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是代表文化最高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在世界上曾经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无不具有作为文化核心的哲学来支撑。中国哲学史上一些哲学家就哲学是否具有民族性做了专门讨论并伴有争议，这些讨论丰富了哲学民族性的研究视角。
一、西方哲学史上有关哲学民族性的讨论
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哲学民族性问题的是黑格尔，但他却认为哲学只属于西方民族。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受到一定的特殊原则——民族精神的制约，民族精神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表现出民族的特点。
但黑格尔在以上论述中是从西方哲学的方面指出的，“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以及它对于思想，对于真正的哲学有何种关系”[1]。黑格尔的观点代表着哲学这一学说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文德尔班和梯利。
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就认为哲学史就是西方哲学史，完全否认东方哲学的存在。梯利在《西方哲学史》的序论中就认为：“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不过，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越神话阶段……因此，我们将限于研究西方国家。”[2]梯利认为有民族哲学存在，但作为真正思想体系的哲学并不是每个民族都具有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关哲学民族性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也曾经提出和考究过哲学的民族特点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仅限于英法德几个民族，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却很有借鉴意义。恩格斯在考察不同的哲学传统和哲学派别中，专门提出了哲学的民族特点的问题。
在考察“辩证哲学”的历史形态时，恩格斯作了两种民族形式的区分，一是希腊哲学，二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么，总的来说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
[3]形而上学最早诞生于希腊，体现希腊的民族传统，正是在希腊人发明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才延续出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考察一个民族形式的哲学，就不得不考察这个民族的哲学传统，这就是基于恩格斯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近代欧洲哲学中，在创立他们的唯物史观学说过程中，注意到欧洲不同国家之间有关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所体现的不同民族特点，“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是这两个民族的区别相适应的”;洛克的经验论唯物主义传到法国后被赋予了法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机制，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使英国唯物主义具有从未有过的气质和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
在比较欧洲各国的革命时，恩格斯对德国、法国、英国的民族特点做了比较后指出：“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宽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4]恩格斯的论断道出了哲学之于民族的关系和哲学对民族的重要影响。
三、中国哲学史上有关哲学民族性的定义
哲学史上国内一些哲学家或学者对哲学的民族性从国民性、民族性做了一些理解。熊十力对哲学的国民性做了以下定义，“凡有高深文化之民族，其哲学上加派纵多，而其一国家或一族类特有之精神必彼此不约而皆能尽量表现之，此之谓国民性”[5]，即是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最高表现，是民族语言所最能关注的问题。
冯友兰指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的，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于其表面。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的，某民族的哲学不仅是某民族的，而且是某民族的，其显然的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的，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的。”
[6]这表明哲学要用民族的语言说出，并以传统为依据和线索，这就给出哲学与民族关系的两个要素：民族语言和传统。洪晓楠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给出了哲学民族性的定义：“所谓哲学的民族性，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哲学。
具体而言，就是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都有自己不同的哲学，即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7]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哲学民族性做了肯定。
民族性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部分哲学家虽认为哲学的民族性仅限于西方，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更多的哲学家认为不仅只有一种民族形式的哲学，这些讨论丰富了哲学民族性的理论视角。
新时期，创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哲学，构筑我们的民族精神，成为当今时代的呼唤，哲学史上的这些有关哲学民族性问题的解释和探讨，为研究和发展我们民族特色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观照。
作者：苏胜毅 来源：教育界·下旬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