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试析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从事军事斗争实践活动的大舞台和从事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它对研究和探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地理条件、人民条件、战场选择、地方组织基础、根据地建设等事关军事斗争成败的定性分析以及条件选择具有重要价值。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的形成过程，非常有必要考察中央苏区所具有的自然条件、客观情形和态势。
一、中央苏区具有适宜红军运动、伏击作战的地理条件
在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的中段和南段之间，夹着广袤、辽阔的赣西南（还包括赣东南部分地区）和闽西两块区域，这便是后来开创和建立起来的中央苏维埃区域，简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横跨赣、闽、湘、粤四省边界。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有众多小块盆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属赣江水系，闽西属汀江水系。赣江上游有两条支流：一为形成和发源于罗霄山脉南端诸广山的章江，一为形成和发源于武夷山脉南端西麓的贡江。章、贡两江在赣州汇合形成赣江，向北流经赣西的吉安和赣北的南昌、九江，注入长江，流归东海，使偏僻闭塞的赣南和赣西借助便利的水运交通与外界联系。闽西的汀江，形成和发源于武夷山南端东麓的长汀县西北，经上杭、永定二县南入广东省境内的大埔韩江，流入东海。韩江和汀江可通船至长汀县城，而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隔。这一区域的人民同为客家人，勤劳、勇敢、正直、善良，性格果敢坚毅，富有抗争精神。生活习俗、饮食习惯、语言体系和宗教信仰有许多相同之处。赣西南、闽西这一险峻、优越的山川地貌，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反“围剿”战争提供了天然屏障和战场，十分适宜于红军运动作战和伏击作战。同时这一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较强的自供自给的经济能力为支援反“围剿”战争、建立中央苏区提供了足够的经济给养和物质保证。同时，赣西南、闽西区域性人口多，尤其青壮年较多。鼎盛时期，中央苏区的版图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3万人，在同时期的全国苏区中是首屈一指的。朱德在总结中央苏区反“围剿”经验的时候，曾说：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春率领红四军游击于赣江东岸，如永丰、乐安、兴国、宁都、石城等县广大山区时，即预言这一地带对将来大规模战争的作用，认为适宜在这一带布置根据地。
二、中央苏区具有适宜红军作战的人民条件和群众基础
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东渡赣江后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时，对战略退却的终点和预定战场作出正确选择，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认为：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的预定战场。预定战场的选择，必须在下列6种条件中至少具备2种以上方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1]p207为此，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基于这一原则选择了“人民条件好”的宁都黄陂、小布地区，作为红一方面军退却的终点。11月2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南垄发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战略退却终点——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宁都人民条件好，主要基于地方党、政、武装建设和完成土地分配的状况。一是宁都县1926年就有了党的组织，1928年成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1929年成立了中共宁都县委，党员人数由1926年的6名，发展到1930年冬建立了11个区委、152个支部、近千名党员；二是政权建设，从1928年还处于秘密状态的农民协会，发展到1930年冬全县成立了11个区、152个乡苏维埃政府；三是地方革命武装建设，由1928年处在秘密状态的100人左右，发展到1930年5月时的5支游击大队，其中除第一游击大队96人、枪编入红军第三军外，留在地方的仍有2000余人、300多支枪，并且基本上摧毁了地方反动武装势力；四是土地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凡是暴动了的乡村，都于1930年秋以前，按照当时的土地政策，基本完成了没收与分配的任务。因为农民得到了实惠，所以真诚地拥护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拥护红军。到1930年冬，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成为比较坚实的“工农武装割据”地[2]p35。
宁都人民条件好的另一个体现，正如康克清最朴实的表达，“在宁都住得下，吃得饱”。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的供养保障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时部队的隐蔽集结更是一个大问题。在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黄陂、小布地区要容纳并保证红军部队约4万人吃得上饭、住得下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后勤保障问题。宁都等苏区人民为了支援红军、支援中国革命，宁愿自己勒紧裤腰、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每一粒粮食、每一寸棉布、每一双鞋都捐献给了红军。由此红军得以持续稳定地在这里驻扎了4个月23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围剿”斗争。
三、把中央苏区作为革命大本营是红军的必然选择
1930年11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对红军和中央苏区的进攻，由过去一省或几省军阀部队的“进剿”“会剿”，改变为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性政权，掌控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得到了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支援，存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常备军，这种强势的客观条件加剧了国民党军对红军“围剿”的有恃无恐。弱小的红军起步于游击队，游弋于山区僻地，没有外部援助，经济、文化条件落后，红军数量少，武器装备差，保障给养困难，实难与国民党军相拼。国民党军为消灭红军，推毁中央苏区，依恃其优势兵力，对弱小的红军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而且“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第一次反“围剿”，红军约4万人对付敌军约10万人；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约3万人对付敌军约20万人；第三次反“围剿”，红军约3万人对付敌军约30万人；第四次反“围剿”，红军约7万人对付敌军约4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约10万人对付敌军约50万人。这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态势一直没有改变。红军唯有依托、借助中央苏区的有利条件和整体力量才有可能抵御敌人的“围剿”，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因为红军打破敌人的一次“围剿”之后，敌人很快组织起新的“围剿”。這种“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因此，红军选择相对稳定成熟的中央苏区作为他的大本营是他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中央苏区具备的有利条件拥有整体力量基础，红军在反“围剿”作战时，得以采取持久战略，即在打破敌人的一次“围剿”之后，立即开始为打破下一次“围剿”做好准备。红军的反“围剿”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而在战役战斗中实行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红军的反攻作战，都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在几天、十几天的时间里，接连在外线打了几个速决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长期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只有以战役战斗的优势兵力歼灭敌军，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为最后打破敌军的“围剿”创造条件。
