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20世纪文化领域的变革进行了反思，接着分析了与之有关的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文化自觉在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1.对20世纪文化领域的变革的反思
自20世纪初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股力求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以西学改造国民精神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塑造政治运行模式的思想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缺陷，但是全面否定却是值得商榷的。另外，这一运动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传统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以绝不调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明及其冲突，主张通过接受西方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是发达的，那么其思想如文化、艺术、哲学也必定是先进的，而中国贫弱，其思想也必定是落后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过时的、腐朽的东西，西方的才是合理的、先进的。
中国哲学在近代逐渐丧失其生命力,是中国人愚笨,缺乏创造力吗？笔者认为应该是来自制度设计方面。明清两代对学术领域的控制加强导致了中国哲学的衰落。事实上，不是中国的哲学腐朽以后才造成了国强民弱、封建专制加强这一现实的，而是政治制度设计先出了问题,文化领域专制的加强钳制了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而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专制统治,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变革，国家随后走向贫弱。近代中国民贫国弱的根源在于腐朽的清代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传统文化，没有找准问题的关键。只有制度首先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改变近代衰弱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专制制度，对旧制度首先进行打击，中国的学术才显现出复苏的态势。遗憾的是，这一复苏刚要开始，便又一次遭受打击。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又一次遭受摧残。而当人们终于苏醒过来，力图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创造的时候,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人作为文化继承和创造的主体，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这表现在：第一，缺乏真正能透彻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第二，在心理层面上文化主体不愿意再去回归传统，更不用说自觉地、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了。
2.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讲中国哲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哲学是一个死的东西，哲学与生活、社会环境是截然分开的。而事实上，他们是紧密结合的，生活就是哲学，哲学源于生活。主体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面向世事人生，总要有所思、有所想，这些就是文化、哲学的源头。哲学内在于主体之中，主体是什么样的主体、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这决定着会产生什么样的哲学，无所谓适应或不适应的问题。主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结果是时代发展、个人存续的真实写照，它肯定是与时代相契合的。学术必须融入研究者的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的生活信念、灵魂自觉的一部分，才能够实现与当下的生活接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主体的体悟和认知，强调修养以达到一定的境界。在古人那里，思想就融合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哲学思想活生生的诠释。而今天的研究者只把哲学、传统哲学当作一个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当作有待于处理的材料，这样怎么能够真正体悟到古人思想的精神实质呢？又如何把握得了中国哲学的本真面目呢？
萧菴父先生指出：“从17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准备了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根据，涌现出中国式的启蒙思潮代表。……这一思潮……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法维新、排满革命的运动中显示了它的活力。事实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和活水源头。”但是人民“迫于救国图存的形势，忙于曰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未能也来不及清理总结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也没能认真探索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道路；长期陷入中西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中，未能找到传统文化中能滋生现代意识的活水源头，没能把握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契合点，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这些话对19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都是适用的。只是今天的我们仍然没能很好地总结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神韵和精髓缺乏深刻直接的体悟和认知。中国哲学现在只是研究者手中的材料，而作为一种精神取向、审美情趣的东西并没能融人当代人的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愿回到传统、回到经典，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近代以来的内外形式所迫。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还不能有这样的自觉，即自觉梳理传统遗产、自觉探索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的特殊道路、自觉破除中西对立及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自觉把握住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的契合点，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滋生现代意识的源头活水”，那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就只能是一句空的口号。
中国哲学应当是以先秦以来文献典籍为文本基础，通过理论创新、适应乃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需要人们自觉改变对传统的一味否定态度，就是要有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基础。而传承和创造的主体是人，因此教育在这方面应该作出其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的教育，从学制、体制到教育内容、方法以至学科建制都是按西方模式来构建的，甚至我们的汉语，其语法也拉丁化了。尤其是在教育内容上，我们缺少甚至是没有像样的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习。其结果是，中国人读不懂古典文献，古人说什么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传承和创新。这方面的缺陷使得我们缺乏古典哲学传承和创造的主体。
张志伟先生指出：“全球化的现代性方面对中国哲学形成了成胁，但是全球化在‘普及’现代化的同时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国哲学恢复自身的独立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有没有这种自觉？我们能不能激发主体的创造欲望，在物质上和上层建筑层面为传承和创造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能不能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主题进行开掘和深化，并结合人类当下的存在对其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而不是简单地对历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进行整理和陈述。当然，首先要讲好，要照着讲好，更要自觉的接着讲。讲是起步，照着讲是基础，接着讲才能发展创新，这是目的、归宿，也是中国哲学的希望所在。
以上的考察表明，中国哲学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文化的自觉意识，那么什么是文化自觉呢？
3.文化自觉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针对现实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具体来讲，文化自觉首先指的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我们要自觉地认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在实践中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积极借鉴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优点，以为己用。从个体的角度讲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文化创造力，自觉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在变动不拘的世界中寻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明显的文化自觉：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儒家文化事实上成为维系此后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纽带，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自觉；第二次是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思想先行者们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力求在对传统的批判和颠覆中寻求中国的出路，但可惜这是一次未能完成的文化自觉，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而这一运动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遗留下来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也成为此后中国文化转型的不利因素，这一次文化自觉被中断以后，实际上就再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文化自觉的现象，但“这种文化自觉还是属于不自觉的或者说是处于‘自在’的阶段，而不属于自觉的、‘自为’的阶段。换言之,它固然属于文化自觉的成果，但它还没有明显的、清晰的‘文化自觉’的意识，没有从理论的层面去概括、提炼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和思想。”
文化的转型和重构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及其资源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来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这就要求对传统的自觉。就是要公正地分析和继承传统文化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资源和因素并进行新的阐释和发挥。当然自觉并不是要保守，回归传统也不是复辟传统，而是为文化寻找一个存续发展的根，是在充分自觉和理解下的扬弃。另外对传统的自觉不是要我们拒绝外来文化，而是要我们在充分理解自己文化特点和优缺点的基础上，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只有充分了解自身，才能知己知彼，才能正确地区分和选择哪些文化因素和资源是我们必须的、对我们有利的，才能在对外交流中有底气，才能避免由于盲目地随从所导致的文化异化，才能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考和贡献。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求有文化自觉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要自觉打破五四以来形成的反传统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激发主体的创造欲望，在物质和上层建筑层面为传承和创造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自觉梳理传统遗产，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有融贯中西的大气魄、大胸怀，寻求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的连接点，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滋生现代意识的源头活水”，自觉地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主题进行开掘和深化，并结合人类当下的存在对其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而不是简单地对历史上的各种哲学观点进行整理和陈述。当然，首先要讲好，要照着讲好，更要自觉的接着讲。必须破除对古代文本、传统思想只言片语的、肤浅的教条式理解，真正回归传统；深人到传统文化语境的内部，回溯到中国哲学的本原，在真正理解本原的基础上，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也就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作者简介：刘伯良（1981-),男，山东曲阜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5级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