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活动是伴随语言产生而产生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译者的角色也在不停地变化，经历了诸如“征服者”、“画家”、“奴仆”、“解放者”、“叛逆者”等角色。笔者从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中国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在译者主体性被夸大的今天，仍存在一些限制主体性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能动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家们研究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原则、技巧等，虽然没有出现过对译者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对译者的理解。译者作为能动的个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性、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包括了译者的选择创造性和制约性两个方面，这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也就相当重要。在漫长的翻译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用一些形象比喻来说明译者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4世纪，在翻译活动的早期，翻译家圣哲罗姆(saint jerome)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这种征服者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WWW.133229.cOm在古罗马时代，各国之间为了统治权征战不断，军事上侵略一方对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响了文学与翻译，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平等现象。
译者的第二种形象是“画家”。这个形象最早是由英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德莱顿(john dryden)提出的。他认为译者就应该像画家一样工作。当画家在作画时，他一定是尽量使他的画接近目标，与被画物体相似，那么译者也有责任使译作在任何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换句话说，要再现原作。
译者的第三个角色是奴仆。18世纪中期，翻译家和作家认识到其他语言并不比自己的母语低下，开始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原文。翻译开始容忍文化的差异，翻译只能试探性地接近原文(tentativeapproximation)，鼓励向原文靠近。施莱尔马赫(schleiennacher)提出原作产生一切力量，译者要么屈服于原作，要么占领原作。巴托(charles bat-teux)则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就这样，译者从征服者变成了仆人或奴隶。到了近代，虽无奴隶一说，但译者的从属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认识。本雅明(walter beniamin)发表了《译者的任务》一文后，译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认为翻译是原作的再生，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再创作时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中的纯语言。他还认为词语均有情感内涵，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遮蔽原文，不阻挡原文的光泽，而是让纯语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译者变成了解放者。
二、对中国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
传统翻译对译者研究很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的讨论、直译与意译之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等。但是最近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译者身上，他们意识到了译者的重要性。
根据吕俊教授的划分，中国的翻译经历了三个范式，即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范式。在这三个范式中，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不同。
在语文学范式中，译者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范式。这期间，人们过分强调译者的才能和禀赋，这主要受到古典知识论哲学的影响，一切都笼罩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不能形成系统的译论体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当时的翻译理论及标准往往都是翻译家的经验之谈。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等。在这过程中，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从直译到意译得到了不断彰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属于我们说的“天性”型的翻译家，即依赖自己的个性和天性，依赖自己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翻译中往往显出较多的灵气、创见和本然的东西，但即使在语文学阶段，翻译完全靠译者的个人才能完成的阶段，人们依然没有给译者“创作”的权利。译者只能无限猜测原作者的本意，而不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换句话说，只要原作者站出来说出他的本意是什么，那么持有不同理解的再好的译者也无法辩驳。这一时期的翻译讲究译者中心，而非译者主体性，人们也普遍没有意识到译者主体性问题。所以长久以来，译者一直处于“隐形人”的状态中，译作的优美行文往往也归功于原作者。
翻译的语文学范式一直持续到结构主义的出现。结构主义者强调二元对立的观点，其创立者索绪尔就强调应进行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并且指出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种影响下，结构主义者关注语言的共同特性，通过研究二元对立的各个项目，索绪尔分析了语言并找到了语言的内部规律。但结构主义也同样为我们带来一种封闭性研究的方法。它让我们在众多复杂的现象中去寻求共性和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即最本质性的东西。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结构主义翻译学著作引入我国，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等。他们也开始关注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言转换问题，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对等模式。
在这种释译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主义翻译研究者往往忽视译者的主体性，他们关注文本这个客体，关注原文的词、句和结构这些属于语言层次的东西，关注简单的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而没有深入的言语层面。他们反对对外界一切因素的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封闭的自足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认为原文存在着一个确定无疑的意义，译者通过语言可以通达这个意义，翻译也就是要产出一个与原文对等的文本。这种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强调语言的规律性的翻译思想，造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的“死亡”。在结构主义翻译学者看来，两种语言之间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转换的，翻译是纯粹的解码过程，译者是完全客观而中立的实体。这样译者则彻底变成了翻译的工具，变成了“机器”。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已经丧失了他的主体性，或者说，译者的主体性被降到了最低。
这种理论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范式的批判和否定。后结构主义是从结构主义阵营来，并在对结构主义进行否定、反诘、驳难、叛逆中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是其代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翻译理论世界，也开始对结构主义翻译研究中的弊端进行反思，并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以外的诸多因素，形成了翻译研究中的解构主义范式。在这种范式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后结构主义的翻译观最早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所建立的古典解释学理论，他认为解释者如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通过创造性的直觉重建作者的创造过程，他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品。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进一步认为，人是以其固有的意识积极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及伽达默尔。海德格尔认为理解者总是夹裹着自己的前理解参与理解过程。理解过程就是在理解者的视域和文本的视域的不断融合、不断拓展中无限地向前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意义的理解是一件开放的、无限的、永无止境的事业，每一种新视域的形成，预示着理解的突破和创新。伽达默尔则提出了“偏见”的理论。所谓偏见，指理解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文本加以“客观”的理解。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带着由“偏见”所构成的特殊视界来理解作者原初视界的文本。自此，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