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浚；易学；理学
zhang jun′s thought by the yi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s
abstract:taking yi as a book carrying dao, zhang ju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lab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contained in yi and regards image-number as the basis giving birth to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his yi thought exerted influences on two famous neo-confucianists of the song dynasty: zhang shi, his son, and zhu xi. his yi lear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 jun; yi learning; neo-confucianism
张浚（公元1097—1164年），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政治家、抗金将领，亦是程颐二传弟子，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精于易学。www.133229.COm《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称张浚曾受学于程颐的蜀中门人谯定，是伊川、东坡的再传弟子。即为程颐在蜀后学。伊洛之学经由张浚在蜀中得昌。又得到张浚之子张栻的发展，使得理学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大盛。张浚于北宋徽宗时中进士，钦宗靖康时为太常簿。高宗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张浚除枢密院编修官。历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等职。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率部屡次破金，给金兵以沉重打击。后被罢官，免去节度使，贬往连州等地居住二十余年。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派兵出击金兵，在宿州克捷。后在符离之战中，为金兵所败。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张浚又被主和派排挤，罢去相位，出判福州。张浚在去职路上听说朝廷议和，继续上书反对。途经余干病逝。
张浚不仅是一位著名抗战将领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邃于易理、博览群书的思想家。著有《紫岩易传》、《春秋解》、《中庸解》、《论语解》、《中兴备览》、《奏议》、《张魏公集》等，有的已不传。其易学思想是他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与当时的宋代易学和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探讨张浚易学，离不开宋代易学发展演进大背景。
宋代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亦有心学易学和以史解《易》者），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象数派渊源于汉易；义理派深受《易传》以哲理注《易》的影响。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以象数为本，亦受到图书学的影响；他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从中阐发性理之学，这体现了理学思潮崛起的时代特征。张浚的易学思想比较丰富，并影响到其子张栻和朱熹这两位著名理学家。张浚的易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圣人作《易》，将以载道”
张浚继承二程“经所以载道”的思想，将其运用于易学研究，便是提出了“圣人作《易》，将以载道”的思想。他说：
圣人作《易》，将以载道，而传之天下后世也。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无他，至道之妙，见于言者，非书可得而悉；寓于意者，非言可得而穷耳。不然，虽累千万言，亦何补于《易》哉！圣人为是，揲数以起象，因象以成卦，凡天下情伪不得遁其情。圣人之意既已默传，然后系之以辞，以发其象。故道以象显，言以书尽，意以言尽。书足于言，言足于意，皆本于自然之象，无毫厘丝发之差也。《易》之为道，于是无余蕴。变而通之，爻之所错也；鼓之舞之，道之所行也。天下之吉凶，至此而定，不亦尽利欤；天下之大业，因此而成，不亦尽神欤。［1］（卷七，系辞上）
