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创造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是近些年来中国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一些学兼中西的学者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真正有突破意义的理论成果。其中获得的一个基本共识重复了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号召,即中国哲学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和希望。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是当代的中国哲学,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也是当代的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同样是当代的中国哲学。面向我们自己的事情和问题,在不同的学术传统、文本的视域中会有不同的事情和问题呈现,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的方向和视轨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关注和期待。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积累的浩瀚文献也许会使我们失去自我,从而也就没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抉择。面向事情本身需要文本的悬搁,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巨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觉中朴素地追问: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什么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我们真实地希望怎样的生活?这些来自胡塞尔所谓生活世界的问题,隐含着更为原始的意向性构造,隐含着更深层的意识奥秘、语言奥秘和哲学奥秘。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有了共同的关切,对话、互动和会通就有了现实基础。
一、我们能否平凡、真实和快乐地生活
思考和追问我们自己的事情和问题,仍难以摆脱既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舍弃意识社会历史内容的先验还原,可能得到的是单纯的意识机能冲动,而难以获得意识的原理和最终基础。在我看来,我们能否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平凡、真实和快乐地生活?这个提问应是较为原始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首先,对于平凡的渴望是每个普通、平凡的人对自身解放的吁求,对平凡的正义性、道义性、合理性的肯定。说平凡的要求是解放的要求,意味着卓越、伟大、崇高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意义负担,它让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超凡入圣,让每个人背负起无限理性、无限意义、无限责任和义务的崇高使命,致使每个人都只能在羞愧中、罪感中谴责自己的懒惰、无能和渺小。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即便已做了很大努力,却仍觉愧对父母、子女、亲朋乃至国家和社会。这种永远难以消除的精神负担,永远不能完成的使命,从根本上剥夺了我们的幸福感,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后现代者所说的压制性的权威话语系统,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合谋或圈套。对于社会、道德等的这种欺骗性,中国道家看得透彻,老子说,“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伟大、崇高的高义宏词,或者是后现代所说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君王之策、霸主之谋。拒绝崇高,并非是对精神创造的放弃,而是对欺骗的解构、拆穿。也许平凡才能真正伟大,因为我们是有限理性的个人,我们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只有有限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地面对我们的有限性、平凡性才能有人性而非神性的骄傲和伟大。
其次,是真实地生活或者是本真地生活。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陈义太高,对人的期待和要求太高,事实上即便个人竭尽全力也不能真的践履笃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弄虚作假,造成虚伪的两面人格。孔子对虚伪的“乡愿”加以痛斥,而“伪君子”成为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大批量生产的典型人格。即使是如孔子一样的圣人,以及流芳千载的忠臣、孝子、贞妇、烈女,也常有好事者揭其短处,大曝其丑。自海德格尔以来本真的生活和生活的真理已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如何才算过得上真实的生活,已是重大的哲学疑难。按照孔子的想法,言必信、行必果的言行一致和由衷之言,应是真实生活的重要标准。而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却充斥着假话、空话、大话,这种人们习以为常不觉怪异的说话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方式,是不真的生活。从科学理性和经验科学的标准看,假话、空话、大话是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废话,它没有经验科学的意义。从生活的观点看,假话、空话、大话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生活意义、意向意义,它是某种现实存在却是不真的生活方式的必然形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风气得到倡导,假、大、空的说话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厌恶,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和杜绝,体制的、文化传统的、现实利益的诸多因素是这种话语方式的生存基础。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或仅仅是说真话的生活,必定是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当代中国哲学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须的自我反思。最后是我们为什么难以快乐地生活?趋乐避苦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固有的生命本能,也可以说是生命的基本原理。快乐也许不等于幸福,但肯定是幸福的基本条件。快乐需要欲望的满足,需要自由和安全的保障,需要此时此地的沉迷和留连。无限的责任和无限的意义将使任何美好的时刻变成只有目的论意义或者否定意义的东西,快乐需要断裂和遗忘。用后现代眼光看,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宏大叙事,经过数千年的精致化它已把衣食住行的全部日常生活纳入到伦理意义的宏大结构中,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无不具有伦理的标准和尺度。源自自然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本有自己的自然节律,它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和疯狂,否则将导致物种的毁灭。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基于对欲望和欢乐的恐惧逐渐把本能的生命欢乐锁上文化的链枷,把自然的节律赋予伦理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泛伦理主义,至新中国的左的思潮又出现了泛政治主义。海德格尔曾沉思荷尔德林的诗“如当节日的时候”,节日本应是自然节律和人的劳作的周期的契合,节日的欢乐就是本真的生活。节日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我们却把它文化化、伦理化、政治化,幸好我们缺少黑格尔的思辨能力还难以把它逻辑化。
