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很明显，汉语拼音方案不仅可以给汉字注音，而且可以拼写汉语。
上面说的“汉语”应该指“普通话”，准确地说是“现代的共同的汉语”。普通话是用现代北京话系统做标准设计的。因此,汉语拼音是用来书写现代共同汉语的专用的符号形式系统，具有音标兼有文字的性质。传统汉字是表意体制的语素文字，与语音单位没有直接的联系。汉语拼音的符号形式与语音单位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具有音标的性质。汉语拼音经过音位的概括，可以通过25个字母，用最节省的方式书写汉语，因此，也具有表音体制的音素文字的性质，虽然还没有完全取得法定文字的地位。由于语言中的音素的数量比语素的数量小得多，所以，汉语拼音不仅可以直接表示语音单位，而且可以比传统汉字更加经济地完成书写汉语的任务。
一、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
1.汉语拼音能够准确反映普通话的实际语音
用汉字写汉语一方面本来一个声音却写成了不同形体，另一方面本来不同的声音却写成了相同的形体。前者造成人们经常写别字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刚刚从口语进行书面语转换的小学生。后者造成人们经常读错词语的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用于不常用意义的词的读音。例如，山东“济南大学”与广东的“暨南大学”，在口语中经常发生混淆。如果用拼音写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普通话的轻声、儿化等语音现象，汉字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如果用拼音就好了。用汉字没有形成，也难以形成以词为单位书写的习惯，用拼音就有现成的正词法实现词式书写。Www.133229.coM词式书写对于正确使用普通话口语，对于普及普通话这种国家共同语非常有利。
2.汉语拼音可以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普通话系统的规范
汉字容易把普通话系统以外的词素当做词夹杂进来。汉字书写无法体现词和词素的距离，因此很容易让来自文言或者方言的词素，在普通话中当做词用。例如，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9月26日陈一平文章的题目是“语淡味不薄”。应该说“语言平淡味道浓”，因为“语”不是词，用拼音写出来是“yǔ”，自然首先使人想到词“雨”。于是促使人们重新考虑选择“语言”这个词，才符合普通话系统的要求。《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周振鹤文章的题目是“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幸与不幸”应该说“幸运与不幸”，才是普通话。不过，文章的正文都是用“幸运”代替了“幸”。题目中的“幸”也许是编辑弄巧成拙的加工。有人说标题要简洁，但是也不能削足适履，应该长的就不怕长。例如，北京《中国文化报》1999年7月13日发表孙若风的报道，题目是《孙家正在全国文化法制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就不怕长。
3.汉语拼音能够使书面汉语的排列和索引更加有序化
由于汉语拼音只使用了拉丁文字中的25个相当于音素字的符号形式，所以很容易从语音的角度建立词语的顺序。所以，现在图书索引、姓名排列等，除了考虑那些不熟悉普通话和拼音的人，一般直接采用拼音顺序。
不过，我们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方面采用拼音顺序，另一方面又照顾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汉字，所以不是严格意义的拼音顺序词典。我们在20世纪后期也看到了严格意义的拼音顺序的词典，例如上海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国德范克的《汉英词典》。
4.汉语拼音能够使汉语的书面信息处理更加方便
汉语拼音用的基本单位少，所以可以像英语用的文字一样，比较方便地用于电脑信息处理。随着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普及，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直接用汉语拼音在电脑上写现代汉语。由于前面说的原因，汉语拼音对于输入古代汉语文献当然不方便，这就需要根据文字形体进行编码。即使这样，人们仍然喜欢用形体中的部件名称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做为代码，因为这样容易记忆。
5.汉语拼音有可能直接代替汉字
由于汉语拼音从音素角度设计字，所以字的总数量只需要25个，非常少。这样不仅处理起来更加方便，而且因此符合人类文字发展的大趋势。
在网络信息传输的过程中，有的人已经直接用拼音书写汉语。如果将来大量的人都非常熟悉拼音了，也许拼音会成为新的汉字，取代传统汉字。由于传统的包袱小，越南、朝鲜等国家早就成功地经历了这样的文字变化过程。我们不必回避谈论这个问题，即使会引起一些保守人的反感。
二、汉语拼音应用的局限
1.文字系统无法跨越时间和空间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7－138页说：“没有一个变化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发生的”。“泛时观点和语言的特殊事实永远沾不上边”。
