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生态危机的出现，让中西方社会走上反思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探寻以"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为内容的生态伦理建构之路。这其中，生态主义"荒野自然观"成为众多理论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化解生态危机颇具影响的诉求。生态主义"荒野自然观"看到了主体性高扬下的人对自然界的种种僭越行为和消极影响，依据诸如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盖亚假说等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提出要消解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关系形成的哲学基础一人的主体性，实现哲学（价值）走上荒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如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具有首要性，人应该"把自己限定在自然界的关系中"。史怀泽认为要敬畏生命(自然）、顺从生命（自然）。
在生态主义"荒野自然观"维度内，人的主体性被消隐，从自然的自在性出发重新认识和界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在原生态意义上的平等，最终形成自在状态下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荒野生态伦理观。荒野生态伦理观从理论视角来看，貌似可以成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生态危机的一剂良方。然而，从理论逻辑回归现实生活，不难发现，无主体（人）参与的荒野生态伦理观面临着实际操作过程中诸多的诘难一无主体(人)参与，人与自然关系究竟怎样确定？离开了主体（人）的认识，自然的价值如何发现？按照自然的自在性来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何面对诸如洪水、地震、海啸等自然灾难？面对现今社会已经产生的生态危机，离开了人的治理，自然自身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使无主体参与的荒野生态伦理观陷入反人类社会的历史虚无主义困境中。实际上，整个生态主义的理论基点强调自然先于人的固有内在价值，无不需要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来挖掘和认识。离开了人的主体性，自然的内在价值无法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形成。
一、人的主体性：生态伦理建构的逻辑起点
生态伦理作为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和价值准则，其形成和确立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尽管主体性思想的萌发在启蒙运动后的近代社会才初现端倪，但自人类社会产生时起，主体性就已经形成。主体性的形成源于人的存在结构和生存需求，并在劳动实践中得到了强化和明确。人作为自然界物种进化的产物，生产力落后、生存资料短缺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生存境遇，这种生存境遇使得人在存在结构上呈现出不足、匮乏因而需要摄取的特质和状态。外在世界从未直接提供给人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为了生存，人必须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即通过主体去生产和创造以维持生命的延续。这种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积极认识和改造人之外的世界，以克服人在存在结构上的不足和匮乏的属性，即为人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积极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性，最终促成以价值关系为指向的伦理体系形成。因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人（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某种价值指向性联系。如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联系及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价值联系，等等。这些价值指向性联系经过人（主体）反复劳动实践的积淀，最终形成以禁忌、习惯、风俗为形式的伦理关系，这些伦理关系告知人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只有遵守了这些应该或不应该的关系约定，才能获得生存所需的条件，使得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
在为了克服存在上的不足和匮乏而与外在世界打交道时所形成的众多价值指向性联系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最为基本的联系。为了生命的延续，人必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而发生联系，如狩猎、捕鱼、采摘、种植等物质生产活动。然而，这些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脱离自然规律的抽象行为，物种的生长规律和时令的变化更替，都会影响和制约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因此，要想与自然界顺利进行物质交换，源源不断地获得生命赖以维持的物质资料，人们需要发挥主体能动性，认识并遵守物质交换过程中自然界的变化节奏和运行规律。例如，在《管子•度地》中有对"时节的变化规律及根据时节变化规律适时安排劳作"的明确记载："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
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唐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3]。而在《礼记•月令》中更有对"物质生产活动在不同时节中的禁忌"的详细介绍。例如，在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麕毋卵"。在春季狩猎和捕鱼时，要做到"牺牲勿用牝"（即不捕杀雌性动物，因为雌性动物需要繁衍和晡育幼崽）及"毋漉陂池"（即不用网捕鱼,以保证一定数量鱼群的存在）)这样，才能保证与人进行物质交换的物种生生不息的繁衍，人类也因此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在认识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并依据规律开展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准则和伦理关系，即生态伦理。
由上不难看出，生态伦理的形成离不开因克服人在存在结构上的不足和匮乏而产生的主体性。人对自然的主体需求首先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自发性联系的产生,如狩猎、捕鱼、采摘等，这为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自然的存在样态遵循自有的规律性，如动植物成长的周期性、时节变化下不同的自然状态等，这需要人不断去认识自然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来调节生活和生产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最后，基于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反复生活和生产实践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对自然的态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一种自觉状态，最终内化为指导人行为的价值准则和伦理关系。不论是人对自然的主体需求，还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自觉认识及人根据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适时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无不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和延续。人的主体性不仅为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产生提供可能性，更是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离开了人的主体性，不可能确定自然的价值，也无法形成以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为内容的生态伦理。因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价值’（伦理关系）这个普遍概念就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二、主体的异化：生态伦理建构的现实困境