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我们对生活真理的正确直觉吗?它似乎是社会生活世俗化以来或者如韦伯所说社会生活祛魅化以来人们共同的向往和渴望。我们难以获得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说明我国的精神文化中尚有许多神圣的、虚灵的幻象需要消解,启蒙和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判断明显有西方话语主权的嫌疑,它似乎是用西方现代性的尺度批评我们的生活,从而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就是西方话语对我们的生活意向的建构,而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本真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通大众的内在渴望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向往。“农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自然和亲切,“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沉醉和欢乐,多种流传至今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节日的火爆、热烈的激情渲染,都在诉说着我们祖祖辈辈对平凡、真实、快乐生活的追求。思考这个简单的生活真理,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经历一番艰难的考验和拷问,各种哲学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幸福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这无疑也会为中、西、马哲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找到一个相对牢靠的生活基点。
二、为什么现代哲学的主题是批判和拆解
东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化、人类智能极致化的精巧建构,它和埃及金字塔、中国长城等文化奇迹一样显示着人类能力的极限和高峰,热爱哲学就是热爱人类自己的智能、智慧和伟大。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高贵和伟大,他们把理性看作是人所具有的接近神性的东西,而理性能力的充分实现就是人的目的和幸福。所以,实现理性能力的哲学就是自由人自我实现的最好生活方式,就是自由人真实和快乐的生活。而东方的智者则发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能力,人所具有的爱人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良知良能是伟大高贵的根源,充分实现人的道德能力成为生活目的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君子们生活快乐的源泉。孔子多处讲到君子的快乐,如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赞扬颜回不为贫困而改其乐,等等。总之,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儒家学说最初都是源自生活、更好生活的快乐哲学,都是发现、实现人的积极能力的建设性哲学,其中较少否定、压制的话语霸权。但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希腊的自由人和古代中国的君子都是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他们或富或穷(如苏格拉底和颜回)都不直接或主要不是以生产劳动为生,他们所示范和追求的幸福生活方式不能成为普遍的生活样式。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哲学阶级性的揭示,哲学作为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不仅是该阶级生活理想的表达,也是该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原本鲜活的生命意识和自身发展的冲动和渴望,在漫长的演变中与政治权利交织、合谋,成为福柯所说的权威话语系统,成为压制他者、阶级统治的霸权话语。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变革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质,而且还指出了哲学实现自身的现实基础和道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中,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可能性,即以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可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并且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教育的普及,全体社会成员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有了现实的基础,从而表达古希腊自由人生活理想的哲学有可能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哲学。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倒既是对它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它的超越和完成。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它超越了东方和西方、阶级和民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想,马克思的理论工作首先是批判,是继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之后的社会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最重要的是诉诸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规划了现代哲学的思想方向,批判、否定和拆解一直是现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和主要形态。从根本上说,批判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实生活幸福的要求,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要求,是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的要求。马克思之后的西方哲学家虽然较少自觉地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其中也有如海德格尔一类的哲学家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缅怀已经衰落的古典的贵族生活理想,但总体说来,西方现代哲学是对真实、自由和快乐生活的追求,是对虚假的崇高、等级的压制和、边缘群体痛苦生活的揭示,其哲学主题是在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视野之中。
