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阶级位置；阶级认同；社会分层
论文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介入到社会分层研究当中以来，女性的阶级位置与阶级认同，一直是这一领域内争论得最为激烈的议题。本文对西方社会学界围绕这一争论而产生的文献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归纳，希冀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分层研究：从批判前提开始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the second-wave feminism）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介入到社会分层研究当中。这种介入，往往以对男性主流社会分层研究前提假设的批判开始。
最有影响力的早期批判当属琼·亚克尔（Joan Acker）于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认为，关于女性的社会位置，传统研究或明或暗地形成了6个基本假设：（1）家庭是分层系统的单位；（2）家庭的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由家中男性家长的地位（status）所决定；（3）女人生活在家中，因此，她们的地位由她们从属于的男性的地位所决定；（4）至少从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方面来说，女人的地位等同于她男人的地位，因为家庭是等量衡量的单位；（5）只有当女性不附属于男性时，她们才自己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6）在许多方面，女性与男性并不平等，但是对分层系统的结构来说，这并没有什么意义。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传统的分层研究成了一种“智识上的性别歧视”（Intellectual Sexism）：许多社会学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与性别分工相联系的“男性养家糊口”假定，并认为男性和女性有着各自的特殊领域，其中女性的领域是家庭和家务劳动，男性的领域则是市场和带薪工作。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分层过程和结构中的女性位置和性别因素被忽视了，分层理论成了一个只是关于白人男性的理论。[1]
其他女性主义者则将批判的焦点聚集在两个议题上。第一，将家庭（family）作为分层唯一的重要单位。伊丽莎白·加尼思（Elizabeth Garnsey）认为，这一做法既模糊了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也忽视了越来越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市场当中并饱受不平等的事实。事实上，社会学应该更加关注妇女的工薪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各自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关系，以及对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造成的复杂影响。
第二，“丈夫阶级起源论”。米歇尔·斯坦沃茨（Michelle Stanworth）认为，将女性的阶级位置等同于她们丈夫的做法不仅并非总是必然的，而且还遮蔽了阶级分析中一些最有意思的议题。它既混淆了女性与她们丈夫不同的阶级体验（class experience），又忽视了将男性与女性区分开来的不平等，本身就是阶级系统运作的结果。安东尼·赫斯（Anthony Health）和尼克·布里滕（Nicky Britten）则提出了一种“联合分类”（joint classification）模型，认为家庭成员的阶级地位不应化约为家庭中任何一员的阶级地位，而应该根据他们个人职业地位的所有可能组合来进行判断，其中，那些夫妻双方处于不同职业阶级的家庭则应视为具有双重阶级性质。(P46-60)在稍后发表的一篇论辩性的文章中，他们更是试图用数据证明，就解释女性在职业上的不平等来说，她们自身的限制条件而不是丈夫的阶级位置更有意义；她们的选举和生育等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她们本人而非丈夫的职业。
二、对传统模型的扞卫和修正
面对女性主义者猛烈的批判，主流社会分层理论家不得不做出回应。首先站出来的是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1983年，戈德索普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性和阶级分析：扞卫传统观点”的着名论文，为传统模型中引发激烈争论的两项主张做出辩护：（1）之所以将家庭而非原子化的个人作为分层的基本单位，是因为家庭作为将收入集中起来的消费单位，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受益于任何成员的赚钱能力。也就是说，所有家庭成员拥有同样的物质利益（亦即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发生在家庭之间，而非家庭内部；（2）已婚女性的阶级地位取决于她们的丈夫。虽然很多女性参与到劳动市场当中，但是由于家庭中性别分工和社会上男性霸权的继续存在，大多数家庭的经济命运仍然更多地依靠丈夫的职业，妻子的就业模式仍大多可以用丈夫的阶级地位来解释。1984年戈德索普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前述斯坦沃茨、赫斯、布里滕的文章进行反驳，并对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rikson）的“支配模型”（dominance model）赞许有加。埃里克森的主张是：家庭的阶级地位与“支配等级制”中位于最高地位的那个人相一致，而大多数情况下，拥有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劳动市场联系最紧密的人）处于支配地位，由于性别平等的存在，这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
