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哲学界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那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及其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关联，我们的哲学研究无力用自己的话语对之进行把握和阐释，更遑论形成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相对应的哲学体系。虽然哲学界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理论自觉及哲学自觉的重要性，并提出通过研究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来带动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对哲学学科在理论上的需求，我们依然需要大力倡导并促进中国哲学研究达到总体上的理论自觉。事实上，不管是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当前都走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口：实践的发展亟待理论上的说明和反思，理论的研究则亟待从与现实相隔膜转变为自觉地、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现实。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了把理论自觉的急迫性凸显出来，本文从马克思的理论自觉谈起，着重就何为“理论自觉”、中国哲学界理论自觉的状况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即中国新哲学的建构等问题做一些粗浅的阐述，以期对激发和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起到些许推动作用。
一
哲学是现实历史的反映，面向现实生活是哲学天生的使命。真正的哲学思考不仅深入自然、历史和生命的深处，而且有着成为现实的力量。深刻把握哲学与现实时代的关系是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哲学和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首要前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哲学创造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后，《莱茵报》的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显，政府指责《莱茵报》散布对教会和国家的现有秩序的仇恨，煽动不满情绪，恶意诽谤国家行政机关。同时，作为当时政府机关报的《科伦日报》也对《莱茵报》进行污蔑和攻击，鼓吹报纸内容要避开重大的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马克思不满政府的指责，也坚决反对《科伦曰报》的观点。在对《科伦日报》的编辑海尔梅斯的论点进行反驳的过程中，马克思精辟地论述了哲学与时代特别是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哲学的致命弱点就是与实际、与现实生活相脱离。马克思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些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1]1Z0马克思甚至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哲学脱离现实，陷在纯思辨的泥沼里，是不符合哲学的真正本质的。哲学必须走出自己狭隘的思想牢笼，投身到现实中去，才能实现哲学的抱负。正是基于对哲学本质的这种认识，马克思坚决反对哲学脱离实际，提出“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21。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mm-rn。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地说明了真正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依赖。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哲学与现实时代的亲密接触和相互作用中，哲学的任务和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出来，即哲学要去干预生活，哲学要把自己内在的光转变为向外燃烧的火焰去改造世界。用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的思想来概括，哲学与现实时代的互动关系即是“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关系，而哲学的使命和价值就是“世界的哲学化”的同时实现“哲学的世界化”。“世界的哲学化”，即是说哲学是对世界的理论化，哲学离不开现实世界，哲学是世界的哲学，它强调的是现实世界对哲学的时代性影响。而“哲学的世界化”，即是说现实世界离不开也不应该离开哲学，世界应该是哲学的世界，哲学应该去指导改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合乎理性，这里强调的是哲学对时代的现实性关照。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以笔和剑进行公开的战斗，以有声有色的英雄业绩争得了自己的统治；英国的资产阶级以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到处林立的烟囱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却在封建的小邦制度的枷锁下苦苦挣扎。他们羡慕英法资产阶级，但又被英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吓倒，恐惧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怯懦，畏首畏尾，他们先是把德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宗教问题，继而又在理性名义下对国家进行嘟嘟囔囔的批判，怨言中渗透着幻想，指责中包含着期待。针对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不联系历史时代和社会实际，迷恋于纯哲学批判的做法，马克思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通过《莱茵报》时期对实际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接触以及《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他不仅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而且敏锐觉察到资产阶级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进而提出了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虽然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还不成熟，但当青年黑格尔派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宗教批判的时候，马克思已开始超越片面的和单纯的“德国人”立场，自觉地针对资本主义本身展开批判，并立足于无产阶级的普遍化及人类解放理论，从历史变革及其进步的意义上全面地分析和探讨当时德国社会的问题。也正是源自对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以及对历史时代的深刻把握，马克思又自觉地展开了一系列对当时既有理论学说及其思想资源的批判工作，除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外，还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并在一系列的理论批判中建构起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与政治学说，即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则、剩余价值学说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二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上各种思想体系更替时曾经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曰益迅速的进步。毫无疑问，推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现实发展及现实问题。但是，在其思想发展中，马克思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理论自觉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这种理论上的高度自觉，马克思的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能就不会诞生。“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从理论创造和创新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所蕴含的理论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句话本身就体现着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精神，而理论自觉，恰恰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首要前提。