有人说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表达古代到现代，中央到地方的汉语，甚至可以表达外国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的语言。如果只是看到文字形体上大致相同的表面现象，而不管文字不同的系统功能；那么，拉丁文字不是有更加强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吗？有人会说，拉丁文字的历史短，是从原始闪米特文字经过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其实，现代汉字的历史也短，它是经过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简化楷书几个阶段演变出来的。
有的学者试图设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汉语拼音。最典型的是赵元任1892到1982年坚持设计和完善的，由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通字方案》。例如，本书第73页把“教我如何不想他”拼写成“ceawqooruhobutsiagta?”这样的拼写，虽然体现了作者涉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渊博的汉语知识，但是，一方面目的是照顾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汉语，另一方面实际上不能用任意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汉语语音方便地读出来。这种拼音已经不是我们说的“汉语拼音”。它跟曾经失败的“老国音”有相似的地方。当然，“老国音”进一步要求把口语改变成适应不同空间汉语的混合汉语，更加违背语言规律。
有人到今天还在提倡用汉字写的文言，实在背离时代,背离拼音的要求。2001年南京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平时作文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他用文言写的高考作文，得了满分。这件事情引起新闻大肆炒作，而且南京大学的个别招生人员准备破格录取他，最后由于其他条件都不符合而没有录取。可见，这个满分是多么片面！《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发表答记者问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回答说：书面语和口语保持一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没有必要”“提倡中小学生去写文言文”，高考提倡文言作文“是有害无益的”。这件事情也充份说明我们有的语文教师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理论欠缺。
汉语拼音记录汉语比汉字更加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当然，正如个别汉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有些音素，例如［p］［s］，可能是任何时间和空间的语言都使用的。
2.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时间局限
汉语拼音是根据现代北京话系统设计的,所以它对古代的汉语没有用。凡是与这个语音系统不同的以前的汉语，它无法准确记录。我们用汉语拼音给古代书面语言注音，其实是很不科学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根据那样的注音读出来的汉语，不仅现代汉族人听不懂，就是叫那些作品的作者活过来听，也是听不懂的。可见，普通话不是表面的声音，而是建立在自己的词汇、语法体系上。因此，基本词汇和语法构成一种语言的基础。
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给我们构拟或者找到了上古、中古、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这才是真正的古代汉语语音，即使有些不一定准确。可是，这些古代汉语的语音不仅汉字无法直接表达，就是汉语拼音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国际音标。不知道能否用现代英语的文字系统给古代的拉丁语注音。
赵元任在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通字方案》第9页说：有人在1944年用拉丁字母设计中古汉语拼音系统，用来教汉语的古代文献《孟子》。我们也听到有些说南方汉语方言的古代文学或者古代汉语教授用自己的家乡话读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屈原的《离骚》，他告诉学生这就是屈原的楚语。谁知道呢？当然，至少比用来自北方汉语方言的普通话读更加接近古代汉语一些。这种做法倒是比用普通话读科学一些，但是，可操作性不强，现实价值也缺乏。
3.汉语拼音记录对象的空间局限
汉语拼音对普通话或者北京话有用，但是对其他方言或者其他地方的汉语没有用。例如，许多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想用汉语拼音把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的语音表达清楚，往往遇到困难。越是不同，越是无法用汉语拼音表达。
反过来，用方言的语音系统去读普通话文章中的词，也不是真正的方言，只是普通话穿了一件方言的外衣。例如，在湖南省衡山县的方言中“跑”是来自普通话的“外来词”，可以用方言语音读“跑”，但是要表示“跑”，前山话说“打飞脚”，后山话说“打蓬牯子”。因此，在方言和普通话转换中不能简单停留在语音上。
不少地方志中的方言部份，由于作者缺乏国际音标使用能力，采用汉语拼音加汉字进行方言描写，使它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这是方言学者感到痛心的地方。很多民间文学记录中，那些最有特色的词被翻译成了普通话，破坏了它的本色。有的用汉字说明特殊读音，更加不伦不类。
