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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人文”源意念的哲学思辨

2016-05-23 13:50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当前,“人文”是一个十分叫响的名词,有关“人文”的连缀名词更是不绝于耳。诸如人文精神、人文科学、人文关怀、人文素质、人文主义、人文教育、人文景观、人文奥运等,不一而足。但是,究竟什么是“人文”,它的哲学内蕴和逻辑归宗在哪里,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真谙和理论诉求,人们似乎一时还不能十分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

  

  由于中西方文化思想与哲学思辨的差异中国哲学中的人文思想与西方基于人道、人的本质方面的立意并不相同,甚至还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人文"(Humanity),在西方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思考人’思考人存在的根基,从而延伸到人的本性、本源及与自然的关系等,从个体出发到普遍的类。而在中国哲学中,“人文”的提出一开始就与“天”相对应,把人与自然清晰地分离出来,一方面昭示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为人类的自觉行为树立了标杆。西方的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因为文艺复兴的缘由强调自我解放,因而不断地追求个性张扬。个人与社会,自我与团体永远是一对对立体,个性过于解放,团体就会受到影响;团体过于整肃,个体就会受到压抑。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灾难频繁,战争不断的历史上成长起来的儒家思想,当然要把“人文”靠近于礼仪人伦上来,更加强调自我约束,也更加看重社会秩序。所以,“人文”在此就有了“化成天下”的作用。

  

  古代中国语言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有关“人文”的概念’都只是一个“文”字,只有认清了“文”的哲学意蕴,才能够对“人文”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至今,我们见到最早的“文”字,是于《诗经》和《尚书》之中。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诗经·周颂·思文》)“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诗经·周颂·清庙》)“昔在帝尧,聪明文思,……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书·尧典》)

  

  “曰若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尚书·舜典》)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尚书·舜典》)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大禹谟》)

  

  “帝乃诞敷文德,……。”(《大禹谟》)

  

  “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周书·文侯之命》)

  

  从上面的“文”字我们看到,一方面它是和“天、帝”相匹对,是受上天的启悟而从“天、帝”中分离出来的;另一方面,它是属于人的“德行”,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的独属于人的德性表征。虽然这中间歌颂的后稷、尧、舜、禹等先帝伟人都是人间精英,但它却是人类社会由氏族社会迈向奴隶社会的君主之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标志。这就赋予了“文”在天人之际的课题中特别突出的道德标杆,它意味着:人是通过“文”来回应天命,从而展开天人感应,天地通达的事业的。

  

  春秋战国之前,天命论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些先王们,都是承天之命,来到人间完成“天帝”的使命的,是替天行道的上天之子。所以,明人唐顺之就说夫文者何?古先圣王经世之道。粤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则君臣上下无别,人伦不明,斯人禽兽草木如也。圣人有忧之,乃为之纲纪法度典章经维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谓之文。文也者,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是以《书》称亮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夫子于尧亦曰,焕乎有‘文章’。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尧、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先哲们“人”的主体意识早就崛起。他们认识到,人是区别于野兽的,是要革除野蛮洪荒之俗的。在古代先哲们的心目中,始终有“道”,即“天道”,“天道”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圣人接受“天道”明示,开始了典章制度的修订。他们上承天运,下启人伦,使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各得其正。这无疑是一种勇敢的担当。人类从原始丛林中走出,经历了有巢氏、山顶洞后,真正地结成了社会,并形成了自己的人伦秩序。这就是“文”,它是只属于人类社会的。所以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子罕》中说:“道之显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人的主体意识带领着自己走出蛮荒,进人到社会之中。既为社会,就须有礼乐制度的制约,就不能使某些人为所欲为。所以,当礼崩乐坏之际,孔子就感叹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所谓“命”都是由人造成的,与天神无关。“呜呼!赐也,我告汝:命者,君子以为文,庶民以为神。”所以,后来的中国哲人大都对文有所论述,都认为它是对天道的秉承和发扬。

  

  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中庸》第二十六章)

  

中国哲学

  “古之所谓文者,即道也。君臣父子之敬爱,长幼夫妇之别,威仪之则,词章之恣,皆天理人事自然之文也,以之制礼而作乐,以之经天而纬地,以之美教化而异风俗,以之播告四方、流传万世,无非此文之全体大用,与天地并立而不可泯者。”

  

  “道不尽于文也,而用于天下以使人异于禽,君子异于野人,则唯文中以辨之。天以开中国之天下,使人立极而成位乎中,故五帝、三王兴,而诗、书、礼、乐、爻、象、畴、范以次而立,至于文王而大备。文王以上诸圣人,皆见诸行事,而以君道立统治,文无以加矣,守之万世而莫能易矣。后世之天下,文存则泰,文丧则否,圣王不作,而谁与传之?”

