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形成了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
〔关键词〕邓小平，实践观，新发展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以实践标准为基点，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核心地位
20多年前在全国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推动了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实践的权威，弘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精神，真正发挥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是上了“本本”的就是真理，也不是“有权就有真理。”只有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确立实践的权威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当代世界的特点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WwW.133229.COM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思想准备，从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过程，就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正确的理论，是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由于它是正确地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并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成功、得到证明了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即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理论形成之后，就必然会发挥它巨大的能动作用，变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搞争论，拿事实说话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的实践史。毛泽东指出，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邓小平则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完整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化为党的思想路线。他明确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我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仅坚持了这一观点，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搞争论”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中经常产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人们在一开始的认识往往不能达成一致，甚至引发争论。对此，邓小平主张在实践中“放两年再看”，最后“拿事实来说话”。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这句话包含的哲学意蕴丰富而深邃。邓小平不搞争论的创新，缘于他真正掌握了实践的精髓。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重新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坚持实践主导原则，勇于创新，提出“猫论”和“摸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猫论”。“猫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邓小平在关于“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提出的。他针对当时中国农民包产到户处于困境的现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哪种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打仗一样，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后来的实践证明，搞包产到户，分责任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很快就得到恢复，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困境。“猫论”生动亲切，寓意深刻，是邓小平在寻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与“左”的或“右”的倾向艰苦斗争情况下提出的。“猫论”所倡导的正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猫论”所体现的正是坚持实践标准的精神。
同“猫论”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实践标准的生动体现。“摸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改革一炮打响，家庭联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进，农村经济形势喜人。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困难得多，又无现成模式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一种没有先例的尝试。正是因为没有先例，邓小平鼓励大胆试，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年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深沪股市没有被争论扼杀于摇篮之中，并在十年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股市一百年的历程。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胆子要大一些。邓小平对广东的殷切之情体现在字里行间。当时小平鼓励深圳的同志，对闲言碎语不要怕，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做事情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都不敢说这个话。搞改革开放，没有一点闯劲不行。他说：搞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反对。要允许看嘛！现在已经不是允许看的问题了，而是要大胆地闯。邓小平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四、把实践的内容深化、发展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也曾讲过，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这一正确思想并没有在以后的实践中巩固起来，党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到了建立和保护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上，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分析现实的情况，十分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狠抓不放。邓小平的贡献不仅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一般哲学命题和基本原则，他的贡献还在于将这一原理具体化、现实化。邓小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认识论领域的实践标准，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生产力标准，再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形成了系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实践一定能鉴别认识的真理性。邓小平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倡导并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路线的保证。邓小平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把它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强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邓小平将这一原理具体化、现实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中，生产力标准内容更全面、丰富、具体，更具有操作性，适用范围更广泛。它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把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真理是实践过程中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价值是实践过程中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前者是客观的，后者具有目的性即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延伸和具体化，使其由抽象走向具体。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