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至28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活动，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强调，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优秀文化是中国历史延续和发展的巨大推力，是中国人民生存进步的血脉承依,是中国社会教化和规范的现实土壤。
儒、释、道、法等思想的积极成分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进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人类进步在现象上表现为文化传承,在本质上则是思想接力。中国传统文化表征无处不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内涵，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接与繁衍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哲学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精神浸润。当然，这个浸润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承接过程中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并能够以文明的形式将其纳入到中国哲学体系当中，同时在纳入的过程中实现对本民族思想和精神的超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并且是一个日新的思想存在和历史存在。中国哲学的开放与日新体现的是民族的自信、民族的自觉，体现的是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觉,体现的是哲学的自信、哲学的自觉。
一、文化的哲学一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自发承依
主体为了生存及优化存在，在对客体的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方式”。从生存角度来讲“方式”对应着生命,这种对应的对象是自然;从优化生存角度来讲，“方式”对应着幸福，这种对应的对象是社会和人的意识。在传统哲学上“人是作为实践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作为实践的对象、结果，人和外部世界通过实践发生冲突和联系。因此,解决哲学基本矛盾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实践矛盾”]3。可见“方式”往往被理解为“实践”，这里的“实践”是指主体与客体相联系“方式”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不具有微观层面的意义。“方式”在宏观层面包括“实践”范畴的同时,还包括具体实践行为的传承和开创。
具体实践行为的传承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行为模仿、文图记载、言语相承及精神传递，这一“模式”的对象是真、善、美，并能够以物质和精神的方式传承下来,故属于文化层面；具体实践行为的开创是主体对近似实践行为的认识、反思、加工和修正，这方式”对象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并能够以思辨的方式进行更迭,故属哲学层面。可见，主体对客体改造过程中产生的“方式”具有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而这虽有交叉,但“行为模仿、文图记载、言语相承及精神传递”总要通过“认识、反思、加工和修正”的方式得以提升和创新。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自然而然的，是历史的“流”和“势”不能由谁主导，但必然是通过历史选择后的客观呈现,进而我们说,这个过程是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自发承依。
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在“方式”上是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自发承依过程，这个过程在文化与哲学的关系上表现为文化对理性的寻觅过程，即文化走向哲学、形成哲学的过程。“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主体自我和对象自我、‘我’和‘我’的对话。在文化中，自我超越了空虚的外壳，反观到自身具有的内容；同时，自我还可以反观到自我得以存在的基础”。当自我“反观到自我得以存在的基础”的时候,必然就产生“认识、反思、加工和修正”，这就使得文化以“我”为连接点转向了哲学。间接地说，哲学来自于主体的生存和幸福。文化（A)只有走向哲学并展现为文化(B)的存在，才能够得以延续，因为文化的延续在本质上是思想的延续、生命的延续和历史的延续，这里B包含A。
文化的哲学就是文化作为主体改造客体过程中所运演出来的物质及精神需要以归宿的方式升华为哲学，进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主导下作用于人的生存的过程。能够上升为哲学的文化才具有“恒久”的力量，因为哲学总会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恒久”存在思想和所追求的价值归宿。由文化到哲学，这是一个理性的回归和寻觅，文化是自发的，当文化以哲学的形态凝练出来后，理性将超越具体民族、具体时空的文化，以民族文化的方式再次形成人类文化。“理性主要是保存、贮藏、巩固和传递经验，它是一种形式、结构、能力。它保存的经验,不是具体有关对象世界的经验，而是人的操作活动（实跋与对象世界关系的经验。所以它才可以超具体时空的文化，却不能超总体的人类文化”。理性主导下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人类文化，人类文化的指向必然是生命的优化。理性对文化的引导是哲学通过文化而实现具体化的过程,作为文化内核的哲学就应该从“形而上”转化到“形而下”，以实现对文化的指导和归正,进而以自觉浸润的方式实现对生命的升华与解放。
二、哲学的文化一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自觉浸润
哲学具有民族性，由此可以推论出文化也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哲学均以哲学史的方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哲学不同于哲学史。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争论已久,但并未定论。区别哲学与哲学史的根本环节在于哲学思想阐发者过世与否，即某一哲学体系的阐发者过世后，他所阐发的哲学思想体系将演化为哲学史体系。哲学“与价值观念说相近,但它更注重强调：哲学的智慧在于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考察、批判、超越和重新建构”。哲学史将以“曾经的哲学”身份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的同时,又会成为“当时”哲学形成的“素材”。可见，哲学是一种文化推力，其效能在“当时”很难得到检验;哲学史是文化构成，其效能的评价需要看其对文化的影响度及对历史的负责度。所以,我们说哲学与哲学史都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但是在作用发挥上，哲学的作用发挥要高于哲学史，因为人们往往从哲学史里寻找“曾经的思想”并与当下现实对接,进而实现“哲学的再生”并以更丰富的成果来推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
哲学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哲学史和文化的交互作用而实现的，而且，哲学必须转化为哲学史并作用于文化，最终以文化的形式作用于人类及社会。这就决定了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后哲学研究”即哲学史与文化的切融研究，由哲学到文化这是一个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以其担当、预见、规制等作用在推动文化的同时,又形成文化，并且以理性思维的方式浸润着文化。“理性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因为理性的主导，哲学向文化的过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过程。
