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辩证哲学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在他那彪炳千古的不朽论著中，闪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综观毛泽东的辩证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bt1]一、于斗争中求发展
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非凡的洞察力、藐视强大对手的气魄，既是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也是他人生事业的动力支撑。当毛泽东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发出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1]的豪言壮语。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与国民党反动派、与蒋介石、与汉奸、与党内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斗争；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与美帝国主义、与美蒋特务、与不法资本家、与腐败官员、与“右派”、与“走资派”等斗争。总之，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已融入了他的整个人生之中，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激励着他终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就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总体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管曾有人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提出种种看法，但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其人格和精神力量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虽然“斗争哲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思路，成为引发“反右”扩大化、“文革”等政治事件的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及其“斗争哲学”思想。WWW.133229.COM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并非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一概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整自己人”。综观他有关斗争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斗争，绝大多数是在分清敌我、分清矛盾的性质的基础之上的斗争。换句话说，是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而对人民的同志，即使是不同意见者甚至是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也是主张团结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p938）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的斗争绝不是单纯地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要手段。“斗争”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独特风格和工作思路。“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问题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3]（p1161）这一论述，充分概括了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深刻内涵。从人的个性特征来看，“斗争”是一个人积极进取的表现，是一个人精神力量、人格的象征。可以说，没有斗争就没有收获，没有成功，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毛泽东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正是他为国家、民族拼搏献身精神的体现。
[bt1]二、正确的认识源自实践
正确的认识源自实践是毛泽东辩证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征。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分析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4]（p248）“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4]（p248）毛泽东还引用列宁关于“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4]（p248）的论述，来说明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得出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4]（p248）的结论。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4]（p292）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论述。什么是认识论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4]（p291）毛泽东把认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表述为“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实践到认识。他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5]（p155）毛泽东将其概括为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认识的阶段。因为第一阶段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规律，还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所以需要把它再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p287-288）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正确的理论需要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检验过程。他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5]（p156）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真理源自实践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充分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这个理论，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进步；什么时候违背了这一理论，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被动受挫、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bt1]三、有取必有舍
“取”和“舍”就像“得”与“失”一样，表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还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就提出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理论。毛泽东把这一观点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譬如，在面对强大敌人进攻时，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避敌其锋芒，伺机予以歼之的理论。请看毛泽东在对待解放区土地得与失问题上的论述：“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4]（p2111-212），这段论述形象地表述了“取”与“舍”的关系。无“舍”就没有“取”，要“取”就必须“舍”。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即“取”的要比“舍”的多，否则便是毛泽东所说的“蚀本生意”，是万万不可做的。
毛泽东在对“取”与“舍”的辩证关系进行精辟论述的同时，还对反对这种理论的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批评。他针对党内某些同志“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的发问，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非常不妥的发问”，诙谐地批评这些同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白流。”[6]（p508）意味深长地告诫他们：“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4]（p196）毛泽东的分析，既有正面的论述，又有反面的驳斥，层层设喻，反复类比，可谓是全面细致，情真意切，无懈可击。
[bt1]四、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
毛泽东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4]（p301）“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4]（p302）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但是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的原因，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外部原因引起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一种认为是内部原因决定着事物的变化。这两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但若从深层次上去理解，就会发现其对社会的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外因论者，办事注重事物的外在条件，认为只要外在条件适合，事物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内因论者则认为，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没有内因的因应，外因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内部的观点，是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特性、事物的自身作用等方面而言的。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的观点，但是，事物的变化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毛泽东的论述，正是对事物变化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这个命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样也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人们认识并掌握了这一理论之后，就会自然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辅之以适当的外部条件，从而促成事物向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毛泽东不但对内因的作用做了生动的阐述，而且将其推而广之，提升到领导艺术的层面，作为党的工作的指南。
[bt1]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凡事都有两面或者多面性。好的东西未必方方面面都好，坏的东西也不一定全部都坏，而且好与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相互转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成语，讲的就是这一道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3]（p1157）作为成熟的政治家，毫无疑问，应当全面把握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从而找出有利于社会矛盾解决、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因势利导，做出有利于党和国家、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抉择。毛泽东在这一方面亦有其独到的见解。穷，本不是一件好事，但毛泽东却对中国的贫穷做了精辟独到的解读：“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特点就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7]这就告诉我们，不要怕穷。穷有穷的优势，穷有穷的特点。穷可以转化为精神财富，它可以激励人的斗志，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可以引发革命，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可以解放生产力，可以谱写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这绝不是理论上的空洞说教，而是有其深刻的辩证哲理的。在一定条件下，穷能唤醒贫困者的自立、自强意识，激发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变落后状态，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上述观点应用到社会矛盾的解决上。他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8]（p364）“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4]（p311）毛泽东关于矛盾的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成为我们党处理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虽然不同时期对矛盾性质的认定有所不同，但是“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一直贯穿于我们党各个时期工作的始终。
[bt1]六、看问题要看实质
看问题要看实质这一命题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要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相呼应。问题的实质，与事物的主要矛盾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又有所不同。“实质”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意思，“主要矛盾”则是在把握了“实质”的基础上抓住影响并决定事物走向的主要方面，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实质”是区分矛盾主次性质的基础。只有抓住实质，才能区分事物的主次，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看问题要看其实质，不要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4]（p99）毛泽东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看到了实质，毛泽东才敢于藐视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正是因为看到了实质，毛泽东才能在革命的低潮期，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独到见解；正是因为看到了实质，没有系统学过军事理论的毛泽东才能洞察秋毫，写出了令世界军事家折服的《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正是因为看到了实质，毛泽东才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此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除了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看问题要看主流、实质外，还对党内一些同志看问题的错误方法进行了批评。他明确指出：“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是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虽然我们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9]（p186）他要求全党同志：“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8]（p397）这些论断，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为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辩证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毛泽东毕竟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他也有人身上难于避免的种种局限。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应当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汲取精华，摒弃错误，继承好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