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邓小平关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在同外国的学者、政要的谈话中多次阐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归纳分析这数十次谈话，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外国人士；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8-0021-03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在对于邓小平历史地位评价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在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先后通过多次谈话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有研究者曾经进行过详细的统计，在酝酿、发起决议起草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的书信、谈话、讲话就达到30余次；在决策和指导决议起草工作的时候，谈话和讲话也达到了20多次；[2]特别值得注意的，从1977年到1981年间，邓小平在会见国外来宾的过程中先后发表多次谈话，涉及到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评价问题。这些谈话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重视不多，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恰恰既是邓小平向外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渠道，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彰显自己道路、理论的特殊方式。通过研究这些谈话，可以更加深刻理解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一、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了我们党前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教条式、庸俗化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依然存在，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观念严重阻碍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错误思潮。邓小平一方面认为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一个决议；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决议可以慢慢做，不急于进行。但是，现实的发展逻辑不得不使得邓小平改变原来的想法。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史》记载，1979年1月，旨在统一全党思想、消除分歧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由于这次务虚会坚持“不设禁区、不下禁令”的原则，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现象。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等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片面地、不恰当地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散布种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由于这些人往往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又利用了十年内乱期间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迷惑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3]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邓小平决定起草决议要“立即进行”。1981年4月18日，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的时候，邓小平指出，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中国人民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奋斗、怎么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4]1981年5月15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的时候，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和评价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如果不弄清楚，总会有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像坚持马列主义那样坚持毛泽东思想。[5]如果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问题就会发现，评价毛泽东思想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的政治问题。
二、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坚决反对“非毛化”
所谓“非毛化”的思潮，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进行中党内外出现的试图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当时，国内外很多人士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在进行一场“非毛化”的运动。在国外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贝特兰就认为中国对“文革”的否定就代表着立场的叛变，代表着中国正在走上修正主义，他以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来表示抗议。美国学者保罗·思威齐也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表示出了深深的担忧。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毛泽东的不朽贡献》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已经遭遇了沉重打击，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6]针对这些质疑思潮，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表明立场。1978年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特的时候，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7]1979年1月24日，针对社会上开始出现的“非毛化”思想，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指出，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有许多事情毛主席没有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并不是“非毛化”。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蓝图建设我们的国家。[8]1980年，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指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尽管毛主席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9]1981年1月26日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的时候，针对一段时间内国外对于中国领导人职务变动的猜测，邓小平及时给予了澄清，指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不能夠抹杀，我们既然坚持毛泽东思想，又怎么叫搞“非毛化”？[10]在同年的3月24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时候强调，中国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即使是这些失误，也不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点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11]这些谈话和论述反映了邓小平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抵制错误思潮的决心。
三、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庸俗化的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那个时候甚至把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打乒乓球都说成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邓小平在1960年3月25日就发表《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提出不能对毛泽东思想做庸俗化的宣传，不能够人为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1977年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大光教授及夫人，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他指出，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2]1978年11月邓小平会见罗伯特的时候，再次提出：“我们要提倡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候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伟大人物、伟大领袖的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这段时间的表现。”[13]1980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民党第九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要牵涉到毛主席，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主要是政治错误。至于毛主席的一生，我们历来讲，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要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毛主席的思想是很广泛的，不能把毛主席错误的地方也包含在毛泽东思想内。[14]在1980年11月24日会见圣地亚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人代表团的时候，邓小平着重谈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15]这些论述形象地阐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的总结。
四、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其在方法论上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碎片化，把本来有机联系的统一的历史发展片面理解成为某些“细微”的历史个案或者是“尘埃”的分布，认为认识和研究历史可以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割断历史之间的联系，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很容易使得研究过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无论是研究历史问题还是评价人物的功过，都要放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不相信考察某个运动在它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的或者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17]邓小平也讲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8]1980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的时候指出，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了十年，没有看到整个五十九年的历史，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整个历史贡献，这是不正确的。[19]针对一些人把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历史看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长冈田春夫等人时特别强调，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三十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并不是一团漆黑。总结历史要善于把这个体现出来。[20]这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启示就是要在长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21]这段讲话同样生动形象地阐明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结语
应当说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学者、政要的数十次谈话中，虽然不是专门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进行的，但都从不同的方面阐明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问题，也向外部世界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共产党人不会放弃毛泽东思想，更不会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些谈话不仅仅是作为决议起草的一个指导性意见，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一个庄重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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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