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以《易》载道和传道，由于道妙不易把握，所以书不能尽言，言也不能尽意。也就是说，《易》作为载道之书，仅从书中之言辞是难以完全把握其所寓之道的。于是，圣人“揲数以起象，因象以成卦”，以反映天下事物之情伪；然后系辞以发象，道通过象得以表现，书中之言意都本于自然之象而无差，由此《易》道通过象表现出来。爻变通相错，道鼓舞而行，以此定天下的吉凶，以成天下的大业。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的思想，与纯粹将《易》视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有所不同，尽管他也指出《易》有着揲数起象，因象成卦的内容和功能，但他强调道通过象数得以显现，道寓于天地自然物象之中，象和数也是反映自然物象的。就其重视道，把《易》作为载道的工具而言，张浚易学体现了理学崛起的时代精神，而与仅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不重阐发《易》中之道理的治《易》方法有别。
张浚所谓道，即太极之道，它是存在于天地之先，由太极之虚而产生万有，万物由此而得以产生。他说：
《易》以载道，于《易》书而违之，是背道也，其何以行于世哉？《易》本于天，肇于数，形于象，具于卦，变于爻，成于自然。盖太极之道在天地先，以我至虚，流出万有。圣人会太极于一心，因其自然，揲数以出之，立象以阐之，设卦以命之，画爻以通之，天地神明之理，阴阳不测之用，万物无穷之化，自形自色，自纤自悉，神理妙用，总括无遗。舍《易》而天地之理或几乎息，阴阳之用或几乎泯，万物之化或几乎绝矣。是故《易》道尚变，非故多变也，数不得不变，圣人不得于《易》而不变之。是故六爻之位谓之六虚，其道自太极虚中来，惟变所适，吻合于天地阴阳之数，圣人体其虚而用之，天下万物由是而得其生。［１］ (卷八，系辞下)
张浚指出，正因为《易》是载道之书，所以违背了《易》书，也就是违背了道。《易》书所载，自有它所依据的，即本之于天，肇始于数，形之于象，具于卦，变于爻，而成于自然。《易》书不过是圣人因其自然，把数、象、卦、爻等加以记录下来而已，以发明天地神明之理、阴阳不测之用、万物无穷之化等宇宙大法。在这里，张浚认为，《易》书所载的太极之道存在于天地之先，圣人会太极于一心，太极即圣人之心，由我心之虚，流出世界万有，天地万物因此而产生。张浚的这一思想明显受到邵雍“道为太极”、“心为太极”而产生天地万物之思想的影响。张浚进一步提出了太极为一，《易》以一起，《易》为一，我自得其一，反身而求，而万物皆备的思想，由此体现出太极之道的本原性。他说：盖太极以一运，一之所通，包括万法，天地阴阳万物之理皆不得遁其情，故道以之而显，惟变所适，莫穷其用。故德行以之而神，可与酬酢，裁天下之变而有余也。可与祐神，赞天地之化而不匮也。呜呼！《易》本无也，《易》以一起，圣人清明在躬，得一于心，神物应之，其志以定。一之所统，了无遗焉。以自然之数，发自然之象，阐自然之理，生化之功于此不息，而《易》道于以大明。后之学《易》者，诚能致知止之功，极静定之理，复诚明之性，《易》之为一，我自得之，反身以求，万物皆备。如是而后，能尽人道。人道尽，而后能克配天地，其功用至大，学者所宜勉旃。［１］(卷七，系辞上)
强调太极以一运，故作为载道之书的《易》亦以一起。此一包括了天地万法及万物之理，道以此而显。可见一也即是道，万事万物之理归于宇宙本原之一理。此一又得之于心，一统宇宙万物，没有外于一心的事物。《易》道通过生化之功的运行不息得以体现，而生化之功又是建立在“以自然之数，发自然之象，阐自然之理”的基础上。学《易》者须内求于心，自得《易》之为一，如此反身而求，则万物皆备于我。人效法于天，由此尽人道，以配天道，赞天地之化育，则天人合一，功用至大。这即是张浚所主张的《易》道原则。其中天道以生物为本，它是自然而然的。他说：“生物之功著，道之自然也。是故天道之大，在生物。生物者，天道之贞。君子协进生物之功，可以配天。”［１］ (卷二，上经·临卦)认为生物是天道的功能,而人协进生物之功，即可配天。而人道则以仁义为本，“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尧舜仁义之道启沃君心，鲜不入矣”［１］ (卷五，下经·渐卦)。人道包括了仁义道德的内涵，可见其道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具有宇宙本体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双重属性。
二、穷理尽性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
受时代思潮和二程理学的影响，张浚重视对义理思想的阐发，这也体现在他的易学思想里。不仅他认为，《易》是载道之书，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载道和传道，这本身就是张浚义理思想的反映，而与只以《易》为卜筮而不及义理的治理《易》者相区别；而且他在注解《易》的过程中，对义理多有阐发，反映了他对义理的重视。
道统论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统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提倡从道不从君，强调仁义之道高于、重于君主之位。孟子、朱熹等均反对不行仁义的暴君，认为桀纣虽居君主之位，但却是贼仁贼义的独夫，独夫可诛，诛独夫不是诛君。这是儒家思想及理学道统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张浚的易学也提倡这一观点，他在对《周易·革卦》的解释中亦盛赞汤武革命，反对桀纣暴君，从中阐发自己义理思想。他说：