20世纪西方哲学继续着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批判,拒斥形而上学、叛离黑格尔、不断地宣告哲学的终结,成为这个世纪一些最响亮的哲学号召。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哲学创新的宣传性的招术和广告,而是确有真实社会历史内容的利益的斗争。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是资本不断扩张走向全球统治的时代,资本自身增殖的逻辑是一切哲学话语的深层语法。资本扩张、增殖的要求定义了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和知识形态及知识权力,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强大动力,从而为自然科学带来话语主权。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理性形式成为理性的标准,以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尺度重新审视传统哲学,其舛错、谬误和丑陋一览无遗。现代科学技术以经验的标准、操作的效用重新定义了真理和真实,从而也定义了生活的真理和真实。在资本的逻辑展开中,以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获得优厚的薪酬,过上高质量、高消费的物质生活,这就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真实、快乐的生活。以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反思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今天的中产阶级生活样式较之马克思时代产业工业阶级的处境有了历史的进步;科学理性、科学的真实和真理较之思辨理性、形而上学的美好谎言更加接近生活的真理和真实。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也给广大社会成员带来了花样翻新的快乐,但这肯定不是马克思设想的真实、快乐的生活。
哲学的批判不能休止,种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流派仍坚守着对资本的批判,寻找着抵制
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这并非仅仅因为对理想信念的忠诚,也是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的太平盛世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和难以消除的危机。首先是资源、环境、生态不能长久支持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其次是资本自身增殖的逻辑不能支持长久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不能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边缘群体享受不到资本增殖的好处;再次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生活在资本的压力下紧张、单调,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化并未克服;最后是资本全球化的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使世界不能太平。现代和所谓后现代西方哲学不可避免地延续着批判、拆解的哲学主题,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充分发展,也同时训练了哲学家思想的精细和锐利,在自反性的现代性中,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各种马克思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以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精巧,瓦解着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同一性,种种隐蔽的暴力和压制,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和欺骗,更为根本的是资本统治的真实逻辑,使哲学批判仍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和激情,保持着哲学的尊严和骄傲。
近些年来出现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哲学终结等终结论者的判断和宣言,表现出对无休止的批判的厌倦。然而,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是主流文化讨厌的东西,它讽刺、批判、诘难,经常使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当众出丑,惟此哲学才保留着对更好的可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困惑,追问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希望,马克思以来的西方哲学给我们的根本教益是,要永不厌倦地批判思考,这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哲学的不倦的反思和批判。
三、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获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近百年的历史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力量,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挫折和失误也同样引发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疑问。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日益成为显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也逐渐有了更深厚的学术积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望受到质疑和挑战。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不能消解这些疑问,因为历史选择总是可以重新开始,如苏东剧变;没有哲学反思的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也于事无补,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认为哲学存在的理由恰是它区别于经验科学;通过意识形态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可以起到重大作用,
但也需要学理的论证和支撑。在通常所说的中、西、马哲学的互动和交流中,以真诚和平等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意义和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是不能回避的任务。
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马克思的哲学是学院外的世界观哲学。同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之后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学院内的职业哲学家相比,马克思在专门哲学研究中投入的时间、花费的劳动和写出的文献肯定大为不及,以学院化的尺度和标准难免厚此薄彼,造成对马克思哲学的轻视。但按照马克思的思维逻辑,学院化体制的哲学就是需要追问的:它或者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它已是受到资本逻辑的规定和驱使,从而失去了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能力;或者它已远离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所以不得不一再提出回到事情本身的号召,等等。由于哲学理论作为世界观学说的特点,每一种重要的哲学都已包含着评价哲学的哲学观,所以不能获得一种超越具体哲学理论的一般哲学评价尺度。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哲学终究是人的理论,理论的彻底性取决于对人本身的问题提出和解决的程度。某种理论的学术积累是提问和解决问题深度的重要前提,无学术积累的哲学理论很难有多大价值;但仅有学术积累、文献研究的基础却不能保证出现好的哲学,特别是不能保证有“政治上”正确的哲学。关键是对自己时代人民生活根本关切的理论洞察,这是产生好哲学的首要条件。