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具体中抽取无时间性的社会静态的分析方法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特征，在西美尔视域中的货币绝对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在目的论序列中，货币的手段特权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使货币从一种相对性的手段变成一种心理上绝对的目的，导致货币幻象的产生，使内在世界的固有价值被剥离并消融于货币的量中。尽管西美尔对货币进行大量的哲学修饰，但是却始终无法认清货币的真正角色是阶级压迫的迷惑性工具，因而无法成为解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德国哲学家西美尔于1900年出版了代表作《货币哲学》，成为理论界研究社会交换关系的经典作品。面世百年之后，国内学术界再次掀起研究该文本的新高潮。在既有成果中，有的涉及西美尔货币哲学的思想来源[1]，有的直接比较西美尔与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异同[2-3]，又或者用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反思当下社会现实的经济异化状态[4]，等等。但是鲜有人注意到，西美尔对货币哲学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学构建过程，而这对于理解原本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货币究竟如何能够影响人的心理，进而在现今社会中扮演真正的“社会调节者”这一话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将分别从货币的本质、货币对人的心理操控机制和货币造成的人的心理扭曲三个角度，对《货币哲学》进行深入解读，并分析该理论的根源性缺陷。
一、货币：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
所谓货币是“世界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是指货币能够衡量人类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动机和行为特征。当我们正式探讨这一概念之前首先需要注意，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现象中的货币，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货币。他在前言里直言这部论著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来阐述货币对个人内在的生命力、个体的命运以及个体之外整个文化发展的态势，进而揭示人的在体性的命运。所以，外在的、社会性的问题并非是西美尔货币哲学密切关注的落脚点，究其研究的宗旨应当是由外而内进入人的精神世界，聚焦精神内在性的问题，即作为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的货币转变成一种绝对的终极目的，这对人类的自我理解究竟有着什么意义[5](编者导言第8页)。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交换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劳动(一定的社会关系)—价值(类关系)—货币(物化关系)—资本(生产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形态的历史演变，并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的本质，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辨证统一，所以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推进到什么程度，他的价值理论就会进展到什么程度” [6]10。在此，马克思也正是运用对货币的历史性分析把对货币的工具主义批判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历史层面的高度予以解读，实现了话语批判语境的历史性变迁，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解剖，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历史性语境，彻底地撕破了粘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那种永恒存在的虚假的面纱，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建构。这也是货币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所独具的意义。
但这种历史性分析对西美尔来说却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种对货币“是在哪些前提条件下——它们被置于精神状态、社会关系、实在与价值的逻辑构造之中——获得意义及其实际地位”所做的探讨，是对货币源起的探讨，这种论题属于历史问题的范畴，而西美尔对此类问题却毫无兴趣。那么，西美尔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阐述货币对人生命的内在性影响;那又以何种方式来把握这种阐释呢?西美尔认为只能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把货币放到哲学的普遍性的高度，将其完全纳入人类的生命活动中。由此，西美尔认为马克思对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的关注恰恰是不够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也永远无法达及普遍性高度。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美尔将马克思称为“蹩脚的哲学家”。因此，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一种拒斥，他对货币所做的探讨决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追问，而只能是一种社会静态的非历史的无时间性的探求。这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特征。立足于此，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最终滑向文化批判的深渊，而非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批判自然就不言自明了。
正是由于上述方法论的症结，所以，西美尔视域中的货币决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种非历史的定在。在此，货币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它本身的范围，而成为一种世界关系的符号象征：“货币是存在惟一名状的统一体的象征，世界就从这个统一体中流溢出来。” [7]407在这里，世界被高屋建瓴地看成是一个庞杂的市场，每一事物的意义只有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才可能被理解，而惟有货币这样的经济现象才在其整体中展现出世界的表象，因为货币就是这个世界的尺度，其他事物只有与货币发生关联才有存在的意义。“货币就像中央车站一样，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它们都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7]310货币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公式，将事物间相互联系，并反映在人类面前。
