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三人，他们结合对西方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重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总体革命”模式。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与非正统之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共产国际，在前苏联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凝固化、值化,认为只有走“俄式”革命的道路，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化,认为只有它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但是问题在于:西欧各国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革命相继失败，西方革命运动由此也陷入低湖。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必然引发人们的思考,也必然引发理论争论——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即正统?对于以上问题的争论，不同的理论家当然有不同的回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其实就应该是一种方法论,一种行动的指南，而不应是脱离历史文化条件,死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结论。那么，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底是如何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一问娌的呢？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一开始就明确指出：44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论点，PP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非是要求我们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现存结论，把它看作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切问题的教条和万能公式。卢卡奇的这种反教条价值取向可以说构成了后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调。葛兰西接过了卢卡奇的反教条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意大利革命实践紧密相联系，既反对流行于意大利文化思想界的克罗齐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同时也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教条理解，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并非是向我们提供某种关于历史发展的形而上学公式,而应该是一种分析历史的方法论。对此葛兰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问埋不是要‘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规律，甚至也不是要确定‘普通的’因果律，而是要弄明白，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动性发挥相对经常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B因此，“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即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ra。葛兰西还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并不是发现如同数学那样的历史必然性，也反对那种把历史上的每一次变动都归结为经济必然性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样来理解唯物史观的话，那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的因果规律性取代对历史辩证法的探索。
应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看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为他们这种强调唯物史观作为历史方法论的反教条主义的价值趣旨，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和多流派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也使我们能够平等地对待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长期以来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或者把某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看作是唯一的“正统”的延续，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某一种万能的公式,这种做法实际上既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必然损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二维指向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的哲学理论有两维指向。指向之一是要反对那种站在近代哲学的立场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做法，要求厘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同近代哲学的原则区别,指认这二者的“断裂”，进而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指向之二是批判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式的解释，他们认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局是“见物不见人’’，最终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及其对人的价值关怀。因此，他们建构了以“实践”为基础，以“辩证法”为核心，以政治批判、意识批判、文化批判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上述两个理论指向出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近代哲学相比,其理论主题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近代哲学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哲学的目的在于要超越现象世界、人的生活世界，去把握那个“绝对的本体或本原”。因此,近代哲学的最终结局是脱离人、脱离人的生活世界,无法实现哲学对于人的关注。而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近代哲学相比，已经从“整个世界”转向了“人类社会”，人的价值与自由的实现、人的命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因此，即便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物质”，但决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物质的物理或者化学属性，而是要研究物质是怎样变成人的实践的要素、生产力的要素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研究的是物质所反映出某种人类关系。
科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也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直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当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的自然“并不表现在任何处于历史与社会之外的自然要素，例如气候、种族、生存斗争、人的肉体与精神力量，而表现在甚至已‘历史地被改变了自然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在具有历史与社会特征的、物质生产的发展”。M就是说，“自然”是—个社会范畴，那种脱离社会实践的自然是旧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这正是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和显着特点。科尔施由此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特质,相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一般的社会哲学或者社会学理论，并用这种哲学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的科学。科尔施认为，这只不过是多余地把他们自己哲学的落后性重新带人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尔施在讨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区别时指出，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把现存的和发展中的社会实际从其主观方面看,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并从而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把“历史的过程排除在外”，因而从来不能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理解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实际上，和葛兰西、科尔施一样，卢卡奇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说模式，是以“自然或物质”作为基础，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寻求“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为己任，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而在卢卡奇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到实践领域中的自然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作为哲学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卢卡奇反复强调“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重要性，把“总体性辩证法”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中，只会使哲学丧失其应有的批判性和价值性，从而被淹没在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中。应该说，正是“总体性辩证法”决定了他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向度，决定了他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指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并展开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意识批判。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使之真正回复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价值关怀，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物化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都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的上述理论趣旨。
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着作认真研读和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深刻反思，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结构的分析中得到启发，认为“物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有现象。所谓“物化”主要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m卢卡奇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和生产方式中,揭示“物化”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的。卢卡奇指出：“综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人的个性特征的被消除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具体说，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需要，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被简化为一种机械化重复的专门职能；其次，通过经验方式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随着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加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演变成可以客观计算的、和工人相对立的“劳动定额”来加以衡童，这使得人的个性人格同人本身相分离，被结合到合理化的专门系统中,并最终归人到“计算”的概念中。卢卡奇系统地分析了“可计算性原则”的广泛实施,对于劳动过程中主、客体的影响。
卢卡奇指出，要对劳动产品所应达到的结果作出精确的预先计算，只有通过把劳动产品这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才能实现。由于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劳动的过程变成了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这些局部系统的统一性纯粹由“计算”所决定,这种局部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就是偶然的,并最终破坏了劳动产品本身的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可计算性原则”的广泛实施对于劳动主体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人从客观上讲不再是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主观的劳动态度看，人只是劳动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由于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人们一方面发现这些机械生产体系是完全不依赖于他们而运行的,并且人还不得不服从它运行的规律,人不再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人的劳动也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人最终成为了一个隶属于机器生产体系的“原子”。
