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哲学60年当中的沟通与整合

　　新中国的哲学,在坎坷与坦途、挫折与奋起、失败与成功、教训与经验的交替变幻中,走过了不平凡的60年。回顾与反思新中国的哲学生命历程,最大的启示便是:发展当代中国的新哲学有赖于不同学科之间,尤其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实现沟通与整合。
 
　　一、60年的新中国哲学:所历所为
 
　　新中国哲学6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阶段:既有成就又有重大失误的前30年;既有斐然成就又有不足与缺憾,仍然任重道远的后30年。
 
　　前30年始自新中国诞生至“文革”结束。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学术文化研究进入了全面新生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建设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为大力推进哲学事业的全面繁荣作出了贡献。这一阶段我国的哲学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在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在随后的传播、研究、运用中,发挥了哲学的巨大作用。由此,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哲学形态出现了,一支集教学、宣传、研究、翻译于一体的队伍也得以形成。二是其他各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它们在前30年我国的哲学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想家们,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于各自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不同学科间的互补。
 
　　前30年我国哲学的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在为数不少的高校创办了哲学系,并开始招收导师制硕士研究生;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各哲学分支学科(一些学科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等还相当完备);拥有了一批学术造诣高的研究与教学人才;翻译和出版了一批古今中外哲学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西方哲学方面的6卷本《哲学史》、西方古代、近代哲学原著,以及作为批判对象的部分近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少数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等);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新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学术功力扎实的论著;培养了一支热爱并致力于推进哲学发展的后备队伍,等等。
 
　　然而,就总体而言,我国前30年的哲学,又由于政治的过分干预而进展缓慢。深受苏联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各个学科无论是从指导思想到评价标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径路,还是从资料选择到资料引用,从做出结论到传播运用,都无法避免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的弊病,而难有大的作为。一些本可以通过改造而发展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被不恰当地取消。即便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看似最为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苏联教科书体系所限,只是部分正确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原理,而没有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和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内在逻辑、精神实质、理论特性。
 
　　因而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没有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前30年的哲学研究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除了因行政干预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和渗透而呈现形式的、表面的“融合”外,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实质上基本处于各自封闭、相互隔绝的状态。这种互不相涉的“各自为政”,在妨碍学科之间的相互吸取与借鉴的同时,也妨碍了哲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前30年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一直因国内政治运动的跌宕起伏而历经坎坷。但是,哲学家们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高压的“梅雨季节”,还是在学术批判的“盛夏酷暑”,无论是在政治运动间隙的“阳春时分”,还是在文化整体遭遇寒流的“严冬三九”,都始终以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着理性的思考和“爱智求真”的跋涉。正是他们不离不弃的执著与坚韧,才使得前 30年我国的哲学事业,取得了不能忽略也不容抹煞的成就。正是他们的艰难探索和辛勤付出,才在为中国思想史书写了值得纪念的一笔的同时,为改革开放后大批生力军的涌现,打下了人才基础。
 
　　后30年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欣欣向荣。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交流到研究成果,不仅各个学科在全面复兴中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而且不断生产出新的学科生长点。
 
　　回顾和对比前后30年我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可见其中的明显变化。
 
　　(一)哲学功能:从失落到回归
 
　　前30年简单片面地理解哲学的属性、功能,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简单归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遮蔽了人们对哲学的基本价值、地位、作用的客观了解和正确评价,导致了我国的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在沦为政治祭品而丧失话语权同时,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功能。
 
　　后30年则通过反思哲学的属性、功能、定位,较为清醒地认识了哲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在批判过去哲学的研究与传播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危害时,能够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认识和看待不同学科的特点,将它们置于平等的地位,视为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表述方法的概念、范畴、理论的体系,从而在使各科哲学在脱下政治外衣、摆脱依附地位的同时,恢复了哲学“求真爱智”的本来面目,使它们得以自由探索与独立创造,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既提供着理论资源,又较好地发挥了实践指导作用。
 
