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陈独秀 颠覆与重建 进化论伦理观
论文摘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陈独秀在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进行批判和重估的同时，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明来树立新的道德观以期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其早期的伦理思想便是五四启蒙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过程的产物。
大凡在社会制度或文化的转型时期，各种新颖或陈旧的伦理观念必然会随着这一过程相继出现，以期在残缺不全或支离破碎的精神废墟中，重新修复旧有的政治文化体制，或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规范模式。无论是希腊城邦瓦解后各种学派的崛起，还是礼崩乐坏年代的百家争鸣都已确证了这点。陈独秀早期伦理思想便是“启蒙的二十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一、陈独秀伦理息想的宏观历史背景—1840-1911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强行撕开了近代中国的帷幕，在打乱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自然进程的同时，客观上也给它注人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愚昧封闭的大清国门，吹进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后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明代末年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经过了一度的衰退后，在这一时期亦重新露出了曙光。
为了维护日益衰败的满清统治，同时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目的，在一些有识之士倡导“中体西用”的条件下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洋务运动。WWW.133229.CoM然而，洋务运动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中体西用”的基本指导原则，它“主张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必须是官督商办，由封建官僚来控制督办”，“可以同意读西书，办报纸，但必须是不致引起对封建‘圣道’和圣经贤传的任何怀疑。”冈这在本质上与愚昧地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顽固派并无实质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多披了一件向西方学习先进工艺技术的外衣。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拥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派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成为日后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角。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原则不同，改良派强调“体用不二”思想。这不仅要求在“器物”上学习西方，而且在“制度”上也要进行变法维新。因此，改良派明确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变君主专制体制，走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道路。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托古改制”、“三世大同”便是这一思想的先声。
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打碎了点滴改良进而富国强兵的梦想。毕竟，脱胎于洋务派的改良派自身在思想上与洋务派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改良派内部，“在变法的理论基础和变法的远景措施等问题上，都不但没有兼顾统一的认识，而且还潜伏着严重的对立和分歧。随着外国列强侵略的加剧和满清统治的日益腐朽，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壮大，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取代了改良派涌向了即将来临的革命大风暴中。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这场革命在现实中并没有走上预期的理想道路，绝大部分政权落人了封建军阀和官僚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思想和活动中，反帝爱国的民族自尊始终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在实质上并未能得到真正广泛的宣传和普及，无论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还是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都未能在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扎下根来，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仍然遍布中国。
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以期使广大人民从那种落后、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在思想意识上能有个根本的改变。
二、对传统旧道德的批判与重估—打倒孔家店
如上文所述，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从而最终走上富民强国的道路。“对现代启蒙运动而言，迎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只是手段，实现把国民从传统意识的牢笼里解放出来而代之以现代意识的启蒙任务才是目的。’，阅因而，正如文艺复兴运动把矛头对准中世纪神学一样，陈独秀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源—濡学。“打倒孔家店”便是在批判尊孔复古这一逆流中提出的响亮口号。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自明朝西洋文明传人以来，国人先后经历了学术和政治上的觉悟。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若国人伦理没有觉悟，儒家纲常没有彻底打碎，即使在政治上实现了共和立宪，那也只是徒有虚名。“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随《青年》(二期改为《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在发刊辞《敬告青年》中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用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主张。在一开始便明确地指出:“吾人倘以新输人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人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吸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一场伦理革命，以唤起民众的觉悟，从而自动自觉地去争取民主和自由。“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治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正是在这一伦理革命的基本主张下，陈独秀首先对孔子进行了重新评价。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孔子的看法。首先，“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鹊的，以制躬行”。哄次，“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再次，“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即使要尊孔也应该在不言神怪方面发挥，而不是在礼教上。可见，陈独秀并非一味的反对孔子，而是从孔子人手抨击和反对束缚国民精神，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维护历代封建帝王统治的工具。面对当时盛行的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陈独秀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明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并且，“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生活之根本问题也。因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不仅如此，儒家伦理纲常在政治上与共和立宪也有必然冲突。因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一个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一个是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若是硬要把这相隔两千年，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的确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因此，要巩固共和，反对复辟，就必须从根本上反对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伦理道德。
此外，陈独秀还从社会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儒家伦理纲常已不适于现代社会潮流，并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陈独秀看来，“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做此，陈独秀在《答孔昭铭》一文中最终得出了结论日:“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三、对新道德的提倡—进化论伦理观