源于人的主体性而产生的生态伦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因自然力的强大和主体的弱小，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及根据规律适时调节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层面。然而，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主体（人）既打碎了封建特权的束缚又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人们依据主体需求和理性分析开始精心设计无上帝和特权参与的世俗生活。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以市场为杠杆、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模式；在政治领域，民主和法治成为政治生活和公共行政的依据和主导；在文化领域，崇尚自由、凸显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文化成为社会的价值坐标。在主体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繁荣的现代文明阶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启蒙运动以后主体性高扬下的现代文明有详细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_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人的主体性对现代文明的巨大作用，让人产生了对"主体性"片面相信和依赖的单向度思维，出现了主体实体化的异化现象。人的主体性从原初认识事物规律并依照规律开展生产（生活）实践的功能脱域为世界第一实体，成为一切事物的来源和依据。哈贝马斯对此如斯论述："既然人和社会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主体（理）性的设计，自然这种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主体（理）性。因此主体（理）性成了真理之源、价值之源，从而也就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
在"主体_实体"维度内，人完全依据主体的需求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准则。这种完全依据主体需求建构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准则因主体的有限性而身陷囹圄。主体需求原本既包含物质需求又包含价值需求，相对应地产生出主体（人）的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然而，有限的主体无法对情感、意义等价值世界达成一致意见，也很难制定出超越时空局限、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价值标准。而作为第一实体的主体，又需要担负起伦理谋划和建构的依据，最终使得主体(人)的工具属性单向度地成为伦理建构依据，因为工具属性相对于价值属性而言更容易把握，无需考虑纷繁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关系，仅仅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工具主体的支配下，产生了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无视自然规律和价值的"唯我论"取向。在凸显工具属性的"唯我论"取向内，主体（人）是世界的中心，一切要以主体（人）为尺度，一切要从主体(人)的利益出发，自然仅仅是满足主体（人）物质需求的客体。这种"唯我论"价值取向和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相结合，出现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将自然视为人的生存能摄物并极尽所能进行索取的极端功利行为。"行为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为了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情感和价值属性。"[8]主体实体化和工具化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由原初人依照自然规律来调节生产生活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模式彻底异化为效用最大化指引下的"人对自然滥用和主宰"的模式。
主体实体化范式下的"人对自然的滥用和主宰"的伦理关系，在现今中国社会也普遍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国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和挖掘。主体（人）既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束缚，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被安排和等分配的生活状态。人们开始按照主体的需求能动地设计生产和生活。然而主体的有限性（主体的工具化）使得依据主体设计的生产和生活陷入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困境中。自然成为主体（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客体，出现了人对自然毫无节制的支配行为。对自然无节制的支配让中国社会陷入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并存的生态危机中，土地沙漠化、耕地面积缩小、水资源不足、能源短缺等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而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恶化问题更是让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我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近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大量的工业和生活用水使得地下水开采过度，使得数百个湖泊消失，过半省份地表开始下沉，50多个城市地表下沉情况严重。全国约有2/3城市的地下水遭受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中有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与此同时，光化学烟雾、灰霾已经成为空气状况的常态。据中国环境保护部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统计,在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达标率不足1/10,145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大城市尤其是资源型城市上空悬浮的固体颗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不但造成酸雨严重影响农业，而且直接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在对全国470个城市（区、县）开展的降水监测中，酸雨城市比例为29.8%,酸雨频率平均为17.4%。
三、实践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生态伦理建构的诉求和出路