　　(二)哲学生态:从相对萧条到繁荣
 
　　前30年,由于建国之初尚处于打基础阶段,工作重心主要是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干部、搜集资料、有限讲授。随后因饱受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控制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束缚以及“文革”中文化专制主义的残害,无论是研究还是传播,总体都处于相对萧条。
 
　　后30年在改革开放的和谐的理论环境中, 哲学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各个学科无论在论著翻译还是研究诠释,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学科建设,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理解深度,也无论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还是相互之间的融会(例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三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融合与互补),都进入了新的层次,达到了新的高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三)哲学视域:从局限到开阔
 
　　前30年由于研究必须紧扣政治主题,符合政治需要,因而很大程度上受到领导者主观意志的干预,哲学或成为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或是为意识形态提供批判靶子,导致了整个哲学的研究与传播,在具有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主观唯意志主义的同时,因其封闭在一国和当下,而与自己的历史传统、世界哲学发展潮流基本处于整体隔绝的状态。这种状况使得整个哲学的研究,基本处于不与历史、世界、时代和未来对话的有限视域。
 
　　后30年则在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着眼中国融入世界的视野中,不仅注重发掘传统哲学精华,而且敞开胸怀吸取一切有利于中国新哲学发展的外域文明,从材料梳理、问题归纳,到逻辑分析、提出新见,都注重关照历史、描述现实、预示未来。从而在体现强烈开放性的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四)哲学范式:从固守一体到全面转型
 
　　一是研究方式上,由过去的只在既定的概念框架、基本原理中寻经求注,阐释叙述,到如今结合中、西、马哲学各自研究方法的长处,从历史与现实、经典与问题的结合中,探索和思考问题。二是话语表达上,由过去的假、大、空等套话形式,或教科书式刻板论述方式,到如今的严谨、规范的言说方式、写作文风和以问题为主的直接关注方式。三是理论本性上,由过去的意识形态性取代学术性,或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尖锐对立,到如今一定程度的分化与融合的双向运动。例如,过去一度遭到批判的西方哲学中,“以人为本”、主体性、合理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如今已经为党的理论所借鉴。四是理论形态上,由过去的学科壁垒森严、条块分割,或“一体两翼”(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到如今的“三足鼎立”,推动了各学科之间的借鉴和吸取。
 
　　上述四个方面转型,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是第四个,即中、西、马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相互借鉴和吸取。它标示了当代中国新哲学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即通过沟通而实现整合。
 
　　二、沟通与整合:何以必要?
 
　　中国未来新哲学的发展趋势,首要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通过对话与交流,以实现三者的沟通与整合,这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三者的沟通与整合符合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基本潮流。
 
　　“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1]。“对话”不是某一个哲学家的孤芳自赏或自我言说(虽然“对话”要以自我心灵为中介),也不是某一学科在自家田园的悠然自耕自足,而是以历史、时代为对象,“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2](P121),在“对话”中揭示历史发展脉络,把握时代精神,实现改变现实的使命。哲学的“对话”本性,在“历史是世界史”的当下,体现得尤为充分又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不同哲学学科不能再以互不关联的内容与形式而孤立存在,而且任何哲学如若“闭关自守”都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世界哲学”正在变为现实。因而,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发展需要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沟通与整合,这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顺应当代哲学发展潮流的需要。
 
　　其二,三者的沟通与整合是推动当代中国新哲学发展的动力。
 
　　哲学发展固然源于生活实践,但又离不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传播与影响。哲学发展的历史固然相对独立,但又不能不受他域、他民族、他国哲学的影响。这种因传播而发生的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越积极主动,哲学的沟通与整合就越有成效,哲学的发展就越有生气,哲学自身的生命力就越是长久。
 
　　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们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土壤,在与中国哲学秧苗的共生中,实现某种嫁接,即在融入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中,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建立起一定的联系, 重新阐释或言说。否则,就会因水土不适合而难以存活。而它们在其传播的每一个阶段,的确经历了引介、消化、借鉴、融合的过程。因此,尽管早在20世纪30 年代,有学者就将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西洋货”或“俄国种”,将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分为“纯宗西洋”与“兼综中西” 两类[3](P4-5),但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20世纪西方哲学各种思潮学说的涌入,在传入中国后,都不是原封不动或照抄照搬,而是在经历了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磨炼后,才真正为中国人或学界所接受的,才使它们在与中国哲学的对话、交流中,实现了沟通与整合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实际推动作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数毛泽东哲学。
 