文王德孚天下久矣，武王继之，始用革孚而革也。惟汤之革夏亦然。呜呼！革非德明著见之君莫能行之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圣人因天地以明革也，天地以生物为心，其革也所以成四时，而生物之功于是不穷，春夏生养，秋冬肃杀，循环致用，于以见天地之仁。汤武法天，拯天下于涂炭中，而纳之于仁寿之域，汤武之心配天地，革于时为大，殆未可轻议也。［１］(卷五，下经·革卦)
指出汤武革命乃德明著见之君才能进行。汤武顺天应人，适时而革桀纣之命，“拯天下于涂炭中”，使亿兆民心信服；而桀纣之恶，则陷民于水火，失去了民心，为天地所不容。汤武法天，“圣人出而应天下之革”，革除暴政，推行仁政，故于时为大。张浚通过解《易》，肯定汤武革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义理思想。
张浚并以义理为指导，批评君心不仁，致使流毒天下。由此他主张复其仁心，以仁德治天下。他说：
天下事至陵迟大坏，莫可支持，自人君心念始。君心不仁，而奢侈暴虐之为流毒天下，则邪佞得志，忠良退黜，日复一日，纲纪浸弛，蛊之为，由心起也。坤柔下消乾刚，仁心沦失，泰治以堕，风化于是衰矣。必复其心，蛊乃可治。……何谓治蛊，在仁德，在挈纲领而图其本。……夫事之弊坏非大振其纲领而务以仁德洽天下，使天下归心，则事莫之兴起。［１］（卷二，上经·蛊卦)
通过解释《蛊卦》，来阐发其以仁德治天下，纠正君主心中的坏念头的义理思想。张浚指出，天下事大坏，以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均来自于人君心中不仁的坏念头。君心不仁是奢侈暴虐而流毒天下的根源。以至使得奸邪得志，忠良遭贬。而仁心的丧失，直接导致朝政朝风的堕落衰败。要纠正君主心中的坏念头，就得复其本心之仁。同时，要纠正朝廷大事的弊坏，非振朝纲，务仁德，使天下归心于仁不可。张浚每每强调君主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盛赞汤武革命，主张以仁德来约束君主，阐发其匡君、正君的义理思想，对封建君权加以一定的制约。这与理学家所主张“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道统思想十分接近，亦是受二程理学影响的结果。
张浚还以天理论为指导，批评了那种违背天理，动于情欲，而迁于物的行为。他说：“惟夫性以情动，情以欲肆，欲以物迁，邪伪滋生，天理蔑弃。易简至善，于是而丧。内之不足以利一身，外之不足以利天下。而乾坤妙用始不明于天下。天下万物将不得遂其生矣。”［１］(卷八，系辞下)主张“清明其性，以奉天心”［１］ (卷八，系辞下)，反对以情动性，以欲肆情，而迁于物欲，认为这样做只会导致邪伪滋生，而造成“天理蔑弃”的后果。十分明显，张浚在这里提倡的是天理，而批评的是为物欲所迁，这也是他易学思想重视义理的体现。
虽然张浚易学重视义理，但他主张义理思想要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之上，其整个易学是以象数为本，而理则是在象数之后而有。他说：
自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之书纷然并出，言天者主于虚无，言道者弃夫仁义，言俭者不知约之以礼，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为己者不知有人，为人者不知有己，道德之中，于斯失之。圣人作《易》，本诸心，体诸天，通诸神，著诸用，无往而不得其中。故能和顺道德而天人之道罔不协备。用之于一身，一身得其宜；用之一家，一家得其宜；用之天下，天下得其宜。纤悉小大，一一有伦，为用妙矣。象数既立，天下之理于是而穷；卦爻既成，天下之性于是而尽。从之而吉，违之而凶；顺之而福，逆之而祸。［１］(卷十，读易杂记)
指出诸子百家之说自有其不同的学术之道，言天者主于虚无，而忽于实有；言道者弃仁义，把仁义与道对立起来不并存；言俭者不知约之以礼，而失去了礼；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即单纯讲刑罚而不以德治仁政为本；为己者不知有人，为人者不知有己，即把为人与为己对立起来，而不知二者相结合。如此丧失了道德之中，即中道原则。鉴于此，圣人作《易》，本诸心，体诸天，通诸神，著诸用，无不贯彻了中道的原则。所以能和顺道德而使天人之道相合。将此易道用之于一身，用之一家，用之天下，均能得其宜。无论大小事物，皆能发挥其妙用。张浚强调，就《易》而言，“象数既立，天下之理于是而穷；卦爻既成，天下之性于是而尽”，也就是说，象数是穷理的基础，卦爻是尽性的前提，有了《易》之象数卦爻，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穷理尽性。可见尽管张浚重视义理，但仍是把象数作为易学之本，在此基础上把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对此，张浚指出：“夫天下万物一神耳，数变象显，理无逃焉。” ［１］(卷七，系辞上)理寓于象数之中，与象数不脱离。这与程颐易学以理为本，直接发挥义理，而不是通过象数去阐发义理的治《易》路数有所不同。
由此，张浚对离开象数而求义理的治《易》方法提出批评。他说：
《易》无非象，数立而象具矣。所以神而明之，则自于圣人行。象也者，像也，言象之所从，本诸天，成诸人也。且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是言必拟于象，象必参于意。后之学者乃欲舍象以求言意之旨，胡可得焉？”［1］ （卷八，系辞下）
