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文”是一个十分叫响的名词，有关“人文”的连缀名词更是不绝于耳。诸如人文精神、人文科学、人文关怀、人文素质、人文主义、人文教育、人文景观、人文奥运等，不一而足。但是，究竟什么是“人文”,它的哲学内蕴和逻辑归宗在哪里，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真谙和理论诉求，人们似乎一时还不能十分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
由于中西方文化思想与哲学思辨的差异，中国哲学中的人文思想与西方基于人道、人的本质方面的立意并不相同，甚至还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人文"(Humanity),在西方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思考人’思考人存在的根基，从而延伸到人的本性、本源及与自然的关系等，从个体出发到普遍的类。而在中国哲学中，“人文”的提出一开始就与“天”相对应,把人与自然清晰地分离出来，一方面昭示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为人类的自觉行为树立了标杆。西方的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因为文艺复兴的缘由强调自我解放，因而不断地追求个性张扬。个人与社会，自我与团体永远是一对对立体，个性过于解放，团体就会受到影响;团体过于整肃，个体就会受到压抑。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灾难频繁，战争不断的历史上成长起来的儒家思想，当然要把“人文”靠近于礼仪人伦上来，更加强调自我约束，也更加看重社会秩序。所以，“人文”在此就有了“化成天下”的作用。
古代中国语言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有关“人文”的概念’都只是一个“文”字，只有认清了“文”的哲学意蕴,才能够对“人文”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至今，我们见到最早的“文”字，是于《诗经》和《尚书》之中。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诗经·周颂·思文》）“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诗经·周颂·清庙》）“昔在帝尧，聪明文思，……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书·尧典》）
“曰若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尚书·舜典》）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尚书·舜典》）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大禹谟》）
“帝乃诞敷文德,……。”(《大禹谟》）
“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周书·文侯之命》）
从上面的“文”字我们看到，一方面它是和“天、帝”相匹对，是受上天的启悟而从“天、帝”中分离出来的;另一方面，它是属于人的“德行”，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的独属于人的德性表征。虽然这中间歌颂的后稷、尧、舜、禹等先帝伟人都是人间精英，但它却是人类社会由氏族社会迈向奴隶社会的君主之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标志。这就赋予了“文”在天人之际的课题中特别突出的道德标杆，它意味着:人是通过“文”来回应天命，从而展开天人感应，天地通达的事业的。
春秋战国之前，天命论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些先王们，都是承天之命,来到人间完成“天帝”的使命的，是替天行道的上天之子。所以，明人唐顺之就说夫文者何？古先圣王经世之道。粤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则君臣上下无别，人伦不明，斯人禽兽草木如也。圣人有忧之，乃为之纲纪法度典章经维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谓之文。文也者，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是以《书》称亮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夫子于尧亦曰，焕乎有‘文章’。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尧、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先哲们“人”的主体意识早就崛起。他们认识到,人是区别于野兽的,是要革除野蛮洪荒之俗的。在古代先哲们的心目中，始终有“道”，即“天道”，“天道”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圣人接受“天道”明示，开始了典章制度的修订。他们上承天运，下启人伦，使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各得其正。这无疑是一种勇敢的担当。人类从原始丛林中走出，经历了有巢氏、山顶洞后，真正地结成了社会，并形成了自己的人伦秩序。这就是“文”，它是只属于人类社会的。所以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子罕》中说：“道之显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人的主体意识带领着自己走出蛮荒，进人到社会之中。既为社会，就须有礼乐制度的制约，就不能使某些人为所欲为。所以，当礼崩乐坏之际，孔子就感叹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所谓“命”都是由人造成的，与天神无关。“呜呼！赐也，我告汝:命者，君子以为文，庶民以为神。”所以，后来的中国哲人大都对文有所论述，都认为它是对天道的秉承和发扬。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中庸》第二十六章）
“古之所谓文者，即道也。君臣父子之敬爱，长幼夫妇之别，威仪之则，词章之恣，皆天理人事自然之文也，以之制礼而作乐，以之经天而纬地，以之美教化而异风俗,以之播告四方、流传万世,无非此文之全体大用，与天地并立而不可泯者。”
“道不尽于文也，而用于天下以使人异于禽，君子异于野人，则唯文中以辨之。天以开中国之天下，使人立极而成位乎中,故五帝、三王兴，而诗、书、礼、乐、爻、象、畴、范以次而立,至于文王而大备。文王以上诸圣人，皆见诸行事，而以君道立统治，文无以加矣，守之万世而莫能易矣。后世之天下，文存则泰，文丧则否，圣王不作，而谁与传之?”
