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中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既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也是在我们党内极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无论是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还是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毛泽东同志都堪称我们党和时代的楷模。
他从很早起就强调要向社会学习，非常重视对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当毛泽东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把调查在反腐倡廉问题上，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他指出：解决腐败问题、改善社会风气“主要从教育入手。”?邓小平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物质生活用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革命战士能保持高昂的斗志，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主要靠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理解教育、奉献精神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纪律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等等。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提得更高更重要了。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又说，“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为什么不出国勤工俭学的原因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暂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计划，留在国内集中精力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
他对教条主义最是深恶痛绝。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国情和不从实际出发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严肃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呢？毛泽东回答的非常直接、明了和干脆:“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因为，只有通过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对形势给以正确的政治估量，才能对工作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才能不犯唯心主义的错误，也才能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可以这样讲，调查研究是克服教条主义最有效的手段，也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才能更有效地开展调查研究。只有把调查研究深入扎实、持久地开展起来了，把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才有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把调查研究提高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且由此出发，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着名论断。但是，这一论断曾经被人讥笑为“狭隘经验论'这一论断果真是经验论吗？当然不是。因为，毛泽东所主张的调查研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是有其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以变革现实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论和矛盾特殊性理论。毛泽东在1935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主要哲学文章。他在《实践论》中，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角度特别是从认识起源于感性认识(经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实践和认识的具体性问题。他认为，人们的实践都是在某时某地和某种具体条件下的实践，因而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人们的任何认识都是从这个具体的实践中产生的，因而任何认识也都是具体的。他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又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与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之路。他还通俗地解释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是从认识的角度为调查研究从理论基础上做了注释。在毛泽东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也是参与具体实践和接触具体事物的一种有效形式。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出真知。他在；(矛盾论》中则进一步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入手，为他的调查研究思想注写了哲学方法论方面的根据，他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果离开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个重要的方法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事物中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就是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他说，认识的过程有两个：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而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结论是：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分析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其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要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拿出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具体办法。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实践在认识发展中的作用和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问题，应该说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从哲学方法论上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又要坚持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不能失去中心，本末倒置；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从实践的具体性特点出发，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具体矛盾，以便找出解决这些具体矛盾的恰当的方法。所谓恰当的方法，是说这些方法必须与具体矛盾的特殊性相适合，有针对性。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所强调的是，解决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因为矛盾的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质也要不同。此谓“对症下药'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公式化的错误。教条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不懂得也不愿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特点作具体的研究工作，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只是拿了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当公式到处乱套乱用。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克服公式主义，克服懒汉懦夫思想，有效地改造中国社会。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还是要去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不去调查研究，不了解具体情况，就拿不出具体而有效的办法，就不可能有好的领导，更不可能担负起指导工作的重任。就是说，只有把“的”明确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否则就只能是“无的放矢'当然，毛泽东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要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这并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理论学习，不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其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的。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在书斋里考证学问的学者，而是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第一线的领导者，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因此，毛泽东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个‘箭”去射中国革命这个“靶”的问题。如果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就是研究“箭””的话，那么，强调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则是指研究‘靶”的问题。不懂‘箭”就不会射箭，不管‘靶”也就射不着“靶”，射不中“靶’就解决不了问题。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个“靶”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这个‘靶”的重要性的话就多一些，这是突出了一种针对性，不是什么片面性。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标准提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相结合”，就是既要研究“箭”，又要研究“靶”，把对“箭”的研究和对“靶”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讲反对经验主义的时候，就要更多讲研究“箭”的问题，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当然要更多地讲研究“靶”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