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佛教；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
B24A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10
《卍新纂续藏经》保存了王阳明的一篇遗文，即《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通行本《王阳明全集》未见，亦少有学者关注。该序全文（P416）如下：
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日坐小轩，捡方书及释典，始得是经。阅之，其妙义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按方书，诸病之生，可以审证而治。惟鲁痘之种，不见经传，上古未有。间有附会之说，终非的证，治无明验。此经所言甚详，悉可信。且痘之发也，必焚香、洁净、戒酒，忌诸恶秽。其机盖与神通。云细察游僧，所吉即药王菩萨现世度厄。其曰“吾自乐此”者，药也；曰“急扶我骸”者，“急救婴孩”也。乃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悬箧之石曰“佛箧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祷者立应。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序。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
笔者在《阳明学与佛道关系》一书中曾引用过此文，现就该文写作背景及其价值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佛说化珠保命真经》
王阳明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是为《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撰写，该经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疗方法，全文大体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首先，有鉴于痘症流行世间，尤其是儿童深受其害，药王、药上二位菩萨请教于释迦牟尼痘症的来源。释迦指出，摩尼珠是历劫来诸佛凝结而成，主持世界中有情众生和无情之物。摩尼珠在人身中本应如万川映月一般，灵光毕现，但由于众生欲气粗浊，精血交媾，再加之受生以后，诸缘熏染，使得性体中的摩尼珠表现出清浊明暗诸相，遂产生痘症。二位菩萨又问释迦：佛性慈悲，摩尼珠普照众生，为何还有痘症？释迦的解释是：痘症的产生并非摩尼珠自身有明有暗，而是众生有善恶，善气轻清而恶气重浊，轻清为阳而重浊为阴，阳清珠明，性以制命，仍居阳界，阴浊珠暗，命与性离，仍还阴界。阴阳二气的变化使得摩尼珠有明有暗，以致产生痘症。由于痘症多发于儿童，所以二位菩萨进一步追问释迦：婴儿有何恶业，却得如此恶报？释迦说：婴儿出痘非婴儿之过，或者是因为众生生死轮回，前世业报致使摩尼珠不照而得痘症；或者是因为父母先人恶业相感，致婴儿性命不保。
其次，释迦牟尼为二位菩萨演说祛痘之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常存善心，慈悲喜舍，时持杀盗淫邪之戒，便生端生有福之儿，神灵气清，聪明智慧，与摩尼珠浑合无二，有何灾疹能侵？若有人于儿子鲁痘时，顿发善心，自悔恶业，父母斋戒，不杀不淫，香华耀烛，晨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满一千遍，或五千四千余遍，即有佛圣降灵，摩尼照耀，天龙守护，恶鬼逃亡，孩儿保命，父母延年，是大饶益，不可思议。”（P416）在这里，释迦叙述了祛痘的两种方法。从根本上说，不出痘的原因在于人们“常存善心，慈悲喜舍，时持杀盗淫邪之戒”，这样所生婴儿不但不会出痘，而且神灵气清，聪明智慧。如果已经出痘，需“父母斋戒，不杀不淫，香华耀烛，晨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则可使“佛圣降灵，摩尼照耀，天龙守护，恶鬼逃亡，孩儿保命”。
最后，二位菩萨听罢，表示若有人持诵佛号及神咒，当分身救护，以使世人安宁，于是释迦为他们说祛痘咒语。
事实上，《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并非释迦所说，很可能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伪经。原因有二：其一，就内容而言，该经对出痘原因的解释与佛教传统观念不类。该经论及出痘原因时，虽然利用了佛教的一些说法，但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变化。如果阳气占主导，就不会因痘而亡；如果阴气占主导，则仍还阴界。这种阴阳变化思想不会出自佛教，甚至不为佛教所接受。其二，就经典依据而言，该经没有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依据。日人杉室主人连山僧交易曾评价到：“竺乾之书不经译而传于兹土者，吾于此经始见焉。新建所谓药王菩萨现世度厄，良有以也。新建于儒可谓杰然者也，尊信此经，而刻之序也，则世儒岂可异端而侮之哉，况于奉佛者耶。予得此经，而什袭珍藏也久矣。药王菩萨不待请，而化现流布。予又忆：古曰君子莫大乎善与人勘。是故附剞厥氏，令广其传云。”（P417）连山僧交易明确指出，该经找不到印度文献的出处，属于“不经译而传”者。刊刻此经的原因在于王阳明是儒家中的杰出人物，他尊信该经，故不能以异端视之。
二、《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出自王阳明之手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是疑伪经，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出自王阳明之手。