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为什么中、西、马哲学的融会贯通应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在我看来,原因在于它是中国人平凡、真实和快乐生活的最优理论。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洞见如前所述,一是看到了哲学现实化、世界化、人民化的历史条件,即工业革命的巨大生产力使每个人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二是看到了改造资本逻辑使巨大生产力造福于所有人,使人人都能“从事批判”的现实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元逻辑”、“元问题”的根本批判。在资本最大化自身的资本主义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是不可超越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现实苦难并不仅仅是资本造成的,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却是古老中国受到的最大创伤,是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进入资本逻辑的起点。从此以后,每个中国人要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就必须在反抗和屈从资本统治中做出抉择,就必须认真地对待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学说。中国的五千年文明、辽阔的国土、世界第一的人口等所形成的民族自豪感,使中国人难以快乐地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难以驯服于资本的逻辑而过上愉快的白领生活(实际上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中国的巨大人口数量,如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大多数人不能成为白领),那就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从而也就必须在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一些西方哲学理论中寻求对抗资本逻辑的理论资源,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交流只能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中找到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人反思和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最优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直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是却有反抗强权、压迫、专制的理论传统,特别是有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无疑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的互动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只有积极实践后果的理想过程,我们也必须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是惨痛的教训。中国悠久的封建传统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沾染封建专制思想的毒菌,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艰难和危机要求理论的统一性、齐一性,也有可能助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被弱化,而教条式的理解、实用主义、机械主义的套用乃至不同程度的曲解,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它虽然力求使哲学世界化、人民化,但却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教育水平极大提高的条件下才能成
为现实。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教育中,一方面同时宣传普及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的科学知识和文明观念,另一方面也难以避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我国的学院化哲学、论坛哲学突破了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束缚,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理、道理及其政治含义有了更充分的理解,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选择各派哲学的积极成果,尝试创造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我们是否渴望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在拒绝了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幸福模式之后,我们如何在小康生活水平上努力实现马克思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提问,有可能是评判、选择中、西、马各种哲学的有效视域。
首先,必须对传统教科书哲学进行改革,此项工作虽已历时多年,其中如高清海先生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高校的哲学原理教学大致依然如故。我们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能有较大的进展。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是它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生活,它不能促进反而阻碍人们获得健康、真实、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它不是以有限理性的人的眼光看世界,而是以所谓“神目观”构造世界,它让人成为神,而又让“客观规律”的自然之神主宰人。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它在哲学原则上基本是前康德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要受到西方哲学背景学者的轻视和嘲笑。
其次,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感受追求我们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就不能期待西方哲学给出现成的答案或拯救之道。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确实面对许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但对这些全球问题的感受和解决方式却很难有“普世伦理”或“重叠共识”。各种哲学的对话、信仰的对话是必要的,目的是增加理解、扩展视野,却不能接受某种惟一的哲学、宗教或其他世界观理论。套用阿多诺和利奥塔的说法,如果只有一种惟一的哲学,它必是恐怖的形而上学或死亡哲学。
最后,追求我们自己的平凡、真实和快乐的生活,需要从自己的思想传统中汲取智慧,但更需要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无情批判。汉、唐盛世之后,中国人可能没有多少真正快乐的日子。其中泛伦理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禁锢负有一定责任。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外行,我曾提出海德格尔式的中国哲学史解读,即回到尚未被伦理规范僵死化的思想源头,寻找我们自己文化最初的鲜活的生命感受和存在经验,找回民族思想的活力。
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