四、党和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赣南、闽西各地掀起农民武装暴动，初创“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红军部队占崇义，取大余，入定南，首战大柏地，击毙郭凤鸣，军心大振，威震闽西，建立了长汀县红色政权。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认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揭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此后，赣南、闽西革命形势一路高涨，先是红军攻占于都、兴国、宁都县城，建立赣南最早的三县红色政权；尔后红军二次入闽，三克龙岩，攻占上杭，建立永定、龙岩、上杭三县闽西最早红色政权。朱毛红军由此在赣南、闽西安营扎寨，立稳脚跟。特别是“古田会议”以后统一了党内认识，确定了建军纲领。中央苏区的定势初露端倪。
1930年8月以前，中共中央未设立统一领导全国红色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31年1月，项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抵达宁都小布，与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会合。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小布赤坎龚氏新屋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代理书记。当天，项英签署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3]p1340。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赣南、闽西地方红色政权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先后建立，为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五、中央苏区的建立及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中央苏区横断半壁，红透南国，从而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10月24日开会讨论全国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时，决定将全国现有苏区统一划分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皖边、闽粤赣边和左右江等七大苏区，并确定以江西的赣西南区为中心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的根据地”，并称之为“中央苏区”“中央区”；并且规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赣西南苏区。这样，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实体和中共中央在赣西南苏区设立“中央区’的决策上，表明中央苏区已初具规模，并为中共中央所认可、确定。
1931年11月底，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以及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随军战略退却，进驻宁都县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在这里稳定、持续地驻扎了4个月23天，毛泽东整理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光辉著作《兴国调查》《寻乌调查》两篇文章，并写下这两个调查的前言；部署和指挥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开局胜利；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个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指挥机构；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和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开创了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新纪元；毛泽东军事思想“诱敌深入”方针应用成功并深入苏区军民人心，构筑起实质意义上的中央苏区。这为取得紧随而至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可避免地迎来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高潮——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性地宣告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反“围剿”的胜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全部原则。同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及红军进入鼎盛时期，为毛泽东在更广阔的领域探索军事思想、党的建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政权建设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作者：王检生
第2篇：徐向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一、引言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代表人物為毛泽东，同时也包括其他中国共产党人，该思想主要阐述了现代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和军事战争问题，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徐向前元帅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之后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极大的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思想，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指引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二、徐向前的相关战略战术原则
（一）七条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
集中作战，分散游记；尽量动员群众加入红军的作战计划；不打无把握的仗；如果敌退，则我进，反之，如果敌进，则我退；对敌人而言，根据其远近不同，采用差异化的方式，以近距离为例，则取保卫的形式，而远距离，则要先动员群众进行干扰，此后，通过突击的方式展开战斗；对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敌人不参与作战。这七条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是徐向前元帅在艰苦的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七项作战经验为红军在之后的战斗中提供了有力的战术原则。
（二）“人山”的战略思想
为了在华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徐向前在1938年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率领一部分的主力部队进军冀南平原。在很多客观条件不利于我军开展作战计划的背景下，徐向前提出“人山”的战略思想。徐向前依据作战经验对“人山”战略思想进行了总结。总结的内容主要包括：破坏道路，延迟敌人的进军；夏季进攻，冬季防守；白天隐藏，夜间行动；没有固定的后方作战等[1]。
三、徐向前的建军理论和原则
（一）革命的队伍必须具有铁的纪律
红军创立之初，与敌军相比，我军力量十分薄弱，为了获得胜利，红军调整、创新了作战方式，即：分散游击战。因此，红军队伍中就有一些人出现了忽视组织纪律，不认真对待组织工作，认为游击战没必要设立太严格的纪律等现象。对此，徐向前元帅认为：“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更需要铁一般的纪律作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军在分散的情况下，有组织有纪律的自觉执行党的任务。有了纪律的保证红军队伍才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二）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军事训练