首先，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从地点上看，该经最早出现于贵阳龙场，王阳明在此地得见。在王阳明撰《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之前，另有一篇署名“刑敬”的《序》，文中介绍了此经出现的经过：贵阳龙场痘患严重，当地习俗是将出痘儿童置于旷野，不死然后持归。刑敬的一双儿女出痘，按习俗远置于废庙中。有一游僧施法，儿女得救。此僧将所持箧挂于石上离开，众人于箧中得此经。从此以后，龙场奉佛而灾疹渐消，于是刻印此经。王阳明的《序》中说：“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悬箧之石曰‘佛箧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祷者立应。”该经得自龙场废庙，当时贬居龙场的王阳明得见该经之发现流行的全过程，并以“悬箧之石”命名废庙为“佛箧峰寺”。二者记载转自www.dylw.net第一论文网相当，可知王阳明在龙场得见此经。从时间上看，王阳明的《序》后有“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序。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谪居龙场，明正德五年（1510年）升庐陵县知县，离开龙场。可见，王阳明离开龙场时，携《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归，并为之序。
其次，《序》中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与史实相符。王阳明的《序》前有“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日坐小轩，捡方书及释典，始得是经。”王阳明自幼多病，曾自述：“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P187）。龙场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得王阳明病患不断，这期间的书信和诗文中常可见到王阳明提及身体上的种种不适。此外，被贬龙场也影响了王阳明的心情，《年谱》中记载他当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P1228）。《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的“多病寡欢”，形象地描绘了王阳明此时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三、《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价值在通行本的《王阳明全集》中，未见有王阳明为佛经撰写的序文，《卍新纂续藏经》中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可能是现存王阳明为佛经撰写的唯一一篇序。该序对于研究王阳明思想的演变，尤其是正德以后王阳明与佛教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因家庭和自身原因，王阳明早年曾留心于佛道之学，在弘治末年时，王阳明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开始走上构建心学体系的道路。《王阳明年谱》记载：“（弘治）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八月，疏请告。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P1225）这段记载是学术界公认的王阳明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王阳明在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之前对道教和佛教都有交涉，而在这一年中，王阳明一改以往出入佛老的做法，认为道教是“簸弄精神”、佛教是“断灭种姓”，重新回归儒家伦理之学。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王阳明以行动践行了其对佛道之非的认识。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主考山东乡试，“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P1226）。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被下锦衣狱，不久又被谪贬贵州龙场。在这些变故中，王阳明从儒家经典和圣贤人物的事迹中寻求精神支柱。明正德元年的《吊屈平赋》就是通过缅怀屈原的事迹以抒发不畏困难的心情。在狱中，王阳明通过阅读大量儒家经典来激励自己不畏困难。《狱中诗十四首》中有：“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见微奥。”（P675）《赴谪诗五十五首》亦有类似的诗句：“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P686）