例如，衡山县民间文学编委员1987年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衡山县资料本》第11页有“看颈”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实际是“望颈”的翻译，因为“望”用白读音“［ｍ55］”，记录人没有想到文读是“［44］”的“望”。第112页用“来几”分别在左边加形旁“亻”构成形声字来记录表示“男孩”的词。解释是“衡山方言，伢子，十八岁以下男性的统称”。然而声旁“来几”的声调与词的声调一个也不符合，实际上与方言中的“奶机”同音。“伢子”是用长沙话解释，而普通话的“男孩”又不用。“十八岁”是主观确定的，应该是“没有成年的男子”，没有精确界限。
顺便说一下，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分别弄出3个标准，实际破坏了标准。这样从心理上照顾了人口占多数的使用北方方言的人，但是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等于放松或者取消了标准。正如英语用英国首都的伦敦话做标准，汉语应该用中国首都的北京话做标准。北京话自然有自己一整套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当然，北京话本身也有规范问题。
4.汉语拼音书面分化语素的局限
汉字是表意文字，可以通过不断创造新汉字，把相同声音的语素人为地进行分化。但是，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不是拼写汉字的。汉语当然首先是口语，口语的基本单位是词。任何语言中的词都会出现同音词，但是不会很多，否则会影响正常交际。因此，任何语言可以使用表音文字。但是，有人说汉语的同音词比英语多得多，如果采用表音文字就会导致大量同音词无法区别。
这是一种误解。第一，表音文字本来是区别声音的，所以不会产生什么同音词。第二，文字写法不同改变不了同音词的性质。例如“期中”和“期终”，“终于”和“忠于”即使汉字写法不同，也改变不了本身的同音词性质。用表音文字的英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英语的“hair(头发)”和“hare（兔子）”虽然写法不同，但是仍然是同音词。第三，有的词本来是一个词，是文字强行分离。例如“他，她，它”本来就是一个词“tā（他）”，仿照英语写成了3个“词”。然而，英语的“he,she,it”才是真正的3个词。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让英语的“brother”也仿照汉语的“哥哥、弟弟”两个词的不同，分别写成“大brother”、“小brother”。我们甚至还可以根据“他”的高矮、大小等不同分化创造更多的“他”字。
我们必须承认汉语拼音在书面上分化语素的局限。有人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方便那些习惯了汉字的人接受拼音，于是在拼写的音节前后加上一些类似汉字形旁的字母。这样，使表音文字又一定程度地回到表意文字的老路。其实，这种汉字的“优点”并没有给汉语带来多大的好处，在口语信息交流频繁的时代甚至是有害的。例如“期中考试”和“期终考试”写得不同，但是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从口语的根本上区分成“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无论用汉字写还是用拼音写，不仅说得清楚，而且写得清楚。因此，汉语拼音不必模仿汉字去人为分化汉语单位。相反，这样做会导致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
三、汉语拼音应用的问题
1.字母名称的应用问题
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不少。许多人认为应该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确定名称。我赞同。因为现行名称许多不符合普通话要求，人们宁可使用英语字母名称或者直接用教学中符合普通话语音系统要求的声母、单韵母的呼读声音做名称。我建议按照普通话语音系统用国际通用的英语字母名称的声音确定。这样最容易推广。
2.隔音符号的应用问题
北京的期刊《方言》的英语目录中总是把“湖南”写成“hu''nan”，例如2000年第1期。大概是担心别人误解成“hun''an（昏暗）”。上海的报纸《语言文字周报》2001年7月11日发表王志海《谈谈隔音符号》，列举一批词，例如“fānàn发难”，认为这个词要加隔离音符号写成“fā’nàn发难”，才不会误解成“fān’àn翻案”。
这种担心和扩大隔音符号使用范围的做法是多余的，是不经济的。因为隔音符号是针对那些零声母音节设计的，所以如果不是零声母自然不要加，直接用最经济的零形式表示音节的界线。
现行学术期刊规范中，对英语摘要中的汉语姓名写法的规范，没有严格遵守正词法规定，也体现这种画蛇添足的现象。例如“pengze-run”中间的“－”相当于音节隔离符号，也是多余的。这是汉字书写方式的残留。“pengze-run”应该规范成“pengzerun”或者“pengzerun”。
3.声调符号的应用问题
声调是汉语的功能性语音要素，除了在英语等非声调语言中出现汉语单词以外，在汉语拼音的应用中应该一律使用声调符号。现在允许人们在使用大写字母拼写汉语的时候省略声调符号的做法不好。应该学习《现代汉语词典》，还有《中国语文》、《方言》、《古汉语研究》等刊物的编辑，他们用大写字母拼写出版物名称都加了声调符号。在机器处理不方便的时候，允许用1、2、3、4放在音节后面代替普通话4个声调符号。
