淡薄了，资本主义思想扩张了，有的人包括一些党员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状况也是难以避免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确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很难产生共产主义思想。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必然发生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遭到严重的挑战。如果不积极回应这种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难以巩固。思想战线守不住，其他战线也就崩溃了。思想乱了，必然导致政治动乱，敌对势力就可以乱中夺取政权。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革命，没有一个不是先把意识形态搞乱，然而再制造动乱的。毛泽东说，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工作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都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斗争大部分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从捍卫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抵制和批判反马克思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决不能见了错误思潮躲了走，充当爱惜羽毛的开明士绅。不批判错误思潮，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失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是战士，写的文章应该是投向敌对势力的投枪、匕首。没有战斗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毫无用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不同错误思潮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就停滞了、僵化了。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阵地意识。实践表明，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始终存在着谁来占领阵地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阵地，包括刊物、专著、课堂、讲坛、网络等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在这里，不存在“真空”，不可能保持“中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宣传、研究工作中，缺乏“阵地意识”，不去主动占领阵地，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应该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占领阵地的斗争的复杂性和持久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作者：周新城 来源：贵州省党校学报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