徐向前非常重视对军队的严格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他认为：一个革命军队必须要有良好的战斗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在保存自己的同时消灭敌人[2]。徐向前的军事训练理论和实践，不仅在红军战争时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对我国现代化军事的建设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革命军队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是一个军队的核心力量，他认为：部队的作战作风必须要以政治思想作为指导。他强调坚强的政治思想是一个革命队伍打大仗、打胜仗的关键。
（四）人民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军队的性质与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息息相关。他说：“坚持党的领导是新红军区别于旧红军队伍的关键所在，是人民军队本色的重要保证，是部队精神力量的源泉。”
（五）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方针
在抗日时期，徐向前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军队当时的作战状况，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方针，这些方针主要包括：地方武装基于化、游击队伍组织化、主力兵团正规化、纪律严肃化等。不得不说，徐向前的“九化”方针对于加强我党的抗日武装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徐向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影响的经典案例
（一）粉碎三次“会剿”
粉碎敌人的三次“会剿”是徐向前众多作战经历中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案例。1929年6月在蒋介石的独立第四师和河南土匪武装暂编第二旅对鄂东红军进行“会剿”时，红军只有100多人，这种情况下，徐向前选择“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我军连续战胜敌军五次，粉碎了敌人的“会剿”。这一战役为之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战略思想建立的良好的基础[3]。
（二）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1933年2月川侠地区的红军遭到了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剿”，面对如此严峻的战斗局势，徐向前采取边打边退的作战形式，逐渐退到空山坎地区，这时徐向前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指挥部队对敌人进行保围，一举歼灭敌军一万四千多人，创造了反围剿战斗的经典案例。
五、小结
总而言之，徐向前几十年的战斗经历从不同方面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促进者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付诸实践的捍卫者。他的军事经典案例是我军在以后的战斗中需要学习的榜样，同时也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徐向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3篇：浅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
前言：毛泽东认为所有的战略战术、阴谋诡计，从本质上、核心上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掌握战争主动权，陷敌方于被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是所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的精髓。毛泽东指出，主动的地位是可以能动创造的，每打一仗都务必力求在己方预期的时间和地点，以有利于己的节奏和方式与敌交战，真正做到制敌而不制于敌，把战争完全导入扬我之长、击敌之短的轨道。掌握战争主导权的最高境界就是，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的准，打的狠。毛泽东制定的所有战略战术都是围绕着“掌握战争主动权，陷敌方于被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一原则来进行的，这也是毛泽东一生用兵艺术最经典的概括。
一、战略藐视，战术重视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1946年6月蒋介石不顾一切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此时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则给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军队必将失败，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所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在战略上藐视了敌人，这也给了前线作战将士的士气以极大的鼓舞，但事实上毛泽东可绝没有把国民党军队当成是真正的纸老虎，反复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次作战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充分准备尽全力消灭敌人，真正做到了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二、游击战争，出奇出新
在西方有一些军事学者把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仅仅归纳为游击战大师，这显然只是管中窥豹，非常片面。但如果说毛泽东是靠打游击战起家的那绝对是千真万确。为什么毛泽东一生都偏爱游击战呢？因为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打出一个新中国，而这前21年我们都是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状况下，而游击战则是应对这一状况的最好方式，集中的时候可以打击敌人，分散的时候可以发动群众。毛泽东强调游击战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就好比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游击战发展到了全局的战略高度，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乡村联防战、麻雀战、铁道游击战、破袭战等等游击作战把日本鬼子打的魂飞胆丧。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日本皇军好比是一头狮子力大无穷，而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游击队就好比是很多的小老鼠机动灵活，狮子虽然力大无穷但对捕鼠却无能为力，反而被这些老鼠咬的浑身是血、遍体鳞伤。
三、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强调，光打不走是战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而光走不打是战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打和走”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有其一定的道理。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的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这里需要注意毛泽东的“走”绝不是惧敌避战，指出“走”是手段而“打”才是目的，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总之，每次作战都要尽全力吃掉对方，即使我吃不掉你，也不能让你吃掉我，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四、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有人说中国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在以少胜多，而事实上毛泽东并不相信以少胜多，而真正相信以多胜少，毛泽东指出我们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而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全局而言，我们确实是以少胜多，而相对于各个局部具体的战场而言，我们都是以多胜少。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态势，还可以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还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而且毛泽东还强调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所以毛泽东每次用兵都要集中超过敌军五倍、六倍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力求全面彻底的歼灭敌人。