然而，自贵州龙场返回后，王阳明对佛教以及儒佛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弘治末年的“渐悟仙释之非”转向了认同佛教思想，甚至有儒释殊途同归的观点。王阳明死后，湛若水应阳明之子正亿和弟子黄绾之请作《奠王阳明先生文》，文中记述了王阳明在正德年间三次对儒佛关系的评价。明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说，“言圣枝叶，老聃释氏”，认为佛道与儒家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相对于儒家主干而言，佛老是旁出的一枝，地位稍次，但并无根本区别。明正德九年（1514年），王阳明同意湛若水所说佛老“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儒学与佛老一样，都是“学竟是空”（P1519-1520）。明嘉靖三年（1524年），张元冲问王阳明“二氏之学”与“圣人之学”的异同，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三间厅堂”之喻：“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P1289）如果我们将弘治末年的“渐悟仙释之非”、湛若水《奠王阳明先生文》中三次对佛教的评价、嘉靖三年的“三间厅堂”之喻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矛盾：弘治末年王阳明悟到的佛教之非是“断灭种姓”，正德六年至嘉靖三年却认为三教的关系是“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
事实上，弥合王阳明弘治末年与正德中后期对佛教不同看法的契机是谪居龙场时的人生经历。杜维明在解读王阳明“渐悟仙释之非”的转变中曾指出：“在实践上，一个人如何能够自由或大胆地从其他价值体系中选取一些成分来激发或丰富自己的价值信念却又不会受到浸染、不会最终被改造呢？这是关于个性发展的一个难解的学术问题。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持守自己的价值信念，无疑取决于他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面对外部的挑战并对新的环境作出柔韧的反应。”正如杜维明所说，“渐悟仙释之非”是王阳明思想转向儒学的关键，但是随后王阳明在生活和官场中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一切考验着他能否将先前的转变坚持下去。从王阳明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可以看出，谪居龙场是王阳明人生中的一段痛苦经历，在这种“多病寡欢”的逆境之中，他走了一条与许多中国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心路历程——在遭受挫折时，接触乃至接受佛教。考察王阳明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谪居龙场期间，王阳明与佛教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其对佛教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对佛教的认同感也日见加深。在《居夷诗》中王阳明自述与僧侣交往的诗文就有以下数首：《白云堂》《南庵次韵二首》《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阁中坐雨》《雨霁》《僧斋》《德山寺次壁间韵》《泗州寺》等，其中的《泗州寺》最能体现王阳明与佛教界人士交往之密切：“渌水西头泗洲寺，经过转眼又三年。老僧熟认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佛壁作灯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外缘。”（P718）从这首诗中的“老僧熟认直呼姓”、“诗留佛壁作灯传”等句中可以看出，此时王阳明与佛教界交往日深。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是王阳明在谪居龙场时期阅读的佛经之一。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转自www.dylw.net第一论文网经序》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此时对佛教的态度较往常大为缓和，开始逐渐接受佛教的观念。王阳明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说：“阅之，其妙义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事实上，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重在教人如何顿发善心、自悔恶业、晨夕顶礼、持诵佛号，以求解婴孩恶痘之苦，与一般谈空说无的佛经有所不同，但也绝非王阳明所说“与虚无之谈异”。这部佛经与其他佛经一样，都是阐述佛教性空理论的经典，如经中有语：“缘诸众生，无始劫来，薰染真性”，“真性不坏，生生不减。缘众生心，妄起善恶”。（P416）这是以真常佛性为依据，认为不妄不变之真实本性是人本具之心体，而众生心“无始劫来”则是妄念所薰染。可见，这部佛经大体因循佛教一贯的主张，而非“与虚无之谈异”。这种态度不同于弘治十五年“渐悟仙释之非”时对佛教“断灭种姓”的看法。王阳明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极有可能是谪居龙场之后，逐渐接受了佛教的教义，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
通过研读《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以及《王阳明全集》中的其他资料，可以发现：弘治末年“渐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弘治十五年的“渐悟仙释之非”的内涵。事实上，这里的“释之非”与其说是批评佛教性空理论的错误，毋宁说是指佛教中的某些做法违背儒家伦理，尤其与儒家孝亲观念不相类，而在个人感情或思想交往上，王阳明并未完全抛弃佛教，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卍新纂续藏经（第1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2006.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郭齐勇，郑文龙.杜维明文集（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