指出《易》无非是象，数立而象具。象来源于物像，它本之于天，而成之于人，是对天地人物形象的反映。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就此而言，言意之旨不得离开象数而存在，言意之旨中蕴含着的理不得舍象而求。张浚在解《易》中都是依据卦爻的象数关系来阐发道理，而不是脱离象数虚谈义理，这是他易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张浚重视象数的思想受到图书学的一定影响，他把《河图》、《洛书》视为圣人作《易》所依据的对象，认为圣人作《易》，验之《河图》，稽之《洛书》，以此而定《易》数。他说：
圣人作《易》，数也。圣人稽诸《洛书》，验之《河图》，《易》数于是而定。夫《洛书》备天地自然之数，自一至十，合之为五十有五，此天地生成数也；《河图》以九宫配数，至九而止，合之为四十有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见于《洛书》者，然则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万物之化、神明之用悉备于此。［1］(卷七，系辞上)
认为圣人作《易》之初，就在于数。而《易》数则是圣人依据《河图》、《洛书》来定的。可见图书的重要性。而《洛书》所载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则是体现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万物之化、神明之用的数字。并指出：“《河图》，天地自然之数，伏犠未作《易》，已有是数矣。其后文王以八卦配之。”［1］（卷十，读易杂记）认为《河图》、《洛书》即是对天地自然之数的记载，它存在于圣人作《易》之前。圣人作《易》，也是依据了河洛之图，文王并以八卦与天地之数相配。由此，《易》书得以形成，《易》道得以推行。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亦法象之见于天地，而圣人所独得于心者也。《易》道至是而行于天下矣。而所以发其几者，本于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尽其蕴者，本于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象示辞告，吉凶遂定，大业之成，端自于此。”［1］（卷七，系辞上）张浚引用《系辞》里的话，并加以肯定。认为圣人受到《河图》、《洛书》的启发，将其作为象数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系之以辞，以象数及卜筮之辞而作《易》，使《易》道得行于天下。
张浚的易学别具特色，他既吸取了义理学派重视义理的思想，又以象数作为易学之本，把理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体现出与程颐易学有所不同，而后来朱熹易学在一定程度上则与张浚易学比较相近。
三、对张栻、朱熹的影响
（一）对张栻易学的影响
张栻乃张浚之子、南宋著名理学家。受其父影响，张栻易学亦强调《易》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于《易》中，主张于《易》中发明义理，求得太极之道，并将其贯彻到哲学体系之中，而对理学思想亦有所丰富。
张浚“圣人作《易》，将以载道”的思想影响到张栻，张栻也以《易》为载道之书。他说：“《易》之书所以载道，以其载道，故不可远。……呜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虽载道而不可远道，虽屡迁而未始有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苟非其人，则道安能虚行乎？”［2］（卷二）认为《易》作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乎《易》，人通过学《易》而求道，并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但如果远道而行，不能存道于人，则不能使道推行于天下。张栻认为，《易》书所载之道即天地人“三材之道”，他说：“《易》之为书，所以载三材之道，此其所以为广大悉备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易》所以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乃三材之道也。”［2］（卷二）认为《易》道分三：天道、地道、人道，而立天之道为阴与阳，立地之道为柔与刚，立人之道为仁与义，《易》之道涵盖了自然天地和人类社会，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
从《易》道为三出发，张栻把太极论引入《易》学，太极即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三材之道的主宰。他说：
《易》有太极者，函三为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而太极乃阴阳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而太极乃刚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太极乃仁义之中者乎！此太极函三为一，乃皇极之中道也。［2］（卷一）