五、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刻画了诱敌深入的基本内涵，聪明的林冲退让了一步，而愚蠢的洪教头却一上来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很自然的林冲将洪教头打败。毛泽东指出诱敌深入有这样几个好处，首先，敌军从自己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敌人的心理就会害怕，因为这里我们熟悉而他们陌生；其次，敌军远道而来被我们引诱到深处的同时，敌军柴米油盐、武器弹药的供应就会日益捉襟见肘，长此以往军心势必动摇；再次，敌军被我军诱致深处时，其战线势必拉长，原来集中的兵力就会分布的分散，这就创造了被我军各个击破的大好战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运用的炉火纯青，并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民间有一句话叫“老太太挑柿子，专捡软的捏”，这显然只是一个贬义，但毛泽东用兵就一定要捡软的捏，挑弱的打。毛泽东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其中一个强手，两个弱手，如果你直接挑这个强手来打，那么不但很难击败这个强手，还极有可能被这三个敌手拧成一股绳将你击败，但如果你先把容易打的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的那个强手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你就很容易击败他。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会变的分散了。中国革命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如果直接打击敌军的主力部队那一定是要吃大亏的，毛泽东针对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的是蚂蚁啃象、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积小胜为大胜，从局部胜利逐渐过渡到全局胜利。
七、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1946年胡宗南统领数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决定放弃延安，这时有一些人说放弃延安是中国革命遭受的巨大挫折，毛泽东听到之后却说如果这也算挫折，那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就是在无数这样的挫折中走出来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我们就是要用延安去换取全中国。实践证明仅仅过了一年，延安就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又过了两年彻底打败了蒋家王朝。毛泽东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背着满是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这时在路上碰到一个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和强盗打斗那么他的动作就不会灵活，很可能被强盗打败包袱也会失去，但是如果这个人甩掉包袱和强盗对打，那么他的动作就会灵活，就会打败强盗保住包袱，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包袱甩给蒋介石，好让解放军痛打对手，毛泽东所指的包袱就是各个大中城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示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蒋介石忙于占领各个大中城市，而毛泽东则恰好把这些包袱都甩给了蒋介石，因为每占领一个城市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战线就势必要拉的过长，兵力分布也势必要变的分散，这就为我军制造了先打孤立分散之敌的大好时机，进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八、战略持久，战役速决
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求逐步地转换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换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和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的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以汉奸头子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宣称“抗战必亡”，这是悲观的“亡国论”，在台儿庄大捷之后又出现了“速胜论”，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而毛泽东始终坚持三条原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党、全国、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日本是东方一流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都优于中国，但是日本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国虽然国力比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日本的军力虽强，但日本毕竟是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物博，能经得起长期的战争消耗，因此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这个过程是长期的过程。实践证明抗日战争的走向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期进行的，最终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而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一切。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战略战术部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好这一部分内容会有助于更好的推动当今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李鹏飞
第4篇：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分析
前言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我国军事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引领者我国军事的发展，是新中国军事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国新时期发展军事领域的基础，不断对军事理论进行创新和感觉，从而推动我国军事的发展。
一、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价值分析
1.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我国军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发展情况和军事领域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如此，我国在建设军事的过程中，依旧遵循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我国军事领导人能全方面的结合我国军事国情，分析新时期我国军事建设方针，并能合理的明确军事活动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发展我国的军事。由此得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国军事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其性质、地位和作用都在我国具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无论什么时期，我国都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理论依据，建设我国的军事，拓展我国军事领域[1]。
