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代目录学发展的历史动因
抑武兴文的基本国策,是宋代目录学繁荣的根本保证。宋太祖赵匡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之后,担心后人仿效,采取了种种措施。解除了一些大将的兵权,并对于军事讳莫如深,甚至严格限制兵书的流传。宋不遗余力的抑武,开启了重文之门。“这样就为士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同时,宋代的文官地位优崇,待遇不菲。文官儒臣的政治热情和效忠使命感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宋代统治者在结束统一战争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农业经济出现十分繁荣的景象。商业经济也普遍发展起来。两宋在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商业行为和经营形式日益多样化、灵活化,书作为一种普通商品进入消费领域就越来越具有现实可行性了。在两宋朝野上下都尚文尊儒的社会风气熏陶下,书的需求量大增,售书的商行已成为应时之需,是文献学及目录学全面繁荣的必要条件。
宋代科技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为文献学和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雕版印刷术到宋代完全取代手抄。图书的产量增长,品种和复本大量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纸的市场化趋势出现,这使书作为一种廉价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现实。能够读到书的人越来越多,从事文献研究的人随之增加,目录学由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发展起来。
2 宋代目录编纂成就
宋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当时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目录编撰事业也是硕果累累。《崇文总目》是北宋年间最有影响的官撰目录,它是仁宗庆历元年公元年由王尧臣、欧阳修等奉救编成的。《崇文總目》的编撰很精细,对各子目著录的图书部数、卷数,都有详明的统计。并且每书均撰写提要,内容涉及极广,介绍和考订著者、图书内容、图书的流传缺佚以及议论和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
仁宗庆历四年公元年,诏令欧阳修、宋祁刊修《唐书》,即为后人所称的《新唐书》,其中《艺文志》为欧阳修所编撰。《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总序,简述此前图书集散、收集情况以及分类沿革。每大类有简短的附言,说明所立细目,以及该大类收书数字。它的分类和次序,较《旧唐书·经籍志》略有变动。它的著录是根据宋代的藏书,而不是根据唐代的藏书,就含有纪唐代著述的意义,为后人补正史艺文志提供了编制方法。《新唐书·艺文志》首创“著录”、“不著录”的方法,既悟守正史艺文志要根据官修书目改编的原则,又弥补《旧唐书·经籍志》中照录《古今书录》致使唐人著作漏收的失误。
私藏目录有晃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分经、史、子、集四部,“袁本”4卷分43类,著录图书1033部,各书均有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真伪、异同以及书的价值,考订学术源流,多精到之论。他的提要偏重考订,于每书之下,或述作者略历,或论书要旨,或明学派源源,并加以考订,为后学了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古籍提供了方便和依据。再者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其著录其亲见之书,多是手抄本、监本、蜀本、杭本等善本书,分经史子集四部44类,著录图书3000余种。
3 宋代目录体制的继承与创新
宋代目录的类例基本上是沿袭唐代,目录类例的设置在大类上还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有一部分书目在子目上有些许的调整,例如《崇文总目》在四分法基础上对各类目进行调整,使整个分类体系更加合理,更切合学术内涵和图书的实际。运用四部法构建类例是宋代目录学家编撰书目的主流做法。在对四部法继承的基础上还对其尝试着改革,如高似孙的《史略》,打破了《隋志》开创的史部十三子目的传统,将史部图书按史籍本身的发展轨迹和体例特点分类编排。
宋代还有一些目录学家摒弃了四部法,自己构建了新的书目类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十二分”。郑樵一改前代官修书目、史志目录六分、四部的做法,从经部抽出礼、乐、小学各为一类,从诸子中抽出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独立立类,改集为文类,将群书分为“总十二部,百家,四百二十二种“建立了一个分类细密、结构严谨、具有三级类目的分类体系,空前地汇编了十一万多卷图书,还能“处多有术”,作到了“虽多而治”,给编制全国综合性的古今图书系统目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编撰的目录中应用了一些新的著录方法,如以著者为标目著录,“著录”“不著录”的方法,互著的方法等。宋代所编的《新唐书·艺文志》则以撰著者为主要标目,书名置著者之下,突出了著者在书目中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宋代目录学家们还提出不少创造性的新理论,如更系统明确地划分图书类例,收录古今存佚之书,收录图画表谱,“于疑晦者释之,无疑晦则以类举”等。这些理论为后人编纂目录作出理论上的指导,包括今天的编目事业也还使用。宋代目录学理论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接前人经验教训,启示后世发展,把我国目录学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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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丹丹(1992-),女,聊城大学文学院16级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