那么，为什么货币能够成为世界图景之相对性存在的象征物呢?西美尔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在西美尔看来，交互作用不仅是世界的本质，它更是“支配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原则”，任何事物的意义只有在交互作用中才可以理解。“一切实质、绝对永恒的东西如今都历史性崩溃了，变成万物的流变、历史的无常和心理的现实中，在我看来，要不沦为无休无止的主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惟有以因素之间的活生生的交互作用来取代所有实质的固定价值——说到底，实质、绝对、永恒的东西的融解，其实就是交互作用”[5]227，这就是经济生活的本质。只有这种纯粹的交互关系投射于一种特殊的对象之中时，这时的世界图景才变得更加明了。而货币作为一种最纯粹的最具体化的形式，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类一切交换关系的自主表现。这是货币能够充当世界图景之象征物的可能性原因。第二，因为货币的本性与世界的动态特征具有一种巧妙暗合性，这是其充当世界图景象征物的现实性原因。货币体现了一种动态的世界状态。在货币的的运动过程当中，它的意义就在于被当做货币被花掉。可以说，一个不能被花掉的货币完全没有体现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因此，货币承担了一种运动的载体，连接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同时，货币也兼具不受空间因素干扰的独特能力，因为它是一种纯粹的行动。对它来说在哪一点的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处在不断流动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地摆脱和获得，因而内在地展现了世界的动态特征。
总之，在西美尔的视域中，货币绝对不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而是一种非历史的定在，它客观地构建成一种象征行为与历史世界相互连接，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状态。“社会生活越是受金钱经济关系的支配，世界存在的相对主义特征在有自觉意识的生活中就越是起作用，越是明确;因为货币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体现经济对象的相对性的一种构形物”[7]420。解读于此，所有的语境都已明了，西美尔这些言说除了与其非历史的方法论有关以外，起到更深层影响的是其表面文本背后的相对主义世界观，其对货币本质的界定，只是西美尔作为一位相对主义者所作的理论告白。
二、目的论序列：手段对目的的僭越
货币是一种隐藏在人的主体性背后的心理力量，在其只是作为手段而出现的时候，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当这种潜在力量被激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时，货币也就实现了其质性的变革：由手段一跃成为人们生活的目的。这就是心理学的本质特权，即“把相对的东西从心理上变成绝对的东西”[7]408。货币手段对目的的僭越，是西美尔货币哲学分析的底基，缺少这一点，其他的一切分析都将会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所以，西美尔重点分析了货币质性变革的过程。通过解读发现，西美尔对这一变革过程的分析采用了心理学的逻辑，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目的论序列的分析中。
西美尔首先从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开始其讨论，即“所有经济贸易都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我需要某人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如果我提供给他某种他正需要的东西，他就会愿意把此物转让给我。”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但这一模式在现实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我需要甲所拥有的事物，但是甲却对我提供的事物不感兴趣，结果双方交易无法实现，因此，西美尔说：“在我们获取目标的过程中，在目的链中引入一个中介环节是极为重要的。”那么这个中介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它必须是一种纯粹的手段，而且要具有无限的可交换性。货币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最合适的工具，“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它完全由目的序列所决定，而决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其他序列的影响;其二，它又被限制为与特定目的相关的一种纯粹手段和工具，从而没有它自己的目的，而作为目的序列的中介一视同仁地发挥着功能”[7]140。它是一种最纯粹的抽象的工具，是脱离任何事物的特性，打破定在时间和既定空间的一种纯粹的符号形式。货币的这种特征赋予其神奇的创造力，使它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兑现成任意一种物质价值，也就是说，它拥有能够将观念当中的东西转化成为感性的现实存在的超能力。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8]144—145。正是由于货币的特权使它从一切价值中凸显出来，成为所有价值的代表。换言之，所有的抽象的价值都能够与货币发生联系并反过来必须通过货币来进行和完成承载着价值的物质的交换。这就意味着“我想要实现一个更为遥远的目的，我的活动和所拥有的东西也必须采取货币价值的形式。在上述范畴中，货币是一种制度或习俗，通过它个人可以把它集中起来以便取得他不能直接取得的目标”[7]140。结果，货币成为了“各种目的的交汇之点”，成为人和价值进入社会的唯一凭证，并以此作用于人们的的心理，导致人们心理认识和心理依附重心的便移。这时，货币的魔术开始上演了：人们逐渐将自己的关注点集中于实现目标的货币手段上，并采用一种心理的方式把相对性的货币变成了绝对性的货币，永恒的存在着，使人们深陷于货币心理的迷宫之中，并由此遗忘了生活的最终目标。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货币作为工具的纯粹的潜在性被提炼为一种一般的力量和意义的概念，对货币的拥有者来说，这种概念就像真实力量与意义一样地发挥着作用”，由此实现了货币手段特性到目的特性的意象转移，把实在层面上的手段货币变成了心理层面的目的货币。西美尔认为，货币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它的意义完全在作为手段时才得到体现，而一旦进入物质运动过程当中它的价值就转化为一种”绝对的心理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在作为手段的层面上，货币是以一种绝对价值在发挥效力，在这个过程中目的自身被抽象成为货币自身的内在能力。西美尔言简意赅地说：“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其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其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7]161—162货币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了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成了世界的世俗之神。
