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进步是明显的,但是，创新能力的不足却更引 人注目。从我所在的浙江大学来看，这些年极少 遇到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并且愿意献身于学术 研究的研究生。由此可以想象其毕业论文或研 究成果的创新性如何了。当人们讨论我国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状况时，其实内心已经有 了答案并且多半是否定性的，至少提问本身就 是对创新能力的质疑。所以，问题讨论的重心 就转变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创新能 力的原因何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应该怎么 办这样一些问题。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足之表现 是多方面的，择要而言，其一，无论是经济学， 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中都没有提供作为理 论基础的概念，没有提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概 念，并藉此同国际学术界作真正的、平等的对 话。其二，思想的匮乏。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主 要的表现就在于提出新思想，提出对社会的新 现象、新趋势有解释力的思想，提出有益于中国 “五位一体”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令人 遗憾的是，在这张成绩单上，我们的得分少得 可怜。其三，无法为人类社会大转型过程提供整 合性的新的价值取向。当前全球秩序建构的指 导理念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 这是一个受美国支配、西欧推动的秩序。如今， 这个秩序面临着诸多难题与危机，这也为包括 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崛起带来契机。机邁在 前，我们却因为缺乏为世界的整合提供理论与 价值资源的能力,而使机遇变成了挑战。其四， 缺乏社会影响力，不能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学 者们的自言自语，不能引起社会共鸣，有些甚至 受到社会的嘲笑、挖苦,不少所谓的“名专家” 被网民誉为“砖家”。社会上充斥着缺乏现实基 础、缺乏严密逻辑论证而旨在引起社会关注的 极端的观点或思想。政策解读与建言代替了理 论解释和构建，并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学校、研 究机构的重视，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学术创 新能力的缺乏。
科研创新能力不足的诸多因素
“把中国学者的脑子关进了笼子里”的因 素有近的，有远的，有历史文化的，也有现实生 活的。
应试教育导致的想象力和学术兴趣匮乏。
我们年轻一代学者多半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 来的。从小学、中学一路考到大学，总算走过了 异常艰辛却非走不可的应试之路。大学毕业后 如果想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还得接着考 试，过分数关。如此一路走过来，学生的想象力 所剩无几，而对学术的兴趣也荡然无存。年长 的学者虽然没有受应试教育之害，却受到另一种 “应试”的束缚，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式。 比如，在学术论文中言必称马列，提出学术观点 往往要在马列经典中寻找依据。由此,新老学人 的创新能力可想而知。
方法上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20世 纪80年代初，我进入大学念书时，社会科学研 究没有多少定量方面的训练，也缺乏规范的训 练。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西方社会科学中实 证、定量研究的作品不断被译成中文出版，加 之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系统训练的高校教师队 伍不断壮大，定量研究方法在髙校社会科学教 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我身边的年轻学者普遍 能够熟练地掌握定量研究方法，这是好事，但 也存在着为定量而定量、唯定量是举的趋势， 就是在这种玩“数据”、玩“量化技术”的风气 下，我们对学术创新尤其是理论创新的追求逐 渐消减了。
高校考评体系和教育部门的评价体系注重量而轻视质。这种情况早已被群起而攻之，问 题在于，至今仍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尽管 情况较为复杂，但核心的因素还在于这些注重 量即我们戏称为“数鸡蛋”的评价体系与学者 个人的利益（例如职称、级别、奖励）牢牢地捆 绑在一起，导致学者无法真正投身于学术创新 中，而只能做“短平快”的事，因而都成为排球 中的“快攻手”。
权力干预学术。正常的学术争论和探讨却 往往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上升到大是大非的 高度，并且多因某种权力干预而结束。这就使 一些学者不敢“大胆设想”，进行理论、学术 的创新性探索。与此同时，‘‘权力大就学术成 就高”也成为学术界的通则。由此产生出这样 一些聪明人:年青时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成果， 然后开始谋取官位，获得官位后利用手中能够 掌握的学术资源，摇身变为“大学问家”，即从 “学而优则仕”再到“仕而学则优”。这条通则 实际上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此外，有些 “研究计划”、“学科发展规划”、“攻关项目” 或所谓的“创新团队”也正是权力干预学术的 表现。
人情与利益妨碍学术创新。由于人情或利益的存在，使得教授不能完全站在学术立场，本 着公正的态度评价学术问题。从各大学的职称 评审以及各类社科奖项、各类基金的评选评审， 不难看出人情或利益的强大力量。这种不良风 气的影响很大，对于弱势的年轻学者群体影响 尤甚。依我个人的经历，相比较而言，海外学者 更能够公正地做到以学术评价学术。这并非说 国内学者做不到，只是他们更容易受到人情的 干扰。所以说,学术创新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 少一点人情,就可能多一点创新;少一些利益的 附着，多鼓励一点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就可能 多一点创造。
消除学术研究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修养，力戒 浮躁，潜心研究，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研究 工作，认真考虑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效果，努 力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因 此，夯实自身学术基础，拓展学术视野，创新研 究方法，树立优良的学风，这些都是必需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缺乏学术创新的板子只打在 学者个人身上，否则会错失改变这个局面的方向与重心。在我看来，如何改善学术研究环境 应该成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 思考面。从大的方面讲，需要将权力与学术适 当分开，权力归权力，学术归学术。需要营造出 学者无意于官位的谋取，而为官者也不想染指 学术，更不想以学者自居的氛围。当然，道理 大家都清楚，做起来却很难，问题的根源在于 权力而非学术。另外就是学术自主性与自治问 题。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体制本身。当前，高校去 行政化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体制创 新的前提。
学术研究说到底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人， 这涉及人才甄別和激励机制。公正、公平而又 不失人性化的评价机制，一方面可真正筛选出 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可激励这些人才 从事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其次是钱，即科研经 费，这涉及科学研究基金。目前无论是国家社科 基金还是教育部或各地方的社科基金，申请和 评估都存在问题。如果说这些年我们在哲学社 会科学方面还有一些创新性的成果，那么其中 有多少是与社科基金的资助有关呢？但现在学 校在职称评审、科研成果奖励方面，将基金等 级化，这显然是行政化逻辑使然。难怪一位国 内学者曾经告诉我，学校提醒他，你这么大名声 的学者应该为学校作贡献。言外之意，尽管他名 声大，但他既没有申请过国家社科基金，也没有 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因此学校没有得到 什么实惠。然而，我一直认为他是真正有学问的 人，甚至强过那些拿过无数基金并在权威刊物 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的人。由此可见，只有彻底改 变现行社科基金体制，才能将纳税人的钱真正 转化为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既艰难又复 杂，涉及学术内外，很多方面超出学术界能解决 的范围。问题表现在学术上，但根源却在体制和 社会中。
本文作者：郎友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