2.新中国军事的发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必然历史延续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的军事行动，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结合成的统一过程。其军队和人民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不同方面的军事斗争或军事主义，尽管所面对任务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层次不一，但全都视为党领导的军事实践活动，主要以实现党的政治任务为主要目的，其保障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开展的军事实践活动，具有政治目的和实践基础的统一性；二、不同方面的军事活动，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具有理论基础、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统一性；三、各个阶段创建的军事思想，都以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为核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军事上的理性反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事实践经验和人民的实践经验统一结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军事方面的运用。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具有理论根源和理论性质上的完全统一性。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当代和现代的军事理论，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因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独树一帜。在毛泽东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后，其军事在当代和现代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方军事家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评价为，“毛泽东是打开现代军事奥秘的重要人物”。日本著名军事家林克和池野也认为，毛泽东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军事理论创新后，其军事理论更为全面。日本军事家指出，毛泽东是系统化游击战始祖，并且他也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其次，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以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得世界各国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世界各国军事做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已被世界各国翻译出版，部分国家的军事院校还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课程[3]。
2.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作用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占据主体地位，科学技术产生影响了世界战争形势。中国的军事国情也随之变化，在新形势下我国军事发展转为科技信息化，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仍为主导。例如：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高技术战争，切实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是我国军事发展的重中之重。此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我军的具体环境、条件和基本任务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打得赢、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结束语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反映一个时代的军事发展，它总是根据新的客观现实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因而，毛泽东的军事思在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基础上，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作者：张正中等
第5篇：我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探究
一、前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其中融入了很多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倾向，传递出了他本人推崇的价值观。作为一名文采卓越的诗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颇深，在诗作中也经常引用典故，用以寄托家国感情。因此，毛泽东同志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其提出的军事理论中。
二、我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探究
（一）正视战争、尊重生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从入私塾读书开始，接受的就是传统教育，其在读书期间受到改良主义以及陈独秀等人思想的影响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再加上家庭因素的影响，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意识到了抗争的重要性，思想上与行为上都比较独立，但同时，毛泽东对于周围贫苦老百姓的难处也能够感同身受，对生命存有敬畏之心。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对其成年后的作为有着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其在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对社会的了解，才使得其在战争中始终坚持抗争的意念，未曾放弃过解放人民的宏伟志愿。
对于战争，很多人都存在误解，认为其只是技术上的较量，对于人在其中的作用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人是开战的前提，也是交战者，且战争也是为了达到与人有关的某种目的。所以，人才是战争中最关键的要素，不承认或者不重视这一点的战争是很难取得胜利的，无数事实都可以作为佐证。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毛泽东始终怀着尊重与关怀之心，无论是组建人民军队还是提出服务人民的口号，都是尊重生命最直观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其吸取了前人教训，始终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其领导的军队才能够赢得正义战争的完全胜利。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提出了“人民战争”
古代君王为了争霸或者扩张领土，发动了很多场战争，著名将领的事迹也往往口口相传，以少胜多、计谋巧用的战役数不胜数，比如“草船借箭”、“破釜沉舟”等。这些战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原因就在于其战术的灵活性，为后来人提供了经验参考。毛泽东的其中一个身份是诗人，结合其诗作内容不难看出，其对于战争典故非常熟悉。这些战役中有“打得非常漂亮”的成功案例，也有“强势一方输的非常难看”的反面案例，前者提供了经验，影响在于对人思维的启发，而后者的作用则在于警示，可以提醒后来人不要重蹈覆辙。所以，对于这些典故都非常熟悉的毛泽东，对战争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也了解的比一般人更加深刻，这也就是为什么其指挥艺术到今天还在为人称颂。