　　同样,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在影响和改变其古代形态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精神风貌中实现转型的。例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固然由于问题意识(关心自然与关心生命)、思维方式(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言说方式(概念语言与意象语言)等差异,而有表现形态、发展程度的不同,但共同的时代背景使两者的对话与交流、沟通与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三,三者的沟通与整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还是切实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都必须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制高点上,通过比较和鉴别,吸取和借鉴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理论中一切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发展的优秀成果。
 
　　当今世界开放性与整体性的发展趋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中,通过整合既保持自己的特性,又拓展自己的视域,使其理论体系更为科学,理论语言更为清晰,理论方法更加成熟,理性批判更为深刻,就显得尤为必要。西方哲学在历史上,因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因其以理性方式反映着历史与现实中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其以人类名义为理性立法,以形而上方式思考终极关怀;在当下中,因其对人类理解和实践智慧的存在论升华(存在主义),因其从微观视角对人的心理、精神、文化层面的独特关注(各种意识论、心理学),因其对语境化方法的强调(语言学与逻辑分析),因其对人类意识的始源境遇的把握(现象学与诠释学)等,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思考当下社会和当今世界中人与外部世界、人与自身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
 
　　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因其以理智直觉的方式,在强调道德的自主性、自律性,“由仁义行”的自我抉择基础上,立足于“吾性自足”的终极关怀系统[4](P468),强调生命的实践和生命的体证;因其关注人生尤其是内在生命的价值安顿、道德自觉、心性修养,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等,无疑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内心世界、文化心理、道德伦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视域的深入思考,提供理论资源。
 
　　其四,三者的沟通与整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无论是道路的认识,还是模式的选择,无论是思想的觉醒启蒙,还是实践的顺利发展,无论是主体意识的培育,还是目标的全面实现,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因此,对当下中国的哲学而言,首要目标就是建设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哲学。
 
　　作为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论批判武器和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 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在历史上为中国先进分子认识社会衰败之因、激发救亡图存之情、认清历史发展之势、唤起奋斗献身之勇,提供了参照系;也为他们认识世界发展潮流,在比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从日本式君主立宪制到欧美式资本主义再到苏联式社会主义)中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提供了理论启迪。尤其是以揭示人类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志在彻底改变中国面貌、谋求人民安康幸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至今,成就巨大也问题凸显。解决问题显然不能局限于实践或操作层面,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自觉”:既立足中国现实又不限于中国视域,既尊重历史传统又不囿于历史传统的哲学。积极开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中,融入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性、人文精神,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联结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工具,是构建当下中国的新哲学面对的最为艰巨的任务,也是需要践履的最为崇高的使命。
 
　　三、沟通与整合:何以可能?
 
　　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向学界提出了建构面向未来新哲学的历史使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国新哲学,首要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通过对话与交流,实现沟通与整合。当下中国,这种沟通与整合的可能性在于:
 
　　(一)三者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面临共同的时代问题
 
　　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面对的共同问题。各个民族、国家的哲学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际遇、文化传统等差异,而在历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但无论何者,都不可能逃避时代提出的问题。
 
　　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国家面对具有同质性问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些先前表达着不同时空下,对不同生活世界的不同感受内容、体验方式、情感态度的中、西、马哲学,因汇聚于同一时空,而有了共同的研究对象。尽管三者在交流与对话中难免冲突与对峙,但是,共同的时代问题又使这些异质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整合成为可能。这种共同问题,就世界范围而言,是生态恶化、人口膨胀、民族矛盾、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等;就中国自身而言,是深入认识世界发展潮流,培养现代性主体,加快现代化进程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时代课题和中国现实,使中、西、马哲学之间的交流与整合,有了共同的基础和问题意识。
 