主体实体化范式下产生的"人对自然滥用和主宰"的伦理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生态危机已经让人意识到："主体解放下的历史充满了一种统治的冲动，这不仅加大了人与宇宙（自然万物）之间的鸿沟，而且加剧了有权与无权的分化。。[1()]面对主体实体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开始了重新认识和评判"主体性"问题的"主体间性"转向。"主体间性"思想反对主体性范式下的主客二分将人类社会引向以人为中心的唯我论困境，主张通过对话、商谈和交流消除人与世界（自然）的对立和矛盾，实现人和世界（自然）交互共存的和谐关系。"主体间性"思想为克服主体实体化将人和世界引向唯我论式的独白和自负状态提供了全新的视阈和方法。然而，无论是胡塞尔从先验的自我类比统觉（移情）出他人，以实现人与对象之间的先验交互性（主体间性）；海德格尔从"此在"（人）在生存中与"工件"(物）打交道而"指引"、"牵连"出整个世界出发，指出"此在"（人）与世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还是哈贝马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语言的交往来促进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理解、达成共识[11],都因没能找到实现主体间共存的现实基础而无法真正摆脱主体实体化带来的唯我论困境。这种脱离了实践基础，试图通过移情类比、语言对话等方式来建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伦理关系往往会陷入形而上的先验自我的窠臼中，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伦理建构的现实困境。如围绕全球生态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经常召开，但是这种依靠商谈来试图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式效果甚微，参与商谈的国家和地区间往往都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先验的自我价值）,因而很难通过商谈达成共识。
如何真正克服主体实体化的危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主体间性伦理关系，避免通过移情类比、语言对话等方式构建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陷入先验自我的窠臼？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史观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科学视角。在实践唯物史观维度内，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相对于人而言具有优先地位，人仅仅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相对于人的优先性，为扭转主体实体化范式下的"人对自然的滥用和主宰"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前提，有利于人重新认识和界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肯定自然的优先地位基础上，实践唯物史观进一步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有机联系的基石——劳动实践。劳动实践不仅联系着人与自然两头，形成"人一实践一自然"共在的态势，而且实践的结果(如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会不断反馈至人，使得人能逐步地认识和发觉自然的规律和价值，让人明白自然并不是任人宰割的客体存在，而是与人共存的人的主体的延续，最终形成"人――实践――自然"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伦理关系。建立在实践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伦理关系，既克服了通过移情类比、语言对话等方式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伦理关系的先验不足，又有效避免了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优先性视角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陷入无人参与的荒野自然观的困惑中。恩格斯对此如是论述：随着实践的不断开展，"人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人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做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并越来越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因而也学会并有可能去调节人的生产生活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尽管实践唯物史观基础上形成的"人^►实践――自然"主体间性，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建构提供了方法依据，但实践唯物史观在解决生态危机、建构生态伦理问题上并不仅仅停留在方法分析和"人—►实践—*•自然"交互模型的主体间性建构上，它还从主体实体化思维范式下的人与自然之间已产生的矛盾出发，深层分析了矛盾产生的社会原因一私有生产方式。在私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人们仅仅关注个人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每个人都只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来处理与外界的关系，人类社会异化为以利益为中心的单个个体的集合。如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即私有生产方式一引者注）,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用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的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这种私有生产方式发展到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产生了"不增长就死亡"的极致发展模式和支撑增长得以延续的"异化消费"，自然成为维持社会高度增长的工具，人对自然的滥用成为私有生产方式下的主要样态。尽管不少的学者和环保人士呼吁要善待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但只要私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呼吁只能淹没在"极致增长"和"异化消费"的洪流中。因此，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关系，除了克服人对自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差（事实上，现今社会中，只要接受过相关教育的人，都能意识到自然对人的重要价值，都希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但是生态危机却日益加深）,更迫切"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私有生产方式——引者注,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交互共存的消除私有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提供社会基础。
四、结语
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下的生态危机是现今中国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如何克服生态危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一方面，要改变主体实体化思维范式下的人类中心主义错误认识，加强对自然界变化规律的深入研究，积极探寻符合自然规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主体间性转变。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消除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私有生产方式。尽管"三大改造"后，我国进入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消除私有经济和私有生产方式，还面临着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共存的态势。因此，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曰常生活仍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资本逻辑下对增长的无限追逐及由此产生的过度消费，直接造成人及企业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国家要从法律、制度等层面，加强对自然资源监管力度。同时，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武装人民的头脑，帮助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人民逐步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直至生产力极大提高，进入到完全消除私有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交互共存的共产主义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伦理关系的真正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