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KarlR.Popper)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非常广泛。然而，笔者却发现，人们对波普思想最初引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历史，却普遍存在着想当然的而且是错误的认识。比如，波普的思想最初是什么时候译介进入中国的?它最初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是哪个领域?最初引入其思想的作用是什么?国内学术界最初关注的是其思想的哪个部分?通过笔者的考证，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都是不确切，多数都是错误的。这些史实的错误，导致的是对于波普哲学进入中国的历史的种种误断。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文献证据，澄清史实，理清这一段历史。
1.波普哲学引介工作始于“文革”之前并以西方哲学领域的被批对象出现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波普哲学或者其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始于“文革”之后。就是近几年出现的中国学者研究波普的专著，仍然还在重复类似的错误。但这却是以讹传讹与“想当然尔”的结果。
纪树立于1987年指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开始，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也涌进了他(波普）的科学哲学”。道朗在1994也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科学技术源源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著作被陆续译成中文……在这股新'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波普尔的学术著作和科学思想占据着突出的地位”。王晓林1998年也有雷同于纪树立先前的叙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涌进了波普尔的思想”。王兵指出，“自然辩证法是最先引进波普尔哲学的学科”，证据就是“1980年1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主办了关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学术研讨会，会后还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认为自然辩证法是最早引进波普尔哲学的学科的说法很模糊。尽管《自然辩证法通讯》是较早介绍波普哲学的国内学术刊物，1980和1981两年中，一共有3篇波普研究的文稿发表。但把波普哲学纳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却是迟至1989年的事情。
《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是第一部被广泛使用的自然辩证法教科书，建立了第一个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容的理论框架，成为后来者建构该学科教材体系的范本。该书于1979年出版，一直到1981年的第三次印刷，内容都还没有出现波普哲学。直到1989年，由国家教委政治思想教育司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才将波普哲学纳入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内容之中，而此时波普哲学在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盛行高潮却已经开始进入衰退期了。
实际上，“波普”这个名字早在1960年代初期便在中国出现。1962年出版的《哲学译丛》第5—6期合刊本中，刊载了美国学者珀姆（DavidBohm)的一篇文章，文中就引用了波普著名的“证伪主义”观点:“虽然一个自称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假设不能被无论怎样多的确证证明，但它能被一项反证驳倒”。这短短数言成为波普及其“证伪主义”在中国出现的滥觞。
继1962年珀姆文章的汉译之后，波普的再度登场就是他本人的著作的译文了。1964年4月《哲学研究》编辑部以“内部读物”形式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选编。书中“……选录了一些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其中汤侠生根据1952年原著版本翻译了波普著名的捍卫自由主义的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部分内容，选择了原著第二卷《马克思的方法》中的第13章“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和第14章“社会学的自律性”，不过没有译出原著的注释。该书的目的非常明显，是在当时政治气候制约下为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而出版的。
接着，该年8月，署名翼升的译者在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中，节译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5章结论的部分内容。这是原著结论的3、4两节，内容是波普对其反对历史决定论观点的总结。
至于波普科学哲学思想的引入，也始于“文革”之前，这一点我将在本文第3节述及。
2.批判理性主义者被误置于逻辑实证论阵营
波普的作品一开始汉译就被作为“批判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参考资料”，这与196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有关。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几乎所有现代西方哲学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应该予以批判和打倒。当时的西方哲学是反动思想，无法有正常的研究环境，最多就是以提供反面教材的方式出现，文献〔5〕和〔6〕就是这样的作品。
文献〔5〕选了30篇西方哲学家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流派选择的重点是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等当时西方流行的思想流派也涉及了，但是并未进行分类，其中西方最重要的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海德格（M.Heidegger)和波普各有一篇作品被选编入书。
洪谦在文献〔6〕中也选录了这些当时西方比较重要的哲学流派作品节译，他比较明确地把他们分为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四个流派。在该书中，选译波普的篇章被放在“逻辑实证论”里。洪谦指出:“在这四个流派中，实用主义在旧中国流传甚广，遗毒甚深;逻辑实证论、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虽然过去在我国没有怎样流行，但是在当前西方资产哲学界影响甚大，在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中起着极其反动的作用，因此这部选辑也把他们列为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几件事:第一，当时把西方哲学都当作唯物主义对立面的反动思想;第二，实用主义是50年代批判的重点，到了60年代批判面已经扩及到几乎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第三，在当时，除了实用主义外，其他三个流派其实并不为中国学界所熟悉。
