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分析了《落花诗》政治意识形成的原因:一、诗人在诗学上对诗歌“匡堆世教”的社会功用的强调,及时“外周物理”、“情景相和”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二、明清之际士大夫独特的政治情感与落花摇落、萧索的物理特征的契合。最后通过文本解读,对落花诗中蕴含的政治意识作以简单的分析和概括。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是始终困扰着中国哲学研究者,那就是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问题。话语表达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语言的使用问题,实际上更涉及到研究范式、范畴体系、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
以往,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都是通过“以外观中”的方式进行中国哲学的表达,即以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哲学,即使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里,我们也是基本上沿用西方哲学的学术话语。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中文学术话语体系,其中就吸收了大量的来自西方学术的概念、语词。这种话语体系正成为当代中国人思考、论述的基本工具。但是这种西方式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风格,是否能够百分之百地揭示出中国固有的哲学精神和哲学韵味,则是大有疑问的。因而,在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就提倡“中话中说”,主张拒斥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采用中国固有的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内容。反对采用西方的哲学话语表述中国哲学。当然,这种主张的可行性也值得怀疑。一味排斥具有西方文化渊源的学术语汇,现代汉语的交流和表达功能将会十分有限。
那么,中国人应当如何继承、发展民族的哲学和民族的思想?中国人应当如何叙述民族思想的历史?仍然是我们摆脱不了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学人进行了探索。这其中主要表现在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编写中。以前,攻读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哲学史学科教材枯乏,不仅种类少,而且叙事方式也雷同。硕博士生考试基本上参考同一种教材。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还是许多地方学生的专业考试用书。这反映了教材甚至知识体系更新慢、知识老化的现实。而一门学科知识的更新和创新程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中,《中国哲学史》更是如此。
进入21世纪,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中国哲学史》教材已如繁花遍地、多姿多彩。无疑,这增加了学习和研究的选择性,也让读者更多地体验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化表达。虽然目前教材的写作水平参差不齐,质量有高有低,但都体现了学界的一种探索倾向,即希望找到一种更确切、更合适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
在这种普遍性的中国哲学的话语探索实践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宋志明教授新近出版的专著《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讲稿。引文出处仅注页码。)该书在基本内容、逻辑结构、逻辑进程、分析框架、人物评价等方面均与同类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创新性研究。
《讲稿》的逻辑框架和结构完全突破了以往按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描述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哲学的发展过程的做法,也改变了按照朝代的更替来划分章节的传统编排方法,一方面依据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严格遵循哲学发展的逻辑,将时代思潮及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演进的逻辑,历史地、全面而系统地予以梳理、概括和阐述。另一方面,则依据系统论的解释原则,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看作是一个总的系统,然后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使读者对中国古代哲学既有历史的了解,更有总体的、立体的了解。如全书分为总论、上编、中编、下编四大块。“总论”部分,主要论述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和精神韵味。“基本问题”章中,论述了“天人关系”作为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理由。“主要内容”章中,则叙述了中国哲学的总体格局、发展阶段、主要问题及儒、道、佛哲学的发展历程。“精神韵味”章总结并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六大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逻辑、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可见,总论部分运用系统论思维,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哲学形态的总体特征。
“上编”阐述原创期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中编”介绍发展期的哲学思想,主要阐述从汉魏到隋唐的哲学。“下编”介绍高峰期的哲学思想,包括宋至清初哲学。其中每一编中都以一章的内容对该期哲学进行总体概述,如“原创期概述”、“发展期概述”、“高峰期概述”。这是从中观层面分析和把握每一时段哲学的发展概况。其他对各个哲学人物的叙述和分析则属从微观层面把握和分析哲学具体个案。既有逻辑的叙述,又有系统的分析,既有动态的描述,又有结构性的分析。读者读后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立体的、全面的了解。
《讲稿》突出的创新点在于,它改变了以往纯粹根据时间线索,依据朝代更替先后来叙述哲学史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哲学类型从初创、发展到高峰的顺序进行叙述,这样安排显得有序而系统,既显现了整体上结构的严谨,又突出了部分即某时段哲学演进的规律。整体与部分相依相持、相得益彰。
《讲稿》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如作者提出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此为线索来分析和叙述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作者认为,天人关系问题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各个时代对此问题理解和解决方式的不同以及理论重点的不同,决定了各个时代哲学形态的差异,在作者看来,先秦时期,哲学家把天人关系看成应然的合一关系,强调天道和人道应该是一个道,认为人应当取法乎道,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两汉吋期,经学家继续探讨天与人应然的合一关系,但把理论重点从“人”转到了“天”。魏晋时期,玄学家探讨天人关系问题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从过程论转到了本体论,把天人关系问题归结为体用关系问题。从有宋一代开始,理学家继续以本体论方式探讨天人关系,进一步把体用关系转换成理事关系问题。因此,“纵观中国哲学史,几千年来哲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天人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宇宙论、本体论、知行观、思想方法论、人生价值论等,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基本问题。”
另外,作者对中国哲学六大精神的总结,也体现了作者的独特眼光,既立足于传统,又有时代精神的写照。
《讲稿》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通俗性。著作是在讲义的基础上经过适当加工润色而形成的,类似“话本中国哲学史”。以往某些中国哲学史教材,大都有二个弊端,一是引文太多。由于引文都是文言,引文太多就会让读者在文言和白话之间颠来倒去,破坏了行文的整体性和流畅性。二是学术话语太多。本来中国古代哲学的话语,对当代读者来说就面临着理解的艰难,再加上学术话语堆砌,对一般读者来说,要理解中国哲学就需要突破双重的难关。《讲稿》则排除了这种流弊。他真实反映丁老师面对学生时娓娓叙谈的生动场景。行文口语化和生活化,生动活泼、流畅自然。这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初学者,省却了许多阅读上的烦恼。读者能够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体验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
我们许多学人不是在为寻找合适的中国哲学表达方式而孜孜以求吗?《讲稿》的通俗化、大众化叙事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作者：林国标 来源：船山学刊 2010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