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鲁迅翻译的文学作品研究大部分是从翻译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其翻译文学。笔者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以翻译目的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认为鲁迅强调翻译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功用性，他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是想借他国明亮之火来照亮中国夜空。站在&
关键词：翻译文学; 翻译目的; 鲁迅; 文学理论
翻译是一种内语言的交际活动。古往今来，人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促进了翻译活动的产生与发展。鲁迅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文学家、大翻译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祖，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文学翻译也与其文学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执着的进行翻译，据统计，他的翻译多达30亿字，甚至超过了他的原创作品！尽管如此，学术界对其翻译文学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更多的是从翻译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其翻译文学。笔者熟读鲁迅翻译文学的原作与译作，并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以翻译目的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以期更好地走进鲁迅与其文学世界。
一、鲁迅于梁实秋有关翻译的争议
晚晴时期，自由翻译在翻译界盛行。那个时代，在翻译中随意删和增已司空见惯。林纾和严复就是其典型代表。鲁迅则打破了这种随意的翻译模式，而采用严格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但当时很多学者并不赞同鲁迅这种忠实又晦涩的翻译，因为读者往往不知其译文所云。一些学者甚至斥责鲁迅的翻译，其中就有梁实秋。梁实秋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独立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同时，他还翻译了“多部西方文学名著，比如《幸福的伪善者》、《阿伯拉与哀碌绮斯的情书》、《潘彼得》、《结婚集》、《织工马南传》、《西塞罗文录》、《呼啸山庄》、《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法国共产党的剖视》、《百兽图》、《沉思录》、《生死边缘》等等；另外，他还翻译了不少诗歌、散文、评论、短篇小说等，散见于他的二十几种文集中”。[1] 在他众多的翻译作品中，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奠定了他在翻译领域的地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1929年10月，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责读鲁迅的译文“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出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2] 后来梁实秋又写了好几篇批评鲁迅翻译的文章。鲁迅当然予以反驳。在其所写的《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驳斥梁实秋的批评，指出那些用词华丽但不忠实原文的译文只能误导读者，他所坚持的是“宁信而不顺”。于是这段长达八年的翻译论战便拉开了序幕，并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的许多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都没涉及其争议的根本，笔者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二人有关翻译的根本缘由是隐藏在其心中的翻译目迥异。
目的论的提出者系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汉斯.费米尔，他突破了以前的翻译语言视角，而将翻译研究聚集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目的的选择上。具体来说包括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也就是翻译的目的原则决定了作者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选择何种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鲁迅的一生具有传奇的革命色彩，他把他的文学生涯献给了他最深爱的人民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他的翻译也同样忠实于他的爱国情怀。从他为其翻译所写的序言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其翻译的目的：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为了达到这种翻译目的，鲁迅在翻译中也做了诸多的努力。同样身为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梁实秋确坚持纯文学理论，他认为纯粹的文学不应夹杂着过多的社会革命，文学就是文学，也只是文学，不应成为某个阶级的社会工具，梁实秋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伟大的经久不衰的纯文学作品。他关注的只是文学作品本身的翻译，并不关注翻译作品的社会功用性。正因为二人翻译目迥异，才决定了梁实秋与鲁迅不同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
二、鲁迅文学翻译的目的
目的论认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其目的，当然翻译也不例外。正如上文所说，鲁迅作为伟大的现代中国伟大的作家和革命家，他所有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都是为人民和国家而作。鲁迅曾去日本学医，希望疗治病痛的人民，当他看到自己祖国的人民被日本人斩首，而其他的中国人在一旁傻笑时，他意识到单纯的健壮的国民并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国民内心敢于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情怀。于是他依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文字唤醒愚昧的国民。为此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文学事业。
在鲁迅那个时代，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加速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当时鲁迅家族的衰落与其不幸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也正是这巨大的变化决定了鲁迅不屈的性格，改变了他以前的世界观。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鲁迅从小就亲眼目睹了底层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底层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不可否认，鲁迅把他的文学生涯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服务。他的翻译也严格地遵循此目标。对鲁迅而言，翻译不再是被译者信手拈来的随意的活动，而应该是对祖国和人民有意义的严肃的再创作。秉着这严肃的翻译精神，鲁迅所有的翻译作品都紧贴中国实际。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翻译目的。