4.正词法的应用问题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从1988年公布以后，有10多年了。可是，根据我们对1999－2000年的刊物的调查，多数刊物没有实行正词法，甚至连《语文天地》、《语文学习》也是这样。最落后的又最重要的是小学《语文》教材一直没有适应新形势，没有采用这个国家标准。小学《语文》教材因此出现违背普通话的拼音,例如:“ｙīｈｕìｒ(一会儿)”错写成“ｙī ｈｕì é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正词法是普及得最好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也逐渐重视这个问题。
5.拼写错误的问题
根据我们对1999－2000年的刊物的调查，出现拼写错误的达到88％。这些五花八门的拼写错误，如果出现在汉语中，那么说明从事封面设计的美术工作人员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不好。如果出现在英语，那么主要体现在直接用汉语拼写的人名、地名中。这说明做英语翻译的人普遍存在普通话水平问题。这些也说明编辑人员的普通话和拼音素质以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存在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重视拼音的规范，其次是尽快普及普通话。
6.音素汉字的问题
在任何语言中经过功能概括的单位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不同性质的单位在数量上相差悬殊。一般来说，在一种语言中，通用词接近10万个，语素接近1万个，音节只有1百到5千个左右，音素不到1百个。
如果说像古代汉字那样的词文字在现代已经是％0，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已经只有1％；那么，像日本假名、朝鲜彦文、阿拉伯文字那样的音节文字有30％，像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那样的音素文字有69％。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字中，表意文字大概只有1％，然而表音文字大概有99％。
汉语拼音就是走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这条宽广的道路。事实上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大写字母，设计隔离音节的专用隔音符号和兼职的“y、w”，已经从拼写汉语的词的角度，为未来的表音汉字做了准备工作。所以，汉语拼音方案不只是为了给汉字注音。
要使音素汉字完全代替现行语素汉字，首先要普及普通话，然后要通过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的词式书写习惯。但是，更加重要的也最难的是在使用汉语过程中的普及普通话意识和词意识。这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才能在人口众多，观念层次不一致的中国得到实现。这也决定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发展速度。
在这里我们要警惕当前语言学领域的保守思潮，虽然同时要防止激进思潮。保守思潮是有社会原因的，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思想反常现象。主张倒退、复古的保守思潮，“是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错误思潮。”有的人任意贬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下，引导人们向后看，有意无意地企图从古人那里寻求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药方”。(许全兴《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文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20世纪末期，中国刚刚从国家灭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就有人骄傲和霸道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思潮就像中国经济腾飞以前出现的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潮一样有害。(李慎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风范》，北京：《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任何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进行民族主义的夸大论述，虽然能够满足大民族的虚荣心，但是最终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民族主义并不等于民族感情，它实际上是对民族感情的非理性的不加抑制的张扬。”(刘春《历史边缘的选择》，北京：《现代传播》1997年第1期。)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建议台湾尊重中国大陆使用了几十年的设计科学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且推动它的规范和普及工作，不要在犹豫了半个世纪以后在接受汉语拼音方案的同时再走弯路。同时，建议中国在大力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汉语拼音及其正词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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