事实上，“支配模型”后来也为戈德索普所接受，这有他与埃里克森合着的着作为证（因此，有的学者也将“支配模型”视为一种“新传统模型”）。在这部主要考察社会流动的着作中，关于女性的阶级状况，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女性的就业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在决定她们的观念方面，“夫妻关系上的阶级”（conjugal class）比“职业上的阶级”（occupational class）更有意义：比如，在主观阶级认同（subject class identification）方面，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利用一组数据，试图证明“已婚妇女的阶级认同，确实通常与她们丈夫的阶级位置有关，而不是她们自己”。[10]其他学者的调查也声称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女性职业的阶级特征似乎对他们的阶级认同并没有什么影响。[11]这些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戈德索普才敢宣称，他们所使用的“阶级图式”不考虑性别，没有什么要指责的。阶级分析要讨论的只是阶级而不是性别，不要苛求他们的阶级图式能解释和性别有关的现象。换句话说，那是性别研究的事情，和阶级分析无关。
作为社会分层另一个主要流派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则试图通过更加明确地界定已婚职业妇女的阶级位置来回应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他认为，虽然戈德索普那种将女性的阶级位置等同于她们丈夫的职业阶级的做法有明显缺陷，但简单地以女性自己的工作为基础来界定她们的阶级位置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很多“跨阶级”（cross-class）的家庭中，情况比较复杂。①为此，赖特发明了“直接的阶级位置”和“间接的阶级位置”这两个概念，前者与个人的直接职业和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相对应，后者指的是个人与生产资料之间非直接的联系。家庭妇女、儿童、老人、失业者、学生，这些人的阶级位置完全由间接关系所决定。职业妇女的阶级位置，则需要考察对阶级认同来说，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在相对重要性方面的差异。②以美国和瑞典两国为调查对象，赖特得出结论认为，间接阶级位置对妻子比对丈夫有更大影响：例如，与同工人阶级女性结婚的中产阶级男性相比，同工人阶级男性结婚的中产阶级女性更有可能认同她们的工人阶级身份。[12]另一份以挪威和瑞典为样本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同中产阶级男性结婚的工人阶级女性相比，同工人阶级男性结婚的工人阶级女性对“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要更高。[13]
珍尼恩·巴克斯特（Janeen Baxter）在这一议题上的主张，则有点缓和的味道，不过在核心观点上仍然非常坚定。她承认，在说明主观阶级认同方面，阶级位置本身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变量，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来说，教育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指标，因此，要想了解男性和女性的阶级认同，就必须更细致地了解个体的个人特征。但是，在她所研究的4个国家（美国、瑞典、挪威和澳大利亚）中，在决定阶级认同方面，丈夫的阶级位置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且丈夫阶级位置的影响并不根据妻子阶级位置、工作时间、教育程度和收入而发生变化——没有证据显示女性就业的增长挑战了传统模式的主张。[14]
三、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替代性模型
然而，无论是以戈德索普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还是以赖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平息来自女性主义的批评。琼·亚克尔认为，不管传统分层研究怎么辩解，它们都仍然将“性别”和“阶级”视为两个不同的现象，将性别分层和阶级分层视为有关不平等的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系统。而事实上，性别分层总是包含着经济和权力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正是在同时构成了阶级结构的关系系统中得以生产和维系的。也就是说，女性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情境也正是她们在性别结构中所处的情境，阶级或分层不是性别中立的。[15]罗斯玛丽·克罗普顿（Rosemary Crompton）则认为，这两种主流分层理论所提供的阶级图式（class scheme），都是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测量法，他们根据个体的职业，把他们分派到某一种阶级模式的某一个位置上，然后再把这些位置汇总成阶级结构。虽然这种“无视性别”（gender-blindness）的阶级理论在抽象层面上并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但是一旦面对经验性现象，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职业的构造过程当中，性别是一个核心的因素，所以，在职业结构中，阶级因素的影响不能同性别因素的影响分离开来，可戈德索普和赖特的阶级图式，都将“阶级”和“性别”被视为两种分离的现象。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阶级分析只能停留在“职业汇集法”这一霸权的进路上，从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分析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行为这样的问题。[16]