哲学历史地、自觉地走向文化总会形成社会主流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有区域的也有世界的，世界性的文化体系形成后总会向区域的文化体系发起冲击和渗透，区域文化体系在抗争的同时会以历史宽容的方式接纳世界文化体系或者淘汰异族文化体系，在接纳与淘汰中形成本民族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文明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存续下来的连续文明形态,得益于中国哲学的持续推动。中国哲学中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行合_、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等等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并为中国不同时期的多重矛盾和困惑的解决提供了理性思维和优化模式。正像习近平同志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所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哲学思想的精华总要通过文化而实现,这种实现是历史的、自觉的。
哲学的文化就是为适应社会存在与发展，不同时期哲学思想要以哲学史为过程而不断文化化的态势,这一过程是哲学通过向文化的融入而现实化、具体化的过程。。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总要凝聚为文化，并且通过文化走向民间的同时作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国的外圣内王、外儒内法等等都是通过哲学走向哲学史，走向文化，走向政治制度，走向社会和民间，最后走进人们的价值观,此时哲学就借助文化实现了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哲学生存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哲学作为精神主导需要通过多姿的文化呈现和文化追寻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回归，这种回归对人们来讲是价值的回归、反思和塑构。
三、文化的哲学与哲学的文化的统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融点
整个世界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人类卓立于自然的过程是在生存和优化生存的需要下，将理性思维的构想作用于实践并指向客体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存和优化生存的需要”会产生概念、判断和推理。“理性思维的构想”会产生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生存现实和思维运演核心指向是生命和幸福。也就是说,在理性作用下，文化在思维和本质上有待于发展为哲学，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过程；哲学被文化升华出来之后需要再次转化为文化以内化于民众内心并作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形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觉过程。由“自发”到“自觉”是生命的延续过程和提升过程，这个过程同样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
18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哲学和文化是精神和表象的关系，它们交织在一起的纽带就是生命与幸福。具体到民族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切融点也无例外,依然是生命与幸福。
在中国，将生命与幸福作为哲学研究并进一步走向文化的有诸多派别，如儒、释、道、法、墨等，而在传统上影响巨大的则是儒和释。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道”正在形成独有的生命哲学，并得以普及。无论是平遥古城中的“无阶而入”，还是紫禁城殿宇飞檐祥兽的排序，中国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无处不体现儒、释、道；无论是执两用中、鲲化鹏飞，还是由色入空，中国的正统哲学无法绕开儒、释、道。通过文化的洗礼，中国的儒、释、道已经不仅仅是哲学命题，更多的是已变迁为处世文化、养生文化、修养文化等大众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几经变迁、丰富和发展最终以文化的方式植根于国民价值观,植根于世界文化体系，当然,这一体系之所以存在在于它们处处体现的是生命和幸福。
在关注生命和幸福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丢掉自然，而且将生命、幸福与自然联系起来。“在早期儒、道两家的生命意识中，？L、孟也具有天地情怀,但他们更关注人的生命及生命存在的社会意义;老、庄也很关怀人的生命,但他们更关注天地万物自然生命的永恒性及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释家看似更加关注众生的未来生命走向，但在品味过后，可以发现它更加强调的是众生今生的生命化向。可见,儒、释、道哲学在变迁与演绎中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叙述着生命、规划着生命、指点着生命、引导着生命,这是哲学的使命,也是文化的使命;是哲学的归宿，也是文化的归宿。
生命需要秩序，而生命的最大秩序是“善”。“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善”作为生命的秩序和哲学的诉求，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所公认的存在，即从生命出发,在内心文化存在上倾向了释家的向心问佛，在生活文化上倾向了道法自然,在生存文化上倾向了仁义礼信，这不是生命的分化,而是生命的多向度统这种统一是哲学到哲学史再到人类文化的统_。就中国而言，正是这种统一延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最终在这种延续与统一中实现了哲学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工业化以来，正像施韦泽所认知的那样：知识和工具的进步的确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提高了人类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能动性。然而，我们也因此远离了自然,导致了生命世界的分裂，陷入了一种非自然性带来的危险的生活条件之中。而这一个结果是人类在机械化、效用化、利益化作用下偏离哲学、偏离文化的最终结果,这种偏移实质上是人的心灵对精神家园的偏移。如果不加克制和反思，人类所开创的工业文化将会成为人类异己的力量。“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社会形式的改变往往带来哲学和文化的改变，但无论哲学和文化怎样变迁，生命的至上性都要求人类对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以来的文化进行反思,这一反思的集结点在于这两个阶段的文化是否真正背离了哲学，是否真正背离了理性，是否真正背离了人类文明。作为民族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切融点是生命和幸福，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明都不能偏离这一切融点。
四、结语
时代的哲学是时代的文化的精神，时代的文化是时代的哲学的外化。文化作为公共存在需要在理性的引导下绽放出哲学的光彩,哲学作为时代的精神需要在现实的反思下呈现出文化的多元。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需要继承和弘扬,在这个过程中“去中国化”是非理性的态度，这种态度所反映出来的是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和遗失。中国今天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得益于中国哲学的推动，最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世界是-个哲学的世界,是-个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而且是多彩的。
刘春伶,史育华\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