陈独秀伦理革命的内涵不仅包括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也包括对新道德的提倡，即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伦理思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达尔文、斯宾塞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随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进人中国而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一时间“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成为颇为流行的口号。无论是点滴改良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革命者都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陈独秀本人亦对进化论推崇有加，认为它是近代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场史地看，进化论伦理思想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它是近代英国传统经验主义伦理学一次新的范式转换，即从同近代物理学、心理学等科学与伦理学的相互联合转向了现代生物学与伦理学的联合。其主要特征是:一、把人类的道德生活现象诉诸于“社会有机体”的进化过程，用自然现象去解释和证明人类的道德生活现象。二、在方法论上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排斥信仰主义和先验抽象的理性方法。三、坚持英国功利主义思想传统，用“一般利益”、“群体利益”替代“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四、倾向于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重要性，突出表现了进化论伦理学的社会有机体论的精神。
陈独秀正是在上文所描述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根据时代的要求，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伦理思想。
第一，与时具化的道德进化伦。相对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陈独秀根据“抵抗力”的理论指出: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必然随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社会的整体文化、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决定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伦理观念。以孔学为例，“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坏仅如此，陈独秀还以杀人和寡妇再嫁为例来说明社会道德具有相对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不算的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总之，道德是应该随着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潮这也是陈独秀对封建旧道德进行猛烈抨击的理论基础。
第二，重“事功”轻“虚文”的功利思想。追随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功利和实证主义原则，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大力鼓吹“重实用”、“薄虚文”的功利主义思想，将一切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都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加以审判。在陈独秀看来“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谊人之事也。他还从印度佛教文化与欧洲新教文化的相互比较中指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为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为此，他把现实主义教育定为国民教育第一方针，主张“生活神圣”、“利用厚生”，把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归为社会国家的终极目的。但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走上伦理利己主义的道路，在其《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仍大力提倡“勤俭”、“廉洁”、“诚信”的传统美德。在个人财富观上，陈独秀虽然视苦行主义道德为救国之道，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金钱万恶”的谴责。
第三，积极乐观的人生情怀。陈独秀在批判儒家伦理使人无独立人格的同时，还借助西方的“人权”、“进化”、“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创立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生观。对于人生的真义，可概括为:“(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一)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同时，在人生的幸福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五种观念:“一日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日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日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日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日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不难看出，这是标准的19世纪启蒙思潮，集中全面地表达了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寻求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第四，激进的科学民主观。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牛学对于陈独秀而言，不光是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看待事物的精神和态度。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悯正如同封建专制同迷信无知相连一样，民主政治同科学进步亦是密不可分的。所谓民主也就是:“在推翻压制平民之贵族、国王、教主少数人的特权，在政治上经济上扩大普遍的民权，具体说来，即是以民选议会代替国王及贵族之专制，解放行会，解放农奴。”网民主与科学一样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舟车之两轮”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很难有科学上的进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难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正因如此，陈独秀才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期唤醒民众的觉醒从而由黑暗走向光明。
四、结语—对陈独秀早期伦理思想的几点评价
总体而言，陈独秀所开启的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五四启蒙运动和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伦理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国人的视野引向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这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国民意识的觉醒，使广大民众得以从僵化、保守、愚昧的封建旧思想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在更深层次上震撼和影响了今后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说这才是整个五四运动真正的历史功绩。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陈独秀所大力提倡的反儒学运动可以说的确击中了传统儒学不适应新社会的诸多要害，遗憾的是在总体上看却是“感情化的‘破’有余而理智化的‘立’不足，它打破了儒学旧的文化权威，却没有来得及形成新的文化权威。”队方面，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精神支柱的广大民众在面对支离破的道德生活时，一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为先进文人所极力鼓吹的西方文明一时间也难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实现其社会化和普遍化。于是在这样一种类似道德真空的尴尬状态，出现民众道德生活上的失控和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现象亦不足为怪了。即使在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中也隐约存在着救亡与启蒙，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启蒙的最终目的对陈独秀而言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在当时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陈独秀这种企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明以改造封建旧道德乃至国民性，创造新道德树立自由自主新人格的浪漫主义情怀在残酷的现实中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总之，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位有激情、有良知、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其学术思想散落于零星的政论文章中而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虽然政治上的失败曾一度使他销声匿迹以至被人所遗忘，但历史终将会对他个人的思想给予公正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