更多的学者则继续在经验的层面上对传统观点的辩护提出质疑。她们对戈德索普将家庭视为拥有无差别物质利益的同质性单位提出了质疑。她们指出，家庭不仅并非总能将收入集中起来，[17]而且夫妻双方在实际分配资源时也并不能总是均等，这在收入、[18]食物[19]的分配上都有所体现。此外，女性也没有与男性平等的生活机会。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女性参与市场能力的提高，不仅传统的原子化家庭开始瓦解，而且到底谁在家里说了算也越来越难确定。[20]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主张，许多人开始呼吁将个人（individual）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强调女性的阶级位置应该由其自身的特性来决定。凯思琳·里特尔（Kathleen Ritter）和洛厄尔·哈金斯（Lowell Hargens）在1975年针对全职女性做的一份研究显示，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工人阶级女性更多地是从自己的而不是丈夫的职业环境中获得她们的阶级认同；[21]伊丽莎白·范·韦尔塞（Elizabeth Van Velsor）和伦纳德·毕利（Leonard Beeghley）则报告说女性的阶级认同来自于自身特征，以及她们丈夫和父亲特征的一个联合，不过这两名学者调查的对象既有全职女性，也有兼职女性[22]——这倒提示我们注意，女性的工作时间也许是决定她们阶级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最有名的相关研究，要属南茜·戴维斯（Nancy Davis）和罗伯特·罗宾逊（Robert Robinson）于1988年所做的一份调查。他们强调，在决定自己的阶级认同时，已婚女性更强调自己的特性而不是丈夫的特性，而且，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女性参与有薪工作的增长、生育率和结婚率的下降，都扩大了他们的独立性和个人主义倾向。[23]
更激进的反对者甚至主张，不仅全职家庭主妇的阶级位置不等同于她的丈夫，而且，家庭中的支配性社会关系也应该被视为是一种阶级关系。这种主张认为，家庭内的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不同的生产模式（亦即家庭内生产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产模式通过支配和从属的性别关系得以建构，在这种模式中，家庭劳动力（家庭主妇）相对于非劳动力（男性家长），处于一种被支配和被剥削的阶级位置。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男性的妻子，就不处于工人阶级的位置，而应该被称为“无产阶级家庭劳动阶级”。[24]
当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的研究者试图采取一种折中的立场。安妮特·索伦森（Annemette Sorensen）在一篇着名的综述中就认为，当研究者需要勾画阶级结构，或者劳动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时，“个人”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当研究者关注家庭生活的物质状况、它的生活方式、它的利益，以及它所提供的生活机会时，则应该将“家庭”视为阶级分析的基本单位。[25]经验研究上的发现也变得更加包容，很多研究既认同传统模型的一些主张，又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一篇以澳大利亚的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指出，已婚妇女的特性并非如传统模型所说的那样没有意义，对女性来说，其自身和丈夫的特性都很重要；但是已婚男性来说，主观阶级认同却只是一种男性派生的现象（a male-derived phenomenon）。[26]约翰·齐普（John Zipp）和埃里克·普鲁特（Eric Plutzer）更是提出了一种“分层和阶级政治的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 of stratification and class polices）。他们认为，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对阶级分析采取了一种结构进路，认为一个人现在的阶级位置形塑了其阶级利益。但是，阶级更应该被视为一个“过程”，亦即一个人的阶级认同由其过去和现在的阶级经历所塑造，因此应该将其出身伊始的、以前的和现在的阶级位置综合考虑进来。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他们得出结论：（1）大多数伴侣的阶级认同和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存在一种家庭阶级位置（family class position）；（2）这种家庭阶级的效果与夫妻是否有共同的消费类型无关；（3）“跨阶级”家庭中夫妻一致的程度并不比“阶级相同型”家庭要低，这就削弱了个人主义视角的核心原则；（4）丈夫更容易受妻子初始的阶级位置而不是现在的阶级位置的影响，而妻子则更多地受丈夫现在的阶级位置的影响；（5）因此，一种关于阶级的动态模型比结构模型更好；（6）阶级分析的最合适单位应该是“家庭中的个人”。[27]
至此应该做一个简短的小结。虽然围绕“性别－阶级”而展开的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分层研究中最为热烈的议题之一，但实事求是地说，一致性的结论还远未得出，甚至永远也不可能得出。早期的大多数争论，关注的是分层研究的基本单位（家庭还是个人），以及各种因素在决定妇女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上的影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考察和澄清阶级和性别之间相互联系的各种具体形式，研究立场和方法变得越来越多元。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给这一争论拍一张暂时性的快照，并在吸收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真问题，为挑战、修正、弥补，甚至重建西方性别社会分层理论的诸假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① 简单地说，跨阶级的家庭，指的是妻子处于和丈夫不同的职业阶级位置上，比如妻子是全职的打字员（工人阶级），丈夫是律师（中产阶级），或相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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