　　(二)三者都体现着哲学的本性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升华。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以“超验”或“形上”的方式,探索本质,追求终极(“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解释”)。这是哲学之有意义、为人所需、为民族延续的关键所在,也是中、西、马哲学共同具有的秉性。在终极存在上,虽然中、西哲学归结为不同的根源和基础,但两者都力图从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万物中,寻求所有事物最早之源和终极之因。古代中国哲学以“道”、“气”、“理”、“阴阳”等,解释宇宙的本源;古代西方哲学则以 “水”、“火”、“数”等,界说自然生存的根据。
 
　　如关于终极价值。中国哲学以理智直觉的方式,在强调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由仁义行”的自我抉择基础上,立足于“吾性自足”的终极关怀系统[4](P468),强调生命的实践和生命的体证;西方哲学则以理性思考的方式在先是批判宗教,后是批判科技理性的异化中,始终将人类精神自由作为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实践活动的方式,关注“现实的人”,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最终价值目标, 既秉承了西方传统哲学中自由的理念,又将自由的实现置于感性活动之上从而扬弃了其抽象色彩。三者都力图从人的存在论意义上,寻求其中最有价值的、最具普世性的东西。因此,用理性的思考“为生民立命”,追求精神的终极关怀,是中、西、马哲学的共同追求,也是三者实现沟通与整合的前提。
 
　　在终极解释上,虽然三者的表达形式各异,但对于宇宙、人生、社会的解释,都不是提供一种知识论解说,而是以理性的形式,反思批判和自觉意识与之相关的问题。当中、西哲学解释自然时,它提供的不是各门具体科学知识,而是一种宇宙观,一种关于人在其中所处地位的生存论思考;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论社会、历史时,它提供的不是社会学、历史学的一般知识,而是一种看待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一种关于人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本体论探讨。
 
　　(三)三者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精神互补性
 
　　近代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曾经遭遇过中、西、马哲学在精神空间的同时“在场”。三者之间的冲突与对峙,在使中国哲学丧失了“独尊”地位而不得不吸取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现代化建设方向的确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早已由历史的被动转变为自觉的行动,无论是融入全球化,完成社会转型,还是革除思维陋习,培育主体素质,都迫切需要既具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理论。西方哲学强调的科学理性精神、主体价值精神、社会公共生活的现代理念,能够为我们提供祛泛道德主义、泛政治主义之魅的哲学自觉,提供对社会和人的自我理解和认识,提供培植成熟的现代社会与现代公民的理性参照;中国哲学关注人生尤其是内在生命的价值安顿、道德自觉、心性修养,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有利于除却物欲化、功利化、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一类现代化之魅,提供帮助人们摆脱世俗竞争、物化人生带来的烦恼、痛苦,找到人生归宿的生存智慧,提供摆脱主客二分和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启迪;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生命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实践与人的“现实”存在、社会公正与人的发展的统一,能消除西方哲学抽象的意识能动性与中国哲学片面的道德能动性,能为我们提供现代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因此,三者对于重塑中华民族“哲学自我”之魂[5],都是不可或缺的。
 
　　(四)三者的沟通与整合具有“天时、地利、人和”良好机遇
 
　　实践证明,社会环境对于不同哲学之间的沟通与整合的成功与否,至为关键。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表明,其在传播或研究上取得较大成功或较多成果的时期,往往是稳定的社会环境伴随自信的心理或转型的社会环境伴随开放心态的结果。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五四”前后、改革开放以来,莫不如此。其间,不仅有难以计数的译著,更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精品。反之,则是萎缩、凋敝。
 
　　30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最大限度地吮吸人类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天时”条件。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积累了大量鲜活经验的同时,既为中、西、马哲学携手反思和总结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又为三者实现沟通与整合,提供了现实的“地利”环境。30年来我国拥有了一批理论基础深厚、专业训练有素、专业素质全面、思想意识开放的中、西、马哲学研究者,他们富有理论激情和问题意识,充满对话渴望,具备交流才能,是如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取得的理论成就,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实现中、西、马哲学的沟通与整合,奠定了“人和”基础。
 
　　总之,眼下正处于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沟通与整合的最佳时期,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