从根本上说，理论自觉的要求源自哲学的本性和理论的本性。人类因感到困惑而自觉到无知，为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去追求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按照胡适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黑格尔也曾说：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而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归结起来，研究紧要的和本质的问题，从深层根据和本质上考察，并企图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为人的现实存在和生存意义提供启示和智慧，是为哲学。当然，哲学的特性不止是研究紧要和本质的问题。由于哲学最终回答的主要是世界“应如何”的问题，所以在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上，哲学是天生地具有批判的倾向的，因此，批判，“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包括对自我的批判，也就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性。
三
哲学的特性规定了哲学致思的方向和方式，也规定着理论思考的方向和方式。也就是说，一种思考或者一种理论，如果它所关注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不合哲学的特性，那它就称不上是哲学的思考，也称不上是理论的思考。更加浅近地说来，一种思考或者一种理论，只有当它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那些人生紧要的问题，并做的是根本和本质上的思考，且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时，它才符合理论的本质，符合哲学的本质，也才能说达到了哲学自觉和理论自觉。在此意义上，所谓理论自觉，不外是说某种思考和研究在理论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或者说持有、确立了它的主体性。就像黑格尔在分析自我意识最初是如何出现时说的那样，“差别是不存在的，自我意识只是‘我就是我’的静止的同语反复”5]116，自我意识意识到“我就是我”，“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我”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性的存在，“我”自己独立地从理性而来，只服从于自己的理性，“我”找到自己之为自己的依据，所以“我”是自为的，因此也是自主的和自觉的，即依据理性提出自己的主张，也依据理性自觉地进行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黑格尔说，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到了自我意识，于是我们现在就进入真理自家的王国了。
如果说自为、自主、自觉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特点，那么它们也应该是理论自觉的主要特点。差别只在于，在黑格尔那里，理论自觉是自觉服从于理性，而在马克思那里，理论自觉是自觉服从于现实。前面我们谈到马克思论述哲学与现实时代的关系，谈到马克思深刻洞察和把握当时的历史时代而创立了自己的学说，成就了后来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马克思把捉哲学与现实时代关系继而所进行的理论创造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自觉。所谓理论自觉，首要的自觉是认识到理论的本质性植根于现实历史，特别是现实历史那些凝聚着“时代精神”的重大紧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其次是在自觉洞察和把握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自主地对那些重大紧要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并依据自己的研究，自主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达到这些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主，那么理论就从“自在”进展到了它的“自为”阶段。它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性的存在，凭自己的理性思考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它也不屈服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威，相反，它毫不畏惧地批判—切不合理的现实，对现实展开实事求是的研究并实事求是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以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力量去影响群众，实现自己改造世界的使命。马克思曾把自觉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阶级称作自为的阶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马克思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本身也是自觉自为的学说和理论，它的理论影响力既来自它的科学，来自它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境界，也来自它的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天生的不屈服的批判包括自我批判精神。也正是这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不屈服的批判精神，成就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按照上述对理论自觉的理解来观照中国当前的哲学研究状况的话，我们可以说，当前中国哲学界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确已经意识到理论自觉和哲学自觉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在理论上面对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与文化转型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总体上而言，中国当前的哲学研究还是较普遍地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从社会实践发展上讲，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问题尚未在理论上得到阐释和反思，现实对理论的急迫需求尚未得到有效回应。经济改革三十余载，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转变，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总体上来说，不管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一种明显的断裂的感觉是普遍存在的。经济上物质成果非常丰富，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恶化触目惊心；政治上的宣传和说辞与普通百姓的心理感知明显不符，思想文化上主流的意识形态要借着国家强力才能维持自己表面上的话语权，思想上混乱，信仰上空白，信念上虚无，精神上苦闷。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物质文化观念，以一种急剧压缩的方式同时出现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中，使人们普遍地感到无所适从，茫茫然不知所措。可以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西方任何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任何历史时期曾有过的问题。而对于这些亟待解答和阐释的时代现实问题，不管是现有的西方的现代哲学理论，还是后现代哲学理论，抑或是现代新儒学的学说，都无法对之作出有效的哲学阐释。
从理论研究上讲，我们遗忘了哲学之为哲学、理论之为理论的本质性规定，或以面向现实之名而忽视在哲学层次上提出和分析问题，或以学术研究之名而拒绝哲学的现实关怀。前者主要停留在经验和姿态层面发表牢骚和意见，后者则主要停留在单纯的学术积累或自闭的思辨哲学中做纯逻辑的推演。两者都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相隔膜。我们也有对现实的疑问，但我们不是扎扎实实地研究现实，而是借着古人的和别人的（主要是西方的）既定话语来言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对问题的看法，宣泄对现实反叛的冲动。特别是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地把它看做是一种西方传过来的流行的哲学思潮来研究，既不对其理论的本性进行反思，也不对其理论的背景及其适用范围进行追究，或者抓住一点，攻击其余，或者笼统地概括总结出几点或几方面的内容，发几篇文章，出几部专著，某一理论或某一人物就算研究完了，再看看国外哪种理论新，哪个人物火，再引进来，发几篇文章，出几部专著。好像国内谁研究的人最新，谁的水平就最高，谁说的话最晦涩难懂，谁的思想就最高深。有些学科沦为洋思想、洋理论的“跑马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连“跑马场”都不是，纯粹是食洋不化，甚至于抄袭剽窃[6]。其结果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和吸纳，反倒还丢了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思想。