卢卡奇认为,人的自由的丧失和价值的这种贬损,尽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也曾出现过。但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是完全独立的，即便是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劳动，也不可能把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变成合理化的机械化劳动，因此，那时人的价值和贬损只是对部分人而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才会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的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这使得合理机械化和可计算性原则成为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可以说，工人物化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因此，卢卡奇认为整个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物化”的社会。这种“总体物化”必然会渗透到人的意识中，并最终形成“物化意识”。造成了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意识的匮乏，陷人到了阶级意识的危机中，只有通过运用"总体性的辩证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使人们从“物化意识”中摆脱出来，人的自由和解放才有可能。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非是理论家单纯理论建构的产物，而是必须通过对以往的文化史、对当前人们的生活进行文化道德批判，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因此,他强调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葛兰西指出，哲学作为世界观,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这种哲学存在于人们的语言、日常常识和民间宗教中。当然这种哲学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因此哲学家的哲学虽然是一种系统的、批判的哲学，却离不开对这种日常哲学世界观的批判。因此，葛兰西指出: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开，葛兰西强调的是哲学的生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批判。正因为如此，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独创性的哲学，它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这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
为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绝对的历史主义”的独创性，葛兰西在回答"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时指出：对“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三种答案：一是哲学是一种单纯的“感受的”活动，即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不变的、在庸俗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二是哲学是一种“整理性”的活动。“整理性”一词的意识类似于“感受的”，虽然它意味着一种思维活动,但这种活动是有限的和狭隘的；这两种哲学都是一种机械论哲学。第一种哲学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假定外部世界有一个现成的、永远不变的抽象世界的形而上学唯物论;第二种哲学虽然承认思想的能动性，但是依然不能摆脱机械决定论;三是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所谓“创造性的”活动就是指“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这种观点显然可能会陷入“唯我论”。葛兰西认为，为了摆脱唯我论，同时又避免认为思维是一种感受的和整理性的机械论观点，“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4意志’（归根结底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但是这种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意志，而不是任意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意志符合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正在逐步实现中的普遍历史本身的时候，它才能够得到实现”。可见，“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哲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的行动的和创造性的哲学，它既不是哲学家的纯思辨的产物，也决非那种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既然如此，实践哲学当然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活动，它必然要进一步转化到政治实践活动中。因此，“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他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
三、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总体革命论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归结为“辩证法方法’’，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死抱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在西方革命的问埋上，他们均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十月革命模式。在他们看来，同俄国相比，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说，由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较为发展，市民社会较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社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统治，而且还借助其强大的市民社会输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资产阶级的道徳和文化价值观念。与此相应，西方革命的模式也应该是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意识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其中意识革命是西方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和基础。
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欧革命之所以不能获得成功，并非是由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关键在于革命的主观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当时西欧的工人_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物化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世界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文化道籂价值观以及商品拜物教所牵引和支配，因此西方革命之所以不能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出现了危机。因此，他们认为西欧革命的前提是首先进行文化心理革命和意识革命，使工人阶级从物化意识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革命的主体。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集中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卢卡奇强调意识革命对于当代西方革命的突出意义。与卢卡奇一样，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归结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这种“总体性理论”具体说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关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一般科学理论，而且是一种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相联系的理论；(2)这种“总体性理论”要求把社会发展看作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内的多维发展过程，经济决定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的原意；(3)和这种“总体性理论”相对应的西方革命,应该是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意识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因此，西方革命要尤其注意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一书作为对意大利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始终坚持“哲学一政治一历史三者一致”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他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所阐述的“实践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既反对意大利革命斗争中的自发论、宿命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思想，同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同当时意大利思想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克罗齐哲学作斗争，以夺取革命斗争的领导权,从而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各进步阶级组成的“历史的联盟”，最终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的上述思想是建立在他对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解析的基础上的。他把西方社会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主要通过暴力方式行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后者则主要通过非暴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式传播本阶级的阶级意识。与此相应也就存在着两种统治方式，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强调的是后者。葛兰西没有对“领导权”概念提出具体的解释，但一般认为他的领导权概念主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要在文化、道徳上起领导作用,征得其他阶级统治的同意，从而和历史中的进步阶层，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联盟，即“历史性联合体”，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述思想出发，葛兰西把军事斗争中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概念运用于实际的政治斗争，提出了西方革命的新战略。“运动战”是指从正面攻击国家政权，如大罢工、武装起义。在力*对比我强敌弱的情况下，运动战可能造成敌军的崩溃。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危机的灾难性的“袭击”(危机、萧条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总体统治，资产阶级不但攀握国家政权，而且拥有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敌我力*的悬殊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对危机的发生有相当程度的抵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动员社会力置，待时机成熟再进行运动战。
重视“文化心理革命”和“意识革命”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新特点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西方，所提出的革命方略和西方人达到自由和解放之道。应该说,他们的革命方略既反映了在当代西方由于统治方式越来越转向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总体统治之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政治意识逐渐淡化、弱化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寻求“革命主体’’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他们的“总体革命论”、“意识革命论”躭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而展开的。如果我们联系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理论趣旨，他们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由于他们不能很好地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意识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又无法真正找到西方人的自由解放之路，而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文化批判的层面,从而夸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陷入主观革命论的错误之中。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