古代大家对于战争的看法各不相同，其中，老子认为战争应是基于正义的，非不得已不建议采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孙子认为战争中最高明的办法是上下协同、军民齐心，若能够做到这一点，敌方必败，国家安全也就有了保障。战争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可以说没有人喜欢战争，而对于不得已情况下爆发的战争，人民只有从内心认同某一方的正义性，他们才有可能主动加入，群众参与才能够实现。毛泽东对于这一点始终看的很清楚，其领导的党组织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其军队得到群众支持也是必然的。无论是在农民运动过程中，还是在游击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的战略、战术无一不是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古代的战争典故使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作战知识
作为一名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战术方面的见解非常独到，其对中国古代著名战役了然于胸，并在战略报告和各项会议上以典故为例，提出了斗争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比如，1929年毛泽东曾以黄巢起义为例，强调要警惕流寇思想的蔓延，严肃了军纪。而在抗战的不同阶段，毛泽东始终坚持立足革命事业发展实际，针对部队和组织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警示，从思想上预防了不良思想的发展，对于维持部队纪律、严肃党风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历史典故对其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毛泽东从不同战争中学到了不同的注意事项，不仅对作战时的各项防范工作非常重视，在战术上也能够综合各家之长，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活学活用。他将这些所得全部用于抗战中，结合时代环境，总结了一套适用于中国抗战的作战策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其善于总结与思考之外，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启示也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含了很多哲理，是在无数战役中总结的宝贵经验。这套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也是其在汲取传统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提出的作战方针及原则，其中很多方面都有传统文化的影子。毛泽东既是诗人，也是战略家，但无论哪一个身份都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故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军事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结合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尝试分析了传统文化对其军事思想的影响作用，论述中的不到之处还望指正。
作者：王宇鹏
第6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以及其当代意义
毛泽东军事思想便是毛泽东以及全体革命者留传给当代人的。我们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当代现实意义并不在于指导我们如何具体去进行一场战斗或阶级斗争，而在于让我们坚守一种必胜信念。我们不需要全盘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不需要形式主义地去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当前，我们更应该审度局势，扬弃地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抓住其精神内核。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以和平为目的的，是以解放全中国为依据的。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1927.8“八一”南昌起义——1935.1遵义会议）
毛泽东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如何建军、如何作战三个基本问题，它们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初步形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时期。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原则提出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帮助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并先后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武装、参加战争的重要尝试。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9月，毛泽东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产生，为其后来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1935.1遵义会议——1945.8抗日战争胜利）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确立了毛泽东的威信，遵义会议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时期。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以及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并经受了战争实践的考验。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建国以来的和平建设时期）
全国解放战争、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继续得到全面丰富和发展的时期。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的战争指导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极大的丰富。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战争。指导这场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国防建设理论、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发展尖端国防科技与全民皆兵的思想，独立自主地建设强大的国防实力，时时刻刻做好战争的准备。而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江泽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当前的国家实情，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方针、原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由以上论述，可知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诞生、延伸于军事斗争实践历程的；并且毛泽东军事思想又通融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便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生的，为解放人民群众而生的。国防建设不仅仅是以军队士兵数量与武器装备的多寡来评定的，而是以军事科技所达到的先进程度为尺度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建构的人民军队便是横向纵向相结合地立体化多兵种的军队。而军队的训练、作战方式仍深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不可否认，游击战、机动战仍然在短兵相接时能够发挥出巨大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上。它契合于群众之中华历史感与传统文化感。毛泽东军事思想能够得到群众之广泛认同。
作者：马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