“文也者，所以是述道而有传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圣人以斯文为己任也。己之在与亡，斯文之丧与未丧，系焉是二者？岂人之能为哉？天也,不曰丧己而曰丧斯文，盖己之身即斯文所在也。方夫子畏于匡时，所谓《易》、《诗》、《书》、《春秋》皆未讨论也。故以为天之丧斯文，则后死者而果不得与于斯文，则其不免于难。亦非匡人之所能为也。”
以上的论述，都从天命说起,都表达了“文”作为人类社会的礼乐制度和人伦秩序的标志，是从天道中继承下来的,用以经天纬地，美教化、异风俗是人类社会进化和文明的显现。这些圣人的体道之“文”，并不为圣人所独享，它是要通过教化的方式培育人性,引发、促动众人向着“天道”的复归，按照“天道”的指引序人伦，明教化，别禽兽。这中间,文王是个典型的例子。文王之所以以“文”命王，应该有他的深意在其中。
《说苑·修文》言:“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文德不至,则不能文。”还说：“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在天为道，在人为德。所以，“文”实际就是人的德性品质。所谓“内心修德，外被礼文”（同上）。德性是人的内心世界的规范之品性，表现出来有两个向度,从社会来讲是“礼”,是制度条文;从人自身来讲是“文”，是文明的谈吐和得体的行为。《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更加明确地宣示这一定律。“文王”，就是具有文德的王了。所以，《国语·周语下》说:“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在这里,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等，都被纳人到了“文”的范畴，都是“文德”的具体体现。一个“文”字，闪烁着人性的善良的光辉。
汉语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由单音字向着多音字逐渐发展，原来的“文”慢慢地变得意寓狭窄，失去了最初的本义，这也是使后来者不能正确理解的重要原因。
“文”字后来与“纹”通假，成了水纹、花纹的意思，作为“德”的含义逐渐被隐匿。所以后人把“文”称作流水的纹路、纹理，并认为它是条理的意思。《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等,都说的是这方面的意思。
“人文”二字第一次并用，是出现在《周易》之中。《易?贲卦?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徵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从这中间我们能够看出，“人文”始终是和天道、天文、天运结合在一起的。他是属于人类的,是人从天象、天道中感悟而生的，是对人类社会实行制度管理和礼仪规范的人类文化的总称，这与前面我们所列举的“文”是别无二致的。清代学者魏彤荔由此总结说：“人文者，上而礼乐、法度、文辞、威仪，下而风俗、歌谣、婚丧、宾祭，皆是也。”
所谓的“人文”，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学、艺术以及民俗等一系列的人类文化成果。经过漫长的发展，由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积淀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人文”，就是这些文化成果的总称。它代表了千百年来人对真善美追求，标示了人性不断完善和修复的过程。
所以，唐君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之原始精神之形成于周初者，即此一礼乐之精神……礼乐之表现是文,其精神是文德,即此文之质。此质、此文德即人德。人德见于其文,亦见于文物、器物之制造与运用。此即《易传》所谓‘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中国人文精神之原始。此一精神在本质上是充实而健康的，伟大而庄严的。”
中国文化始终是和社会制度与道德修养相为一体的，而更重要的属于后者。所以，文化建设本身就是道德建设,道德建设也是增加文化的内涵。所谓“人文素质培养”，实际也就是人的道德文化培养,是通过文化的涵养加强人的道德意识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上层建筑呼应。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法律等上层建筑,但一个国家更要看重人的意识形态的培育。
正因为“人文”有“化成天下”的作用，所以圣人才广泛地使用了它。所谓“化成”，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教育”、“教化”、“教养”、“养育”、“养成”的意思。既然它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就应该也能够为后人所接受，就能够通过薪火传递的方式使其发扬光大。当下，人们之所以对人文教育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学校教育注重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作为人的道德培养,注重了知识以及能力的提高而轻视了人的品性与德性的涵养。加之当代社会信息超速，快餐教育将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熏陶抛却，使人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人文教育就是要通过文化的呼唤达到人的德性的复归。
中西方的“人文”有着极大差异和本质的不同。只有明白了“人文”的内在意蕴，才能够将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薪火传递，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王海琚(1962-),男，陕西省延安市人，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主编，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