在西美尔看来，货币从“绝对的手段”向“绝对的目的”的转换是现代货币经济深入发展必然的逻辑产物。但是，货币的这种僭越带来的后果却是现代生活的全面性颠覆，致使生活的内在价值被逐步外在化。此时的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人类自身的完善，而是外在物——货币——量的积累。曾经作为手段的货币已经变成人们竞相追逐的目的，控制、歪曲人的内心世界。在人们日益增长的丰富的物质背后掩盖的是内在心灵的焦虑、烦躁和空虚，人类生活的意义和终极关怀将不复存在。此时，人们便会发现，金钱只是作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当目的实现后，它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
三、货币幻象：量对世界固有价值的剥离
货币这种特权对人性的侵蚀，使其在人们的心理中彰显出过溢的权力，迷惑了人们的判断力，使人无法真正把货币的量值符号同真实世界的量值区别开来，并开始用观念意象中的货币符号来指认真实世界的固有价值，从而实现对世界内在价值的剥离。这是货币的魔力所产生的一种虚假的幻象，但它却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行为。“只要它们仍然站立在我们面前而未被获取，那整个货币特质的类属就时刻吸引着我们，以致我们会经常在一种幻觉下劳作着，这种幻觉就是：最小数量的货币也一直会使我们感到满足，因为它所代表的是我们所欲获取的对象和概念……因为货币只是我们惟一关心的重要的且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货币的这种特质或无特性最先在其全部的心理纯粹性中表现出来，但这必须在货币已经被获得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只有在货币被转化为积极价值的时候，量成为惟一决定货币意义的要素，这一点才变得明朗，即货币的手段也就是它的力量……货币的质惟独由其量而定”[7]188—189。这种幻觉深深地嵌入我们的灵魂深处，致使人类的精神世界从一种“观念形态”走向了“幻象形态”。它从世界观这一根本层面控制着我们，对数量价值的要求胜于对品质价值的要求，从而量化了生活与生命的方方面面。因此，用观念中的货币来剥离整个世界的固有价值，这是货币幻象的最根本的本质。
第一，货币对事物质性价值的颠覆。特性就是事物的质，它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标准。而货币最独特的特征就是无特性，这本身就意味着对特定质的一种否定。货币与事物价值的通约性就是这种否定的完成：把事物的内在质性转化为无特性的货币量。这一否定形式在货币幻象的作用下达到了极点：货币成了所有价值的代表，而其他所有价值都被消融于货币量的运动中。货币成了事物价值万能的价代表，它消抹和平衡了事物间的差异性，只是将它们以价格的形式在我们的观念中再生产出来。这样看似中立、无差别的立场使得货币成了“平衡者”和“调节者”。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事物本身的特性被扭曲了：“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浮，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大小的不同。”[9]265—266质的规定性完全被简化为量的规定性并被消融于其中。所以，此时人对物的质的需要会屈从于形式的货币的量的需求，在观念当中把对物的积累变成了纯粹作为符号的货币的积累，“纯粹货币占有是事物占有的一种特殊的浓缩、抽象和预示”[7]252，货币成了人的唯一的需要。所以西美尔从横向历史的角度认为，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与这样一种现象相关，即“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5]8。
第二，货币对人本质的颠倒。“人的经验存在之中的一切细节、相对性、特别力量和表达方式都足以立身为人，他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人的价值不可能以任何量的标准来衡量，不可能仅仅凭借另一种价值或增或减就可以得到补偿”[7]282。在西美尔看来，人的价值具有至高无上性，它与货币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货币的幻象却打破了这种不可通约性，“不仅使货币成为人的尺度，而且使人成为货币的尺度”，结果人的价值在货币面前被连根拔起，被集结于货币的量中。货币成了个人的人格和本质力量的化身，“货币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和本质力量”[8]143。这就意味着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像其他事物一样可以转换为货币。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具体货币的感性形式才能体现个人取得社会的权利和价值，真实地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直接导致货币的存在和价值凌驾于人的存在和价值之上。“生活中存在着不胜枚举的不公正和悲剧，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在货币被提供给各种个人价值之际，而个人价值不可能由货币来平衡或者等价于货币”[7]325。
货币对目的的僭越，使现代人不再满足于事物的自然魅力，反而屈从于对各种各样感官的刺激追求，他们无暇思考自己的灵魂拥有什么，自己的生命感觉如何，而是以外在性的物质符号认识自己和他人。这才是西美尔意义上的异化：“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空洞和无谓。”现代人的困境正是在于，似乎一切唾手可得，但在追求理想时不断地失去意义与内容，物质上富有却又倍感灵魂和生命的稀薄，人的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当作自己灵魂无可质疑的财富[5](编者导言13—14)。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悲哀，也是西美尔货币哲学最终的落脚点。
四、结语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现象学延伸和主体性深化。他从货币的实际角色，即作为一种世界相对性特征的象征物出发，挖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在货币交换过程中表现出的动机，并分析货币对人的异化作用，以此更加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物异性的思想。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西美尔完成了他对货币进行全方位哲学性审视的初衷。但是，这部书果真如西美尔所说，能够“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吗?[7]前言P3本文对此持质疑态度。西美尔虽然对货币作为载体之下的人类主体活动进行了异常精密的构建，但是，他始终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货币角色的真正定义：它只是资本家用以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劳动的带有迷惑性的工具性票据而已[10]655。虽然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不断使用马克思的各种经济话语，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家”，但是，一旦脱离了阶级分析，他口中的货币哲学便无法成为透视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理论武器，而他所使用的哲学方法也只能成为覆盖在其货币理论上的一层迷雾。
作者：马曦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