2.1 改变国民性。
鲁迅翻译的首要目标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3]基于此，鲁迅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这也预示着他文学生涯的开端。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是其赖以统治民众的思想工具。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教义严格控制着人民的品行，管制人民的言行，教育人民安于现状，安于朝廷。因此自由思想与反抗的声音当然是被封建社会所排除的。事实上，这种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儒教的教义一直在欺骗着中国的民众，使他们逃离现实。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传统的隐秘的欺骗一直主宰着中国人民的命运。鲁迅深知儒教教义背后的虚伪与欺骗，对其痛恨至深，甚至用“吃人”二字来形容它。但在那个时代，中国正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强大的压力，而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并不能使人们认识到当时腐朽的文化与社会。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本质，抵抗侵略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打破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已破在眉睫。此时的鲁迅却敢于正视现实，用手中犀利的笔通过翻译来唤醒沉睡的人们
，着实难能可贵。
鲁迅清楚的知道，打破旧的意识心态首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否则，不管何种努力都会无济于事。基于此目的，他把眼光转向了外国文学，鲁迅坚信外国文学最能反映现实也最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外面的世界并能给予他们新的起点。因此他努力进行翻译创作，希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敢于变革创新的思想能被国民吸收，并成为其反抗旧的传统的武器。这也正符合他试图变革中国封建腐朽思想的目的，因此，可以说鲁迅从事翻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激起民众反对封建帝制，创建一个自由的思想体制。
2.2 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鲁迅翻译文学的另一个目标是引进外国作品中新的写作观念和技巧，复苏中国文学并促进其发展。受明清时代严厉的科考制度的影响，在当时，文学界八股文盛行。统治阶级因害怕叛乱，八股取仕，以控制文化人的思想。这种一成不变的写作模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萌芽的新思想的传播。
1909年，文学革命爆发，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新文学诞生。为了丰富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翻译并吸收外国文学来发展本土文学成为一种必然。鲁迅认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能很好的促进新文学的发展。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文学创造的成功很大程度也得益于外国文学。他鼓励文人去阅读外国文学以提高自己的写作。鲁迅曾说：“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与新文学有功，与大家有意。” “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方……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生和鼓励着创作。”[4]
鲁迅这种同化吸收外国文学的观点正是国民自信的一种表现。他把吸收外国文学精华比喻成吃牛肉。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只要是对新文学有益，我们都可以用。鲁迅解释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5]因此他的很多翻译都力图介绍原作者的写作技巧和手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鲁迅引进外国文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为新文学运动服务，介绍新的理念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他的翻译使中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外国文学，这对提高他们的写作大有裨益。
2.3 提高和丰富汉语
鲁迅翻译的另一个目标是提高和丰富汉语。在当时，由陈独秀发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来进行文学创作。鲁迅积极响应。他认为古文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他的很多词汇和语法都不能很好的表达新事物新思想，而翻译最能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都知道，在古汉语里，口语和书面是脱节的。传统的中国文学是用古文创作的，与普通老百姓所讲的白话文不相同。鲁迅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把语言和人的思维联系在一起，指出文言文是一种过时的语言，它不能很好的表达新思想，只会阻碍国民思想的解放和新文学的发展。正因为死的语言不能创造新思想和新文学，那么改革语言就破在眉睫，因此摒弃文言文，扩大白话文的影响成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鲁迅就是他们中的典型。
随着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白话文在翻译和创作领域被采用。旨在启蒙中国民众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在口语和写作当中广泛运用白话文，但是这种变革并非易事。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并不能接受这种俚语式的文学。且白话文在其初始阶段并不成熟，存在很多缺点，在当时鲁迅曾这样评价白话文：“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是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教书，也必须借助粉笔。”[6]
鲁迅的翻译与当时代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翻译旨在迎合时代的需要，社会需求决定了他的翻译目标，反过来他的翻译目标又决定了他的翻译选择。
三、结语
综上所述，鲁迅强调是翻译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功用性。他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是想借他国明亮之火来照亮中国夜空。也许有人会说鲁迅的翻译目标并没有实现，因为他翻译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畅销，很多读者甚至都不懂他翻译的文字。但如果我们站在整个文学史的角度来，就不难发现，鲁迅的翻译不仅促进了中国和外国文化和文学的交流，而且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严晓江.《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
[2][ 3 ][ 4 ][ 6 ] 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轮战实录》[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192, 161, 289, 589.
[3]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