面对西方的理论，我们滔滔不绝；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现实，我们却说不出话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理论自觉，讨论理论要深深植根于自己的现实时代，讨论中国当前哲学研究中的不自觉状态，绝不是说不要西方的理论或者前人的理论，而是说，而且我们自己也已经看到，这些既定的、现成的理论，没有一个对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问题作出恰到好处的、全面透彻的说明和阐释，也没有一个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人文价值重建等重大问题。归究起来，任何一种话语都有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时代背景和特殊文化意境，直接移植前人和西方现成的理论成果，固然在某些方面有某些甚至是重要的借鉴意义，但说到底，前人的和西方的理论是以前人和西方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它们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及其审视和追问方向基本上也主要生成于前人和西方人特定的社会发展和生命历程之中，所以，它们不可能代替任何今时今曰的其他民族去理解和反思他们自己的社会，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生命经验。对于今天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的文化遭遇、生命历程、生存困境和历史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前人和西方人都难以领会的。我们可以借鉴前人和西方的哲学理论，但对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艰苦的理论创造去回答和解决。换句话说，古今中西的哲学和理论资源只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并最终能够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新哲学。
四
建构中国自己的新哲学，应当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有自己的哲学，为什么还要建构新哲学？是的，中国有自己的哲学，除了源自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还有一直存在于中国哲学界的诸种西方哲学流派、哲学思潮和哲学人物，我们还有庞大的哲学教育队伍、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和哲学研究结构以及哲学期刊杂志。但是，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有自己的哲学吗？我们的哲学回答了我们自己的现实时代的问题吗？答案是没有。因为“在中国”的哲学未必就是中国的哲学。近年来中国哲学界流行的“中、西、马对话”，即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对话，其初衷是希望三种哲学之间实现沟通和对话，实现资源互补，以最终建构出中国自己的当代哲学，亦即融合古今中西哲学理论资源而成的既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和时代特征的新的中国哲学。但是，由于三者之间长期积累的内在理论分歧以及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而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共同的基础是存在的，即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曾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29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和理论体系，如果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始终在它们的意识之外，那么，它们作为理论的合法性必然遭到质疑，即人们认为它们没有用，既不能说明当下社会的问题，指不出—条可能的解决途径，也不能为困顿苦闷中的人们提供有关生存意义和价值理想的启示与智慧。如此一来，不仅哲学的本质性规定实现不出来，哲学的价值荡然无存，中国新哲学的诞生也要前景黯淡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实问题，特别是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表达时代呼唤、民族期待和人民需要的历史强音。理论工作者应对事关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解答”[7]。换句话讲，中国新哲学的诞生，依赖于中国哲学界的理论自觉，而这种理论自觉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必以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为标准和尺度。在新哲学诞生这个问题上，就理论自觉而言，须是中国哲学界整体上的理论自觉；就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须是切中当今中国社会最紧要的现实问题；就新哲学的创造和创新而言，须是中国哲学界通力合作对那些最紧要的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和解答。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应该首先明白自己学科的合法性基础究竟是在哪里，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或者现行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自己的学科还会否存在？诚如上述，理论自觉不外是说某种思考和研究在理论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或者说确立了它的主体性。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它们的合法性基础不应是源自外部力量，而应是源自它们自身，源自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答了它们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如果中国哲学界整体上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源自其理论自身，并自觉地去研究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那么，就可以说达到了整体上的理论自觉。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当今中国最紧要的社会现参考文献：实问题有很多，但若作哲学上的归纳，可以说有两个是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要求，其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就是其作为人的尊严要求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二是为实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所需要的公正的社会环境要求，即确立正义的社会制度，从而为人们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提供坚实的保障。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新哲学的建构而言，能否表达和阐发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发展要求，是其必须回应的重大挑战，也是其获得自身合法性存在基础并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条件。
最后，就新哲学的创造和创新来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应该各自认清自己的学科所存在的局限性，在共同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就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展开沟通和交流，彼此摒弃成见，平等对话，精诚合作，相互借鉴，摆脱束缚，力求创新。在此，笔者认为，国内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思路是值得充分关注的，特别是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以期消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内在分歧以及整合各种不同研究思路的观点是具有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当前现实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三是在实现上述两个相结合的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提出，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问题。中国新哲学的创造与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三种哲学通过努力，能够分别在各自内部通过对话交流，达到各自内部的理论自觉，可算是工作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如果这第一步的工作能够做起来，那么，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与中国新哲学的诞生就是值得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