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理论困难是哲学创新的首要前提。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71994-意识，因此，哲学总是面对两个方面的理论困难:一是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困难”，即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与人类自身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二是由理论的“外部困难”所引发的理论的“内部困难”，即表征人类自身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发现哲学理论的这种“外部困难”及其所引发的“内部困难”，构成当代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
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在其直接性上，是表现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即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否表现了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因此，发现理论困难，首先就是发现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及其与既有的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20世纪的人类存在方式发生了空前的革命，它表现在人类文明形态、人们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观念这三个基本层面的巨大变革。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主要是指经济竞争和贸易的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然而，不容回避和不容否认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以技术革命为根据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在论述关于“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时，马克思曾经提出，这种“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马克思还具体地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正是从以劳动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的时代性变革为出发点，即以“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是把人类的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而这里的“后工业文明”又常常被表述为产生轰动效应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正是这种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后工业文明”，构成了当代人类的特殊的生存困境。有人曾经宣称“我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创造了大家的平等”。然而，“虚拟世界”中的平等是否是现实的平等?人们又是否获得了“虚拟世界”中的平等？有的学者曾作过这样的统计：计算机产业中世界90%的中央处理器芯片被美国英特尔等公司所控制，90%的操作系统被美国微软一家所控制，存储器芯片、硬盘、软盘、彩色显像管、激光打印机机芯等关键部件和技术掌握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手里。数据库、企业和办公平台等基础软件以及中间件都被几家美国公司所垄断”，“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的明显优势，已经拥有对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控制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信息霸主”。这个富有特殊意义的实例表明，所谓的以“信息时代”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趋势，既以技术革命为基础全面地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又造成了当代人类的新的生存困境。
全球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由于人的“独立性”以对物时‘依赖性”为基础，就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即直接涉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战争威胁等问题;二是由对物的依赖而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当代人类的这两大生存困境，直接地构成了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当代的人类存在之间的矛盾:倡言“天人合一”的哲学如何回答“人与自然疏离”的问题？引导“人类大同”的哲学怎样回答“人与他人疏离”的问题？赞扬“自我实现”的哲学又如何回答“人与自我疏离”的问题?
全球化的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人类的价值观念剧烈震荡的过程。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某种“神圣形象”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工业社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即以人的“理性”及其基本的文化样式一哲学和科学一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么，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则是一个空前的文化意义上的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过程即“消解”人的“理性”及其基本的文化样式一哲学和科学一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统治人类几千年的、使人的生命“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转换成使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生存困境，更为强烈地构成了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当代的人类存在之间的矛盾:作为“元叙事”即追求真理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对元叙事不信任”的社会思潮？
充当“崇高”化身即追求理想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高举“解放”旗帜即追求人的发展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物化的时代”?哲学，即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将如何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当代哲学所面对的巨大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深切地感受这种“外部困难”，敏锐地捕捉这种“外部困难”，是当代哲学创新的首要的基本前提。
理论的“外部困难”是引发理论的“内部困难”的基础，但是，发现理论的“外部困难’并不等于发现理论的“内部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感受到理论的“外部困难”，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理论背景和哲学素质，人们并没有把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因而所谓的哲学创新也只能是谈论对“外部困难”的感受，而不是对“内部困难”的理论回应。
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并不是泛化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而是基于哲学特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与当代的人类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能否从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这一基本特性去理解哲学，是能否在哲学的意义上感受和捕捉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的前提。如果我们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看作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避，的思想，而不是把哲学的世界观理论看作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论，即不是把哲学看作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那么我们的目光就会盯在那种抽象的“普遍”的存在，而不是聚焦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因而也就不可能强烈地感受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与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把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并从而实现真正的哲学创新。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所实现的对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把握，既不是单纯的、普遍性的人类性，也不是单纯的、特殊性的时代性，而是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即以时代性的内涵而表现的人类性矛盾。既有的哲学理论，它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总是以自己的时代性内涵去表现人类性矛盾，从而构成特定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由于时代的变革而引发的人类生存处境与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哲学的矛盾，决不仅仅是扩大既有的哲学理论的解释对象的问题，而主要是变革既有理论的问题。这就必须把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以时代性的内涵深化对人类性矛盾的理解。
人是悖论性的存在。人类性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感性与理性等等的矛盾，不仅表现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的矛盾，而且这种人类性的矛盾及其理论表现又总是表现为时代性的内容。哲学理论的“内部困难”，就其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就是哲学自身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其一是固守既有的哲学理论，对“外部困难”置若罔闻，“以不变应万变”，从而造成哲学理论的僵化和教条化;其二是以“形而下”的态度应对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不是把时代性问题理论化为人类性问题，而是把人类性问题经验化为时代性问题，从而取消了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困难，也就取消了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哲学创新之艰难，不仅在于它以发现理论困难为前提，而且在于它还以获取理论资源为前提。发现理论困难和获取理论资源是哲学创新的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前提。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而不是超然于时代之外的玄思和遐想。面对时代，这是哲学创新的源泉。问题在于，哲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面向时代？或者说，离开哲学自身的特定方式，能否发现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并使之升华为哲学理论的“内部困难”？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的“辩证哲学”，必须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4。这种“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就是人们能够在哲学的层面上进行理论研究的“理论资源”，就是人们能够在哲学层面上发现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的理论资源。
哲学的理论资源，首先是使哲学获得“历史感”的前提。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把握到的时代，并不是“实例的总和”或“统计数据的堆积”，而是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去感受现实、观照现实、反省现实，从而凸显人类存在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发现哲学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外部困难”，并以人类性矛盾的“历史的大尺度”去反思哲学理论内部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矛盾所造成的逻辑矛盾，从而发现哲学理论的“内部困难”。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外国哲学，就其凝聚而成的“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而言，都是人们今天进行哲学创新的至为珍贵的理论资源。在呼唤“哲学创新”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哲学的创新之本是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离开哲学史所提供的丰厚的理论资源，所谓的“哲学创新”只能是一种浅薄的、时髦的赝品。
哲学的理论资源，又是使哲学获得“现实感”的前提。“现实”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由于它所面对的人类生存困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无法独立地以理论的方式表现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以及关于这种处境的自我意识，而只能是诉诸历史的和当代的理论资源的获取，其中包括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所提供的理论资源的获取。
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包括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在内，都不仅仅是各种抽象的1‘方式”，而且具有历史性的特殊内容。哲学对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的感受与把握，并不仅仅源于哲学家个人的经验和思考，而且主要是源于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历史性内容的获取。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各以其不同的方式而凸显了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例如，离开对当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的获取，哲学如何能够理论地面对人类当代处境的“现实”？
对于当代的哲学创新来说，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莫过于当代哲学本身。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当然是以感受和发现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为前提，然而值得深思的是，20世纪末的近20年的哲学改革所作的主要工作，却是直接指向哲学理论的“内部困难”，即主要是一场对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改革。这场哲学改革，它的广度和深度，都直接地受制约于它所获取的理论资源，即：一方面，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哲学界以“重新理解马克思”为出发点而直指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理论资源，并进而拓宽为获取前苏联哲学界(如凯德洛夫、柯普宁、伊里图科夫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以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盛行的各种哲学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所提供的各种理论资源，因而为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展现了开阔的理论背景；另一方面，又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的理论资源的深入研究，也缺乏对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入理解，从而在理论资源上限制了哲学改革的视野，难以在“理论内部”实现富有时代性的哲学改革。进入新的世纪，为了实现理论自身的与时倶进，哲学界需要在发现理论困难和获取理论资源的互动中进行切实的哲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