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学是通过对温州地域文化架构及其人文历史演变轨迹的研究（涉及地域环境、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等各个领域），从中发现其独特性与规律性，从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中寻找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定向引导，使之成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文化格局。但温州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它是一种以温州为中心四向辐射的文化元素，可以随温州人的足迹传播流变。迄今为止，以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还仅有“敦煌学”、“徽州学”与“潮州学”。“温州学”虽属后起，但它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以及影响之深远，当不逊于上述三地。
外地人对温州人的描述，最典型一句话，就是“温州人头发空心”，意思是务实、精明、工于算计。一般人都以为，这种描述对温州人是一种世俗化的蔑视，且含有明显的贬义。如果对其中的道德评判略而不计，我以为，这是对温州人的最恰当也最精确的评语。
永嘉学派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具实践意义、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拚搏精神的，便是薛季宣、陈傅良等所倡导的“事功学说”：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格物致知（存在决定意识），提倡义利一致。其后叶适更进一步提出“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换成通俗说法，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小农经济时代，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
永嘉学派的务实理念，温州人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温州人群体的性格特征，除了最大限度压缩成本（头发空心）之外，还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由乡音所形成的凝聚力——团队精神。wWW.133229.COm
儒家学说行的是中庸之道，修身的准则是“不为祸首，不为福先”；“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等，告诫人们“安身立命，顺时听天”，在统治者规定的道德教化中生活。倘有越轨，即被视为异端，轻则口诛笔伐，重则人头落地。既窒息了创造性，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后人始终惶惑不解：中国戏剧为什么不产生于开元盛世？唐玄宗既是“梨园子弟”的掌班与总导演，为什么戏剧却发展不起来？事实上，从歌舞到演故事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把这一步的机会留给了四百年后偏安于东南一隅的温州人？一言以蔽之，三朗虽则多才多艺，欠缺的恰恰是那一点首创精神！
“温州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身处逆境的温州人的挣扎与拚搏留下的脚印。在这条险象环生的道路上，温州人曾作出重大的牺牲。温州人既“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段历史，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未来，一往无前。
温州人不愿把自己拘囚于“七山二水一分地”的家乡，却甘愿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部创业史。有人曾这样写过：“凡有炊烟的地方，都留下过温州人的脚迹”；“在没有苹果的地方寻找苹果”。虽略嫌夸张，恐也不为太过。
在异国他乡，乡音便是最强大的凝聚力。温州人不惯于独自打天下，却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国内其他省区以及国外许多地方都有温州村和温州商会，包括一些以“同乡会”为名义的民间组织，往往便是温州人的协作区域。过去对这些方面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通过“温州学”，便能从哲学理念的高度，解读温州人头发空心、敢为天下先以及团队精神的性格特征。
“温州学”首先是一种地域文化，其实质是凝聚在地域文化框架上的多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它是一种多元文化结构，却能够安然相处，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历史进程中通过杂交、增生、变异，形成一种动态的链接环，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温州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温州学”，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轨迹，对本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要摆正主次关系，抓住主要环节，不在细节上纠缠不休；由于“温州学 ”不是一个单一的课题，它的研究也不是短期行为，所以需要有一支经过精选的研究队伍，还要有不负众望的学科带头人，并且要建立具有后勤保障的研究基地；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温州学 ”的研究进程作出全面规划；在一段时间内，整理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若眼前还没有条件进行研究的对象可暂时搁置，宁缺毋滥。
“温州学”的研究肯定会遇到一些难题，甚至会遇到一些历史的断层，相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一切困难都将被克服，“温州学”的研究的成果，将会使世人刮目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