《易》之太极包罗了天、地、人，是“函三为一“的本体，无论是自然天地，还是社会人生，都有太极存在于其中，作为三材的主宰。并且，太极既分为阴阳、刚柔、仁义，又存在于阴阳、刚柔、仁义之中，作为它们之所存在的根据。太极是一个涵盖天人，贯通自然与社会人事的本体范畴。可见张栻的太极论哲学产生于《易》，他还说：“夫自太极既判，两仪肇焉，故阖户之坤所以包括万物而得阴也；辟户之乾所以敷生万物而得阳也。”［2］（卷一）张栻所谓太极，作为一个本体论的哲学范畴，是万物化生的根源，太极的动静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一阖一辟、往来无穷的变化又产生有形的人和万物，人与物皆本于此，皆以太极为最后的根源。张栻的太极论思想亦是对二程理学的丰富。
（二）对朱熹易学的影响
张浚提出的义理要建立在象数卦辞基础上的易学思想对朱熹易学产生了影响。受其影响，朱熹亦主张于象数、占筮中发挥出义理来，强调义理建立在卜筮之辞的基础上，不得与象数相脱离。强调以象数、卜筮求易理，这是朱熹易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说：“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3］（卷六十七）以象为表现理的外在形式。主张通过占筮，即象以求理，朱熹说：
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4］［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七）］
一方面，朱熹认为易学的发展经历了由象数到辞，再到义理的阶段；另一方面，人们占筮先求辞，再考象数，然后求其理。正因为《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辞）皆依象数，以断吉凶”［4］［卷六十，答刘君房（二）］，所以人们即象求理，须先占卜，以求卦爻辞的辞义所指，在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道理。把易学的发展阶段与义理的获得过程相互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易理包含在卜筮中，不得脱离象数和占卜之辞而求易理。他说：“《易》以占筮作，许多理便也在里。”［3］（卷六十七）并强调虽《易》本不为义理而作，但在占卜吉凶之中，自然体现了易理。朱熹指出：
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说道理也。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3］（卷六十六）
伏羲作《易》，只画八卦如此也，何尝明说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则具此道理。［3］（卷六十六）
即认为圣人作《易》时，并不是为了说道理，只是教人占卜，通过爻象及占卜之辞来说明其吉凶，以趋利避害，但在这个过程中，已自然体现《易》之道理。可见易理从卜筮中来，由象而明吉凶，然后才能推说义理。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的思想，既把易理的获得建立在象数、卜筮的基础上，又与只重象数而不及易理的倾向区别开来。
尽管张栻、朱熹都受到张浚易学的影响，然二人的易学亦有一些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张栻易学更多义理的色彩，对象数的重视程度不及朱熹，虽然张栻也认为《易》之道中包括了占卜，但不止于此。为此，张栻曾就占卜问题与朱熹展开了讨论。张栻对朱熹《易》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提出质疑，指出：“《易》说未免有疑。盖《易》有圣人之道四，恐非为卜筮专为此书。当此爻象，如此处之则吉，如此处之则凶，圣人所以示后世。若筮得之者，固当如此处。盖其理不可违，而卜筮固在其中矣。”［５］［卷二十三，答朱元晦(一)］张栻引《易传·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的话，认为辞、变、象、占四者均为圣人之道，而不同意朱熹关于圣人专为卜筮而作《易》的观点。但张栻并未否定《易》的占卜之义，只是把卜筮作为《易》的一部分，而存于理中。这表现出张栻以义理为主的易学倾向，而与朱熹的易学思想有所区别。
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以重视义理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为特点，以此影响到朱熹和张栻，体现出张浚易学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１］张浚．紫岩易传［m］．四库全书［z］．
［２］张栻.南轩易说［m］．张栻全集［z］．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
［３］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熹集［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5］张栻.南轩集［m］.张栻全集［z］.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