  

  “文也者,所以是述道而有传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圣人以斯文为己任也。己之在与亡,斯文之丧与未丧,系焉是二者?岂人之能为哉?天也,不曰丧己而曰丧斯文,盖己之身即斯文所在也。方夫子畏于匡时,所谓《易》、《诗》、《书》、《春秋》皆未讨论也。故以为天之丧斯文,则后死者而果不得与于斯文,则其不免于难。亦非匡人之所能为也。”

  

  以上的论述,都从天命说起,都表达了“文”作为人类社会的礼乐制度和人伦秩序的标志,是从天道中继承下来的,用以经天纬地,美教化、异风俗是人类社会进化和文明的显现。这些圣人的体道之“文”,并不为圣人所独享,它是要通过教化的方式培育人性,引发、促动众人向着“天道”的复归,按照“天道”的指引序人伦,明教化,别禽兽。这中间,文王是个典型的例子。文王之所以以“文”命王,应该有他的深意在其中。

  

  《说苑·修文》言:“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文德不至,则不能文。”还说:“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也。”在天为道,在人为德。所以,“文”实际就是人的德性品质。所谓“内心修德,外被礼文”(同上)。德性是人的内心世界的规范之品性,表现出来有两个向度,从社会来讲是“礼”,是制度条文;从人自身来讲是“文”,是文明的谈吐和得体的行为。《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更加明确地宣示这一定律。“文王”,就是具有文德的王了。所以,《国语·周语下》说:“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在这里,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等,都被纳人到了“文”的范畴,都是“文德”的具体体现。一个“文”字,闪烁着人性的善良的光辉。

  

  汉语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由单音字向着多音字逐渐发展,原来的“文”慢慢地变得意寓狭窄,失去了最初的本义,这也是使后来者不能正确理解的重要原因。

  

  “文”字后来与“纹”通假,成了水纹、花纹的意思,作为“德”的含义逐渐被隐匿。所以后人把“文”称作流水的纹路、纹理,并认为它是条理的意思。《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等,都说的是这方面的意思。

  

  “人文”二字第一次并用,是出现在《周易》之中。《易?贲卦?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徵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从这中间我们能够看出,“人文”始终是和天道、天文、天运结合在一起的。他是属于人类的,是人从天象、天道中感悟而生的,是对人类社会实行制度管理和礼仪规范的人类文化的总称,这与前面我们所列举的“文”是别无二致的。清代学者魏彤荔由此总结说:“人文者,上而礼乐、法度、文辞、威仪,下而风俗、歌谣、婚丧、宾祭,皆是也。”

  

  所谓的“人文”,包括了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学、艺术以及民俗等一系列的人类文化成果。经过漫长的发展,由自然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积淀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人文”,就是这些文化成果的总称。它代表了千百年来人对真善美追求,标示了人性不断完善和修复的过程。

  

  所以,唐君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之原始精神之形成于周初者,即此一礼乐之精神……礼乐之表现是文,其精神是文德,即此文之质。此质、此文德即人德。人德见于其文,亦见于文物、器物之制造与运用。此即《易传》所谓‘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中国人文精神之原始。此一精神在本质上是充实而健康的,伟大而庄严的。”

  

  中国文化始终是和社会制度与道德修养相为一体的,而更重要的属于后者。所以,文化建设本身就是道德建设,道德建设也是增加文化的内涵。所谓“人文素质培养”,实际也就是人的道德文化培养,是通过文化的涵养加强人的道德意识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上层建筑呼应。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法律等上层建筑,但一个国家更要看重人的意识形态的培育。

  

  正因为“人文”有“化成天下”的作用,所以圣人才广泛地使用了它。所谓“化成”,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教育”、“教化”、“教养”、“养育”、“养成”的意思。既然它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就应该也能够为后人所接受,就能够通过薪火传递的方式使其发扬光大。当下,人们之所以对人文教育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学校教育注重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作为人的道德培养,注重了知识以及能力的提高而轻视了人的品性与德性的涵养。加之当代社会信息超速,快餐教育将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熏陶抛却,使人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人文教育就是要通过文化的呼唤达到人的德性的复归。

  

  中西方的“人文”有着极大差异和本质的不同。只有明白了“人文”的内在意蕴,才能够将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薪火传递,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王海琚(1962-),男,陕西省延安市人,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主编,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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