波普思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中国这个误会持续更久。事实上，这两者的思想和主张是有区别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波普的科学方法论否定归纳，逻辑实证主义肯定归纳;波普的科学理论主张“证伪”，逻辑实证主义主张“证实”。早期连师从逻辑实证主义重要学者石里克，曾经是维也纳学圈(Viennacircle)成员的洪谦与当时的许多英美哲学家一样都曾误解了波普的哲学，洪谦对波普的误读到1980年代由于从国外得到新的资料，新出版的著作中才不再将波普列入逻辑实证主义者之列（见其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前言)。西方对波普的误解在1960年之后便渐渐澄清，但中国哲学界那时起和西方长期隔绝，哲学研究的范式来自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完全不了解西方研究的真正状况。1950—1960年代期间，中国哲学界一边倒地以苏联为师，因循苏联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招致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到198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还将错就错地沿用旧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界一个极大的遗憾。
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的重点是认识论而非政治哲学，而文献〔6〕所选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所论及的则是作者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政治哲学。凭其政治哲学观点将其在认识论阵营中归类，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3.被先入之见肢解了的破碎的波普
这种阵营的误置源自当时至今的一种所谓惟一“正确的”研究进路，那就是，不论是否了解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现象，都要先验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之。其实，在不了解对象的情况下就先验地做出判断，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治学态度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一个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来说，特别要紧的是，在利用一些著作的时候，对这些著作，要学会按照著作的原样去进行研读，并且特别要紧的是，不把著作原来没有的东西夹插进去”。
与恩格斯的治学态度类似，罗素说过一段名言：“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惟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文革”结束以前的波普研究既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也不符合研究哲学家的一般学术原则。这种错误的研究方式，导致的是根据论者的只言片语确定理论上的敌人，然后只选择敌对言论或者看上去敌对的言论，而不了解其整个思想体系，将其作为当然的反面教材搁置起来，就算完成了批判的任务。这样展现的波普，当然是被肢解了的破碎的波普。
波普的思想体系庞大且繁杂。但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以贯之的概念是否证。不了解“证伪主义”也就无从真正了解波普的哲学。
在有限的文献里，我们还无法肯定地说，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学者是不是已经真正注意到波普的“证伪”思想的重要性。但是1965年“文革”风雨欲来的前夕，李德齐摘译的波普最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猜想与反驳》中关于讨论证伪和科学划界问题的部分，应该是波普哲学最重要的核心思想传入中国的伊始。他根据1963年版的《猜想与反驳》，译出6章里的第2章“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第3章“卡尔纳普对于无意义性的第一个理论”。主要内容是讨论科学理论的特点乃在于其可反驳性。
接着在1966年，李德齐又摘译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序言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的内容，发表在《哲学译丛》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的言论专号》^0〕依该刊“编者说明”指出，发表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的意识形态的反动本质和欺骗手法，就必须首先揭露现代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以及关于自由、平等等问题的谬论”（见哲学译丛编辑部的“编者说明”),其性质与两部《选辑》一样。
“文革”之前有关波普的文献很少。波普本人的作品，就是文献〔5〕、〔6〕、〔9〕、〔10〕这4篇而已。就整体而言，这样的工作所呈现的只是波普思想的片断，并没有任何研究甚至初步的评析。既然是反面教材，那就有一个在理解了波普之后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待这些片断思想的任务。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样的工作。
4.从政治哲学到科学哲学而非从科学哲学到政治哲学
多数学者误认为波普哲学进入中国是由自然科学哲学(证伪主义)而政治哲学(开放社会理论)的。卢风就说，“波普思想中最早引起我国学术界重视的是他证伪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在西方他却因《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面世而赢得名声”〔u〕。这样的叙述只说明了部分事实，并不能做最后的论断。最少从“文革”前的几篇文献看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作品中最早被部分翻译引介进中国来的。
当然，波普的证伪主义确实是1980年代波普热时期被讨论的最多的话题。但是，几乎没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有波普署名的著作并不是其科学方法论著作，而是与1970年代美国新左派主将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Marcus)合著的《革命还是改良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书。这可能是波普研究作品在中国的第一部汉译本。
与其说《革命还是改良》是一本“书'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影像文字纪录”来得精确。1969年德国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以拟定好的问题分别走访了代表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库塞，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波普，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对谈，让当时的左右争论以影像呈现在电视台播映。
当时马库塞和波普虚拟对谈的节目文字版于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以德文出版，美国新大学出版社则在1976年译成英文出版。汉语版是1979年译出的，根据的底本是美国的英文版。
《革命还是改良》中译本没有被中国学界特别注意到，可能是因为对于波普的思想还不熟悉，很难只由他对政治社会的自由主义观点看出他的思想出色之处。这样的推论可以根据当波普科学哲学思想被广泛引介后，其社会改革和政治主张的科学理论基础被完全彰显和展示，其政治社会理论才可能被充分了解来做理解。对波普而言，他的理论思想是由科学而社会。在西方，波普哲学的传播也有类似于中国的过程。虽然他主张取消归纳逻辑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德文版在1934年就已经出版，使当时只是一位中学教师的波普置身于第一流哲学家行列，可是这本书直到1959年英译本出版以前却还只有非常少的人读过它。他在西方一举成名的作品其实还是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始的，只不过由于波普的政治哲学观点鲜明，符合当时西方政治的主流意识，所以他的哲学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和尊重，并提供了良好和完整的研究素材，因此研究比较蓬勃。这和中国环境下对其哲学思想全面研究展开有困难，研究的时间历程拖得比较长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无论如何，波普的证伪主义被充分研究后，他的开放社会主张才有被研究讨论的基础。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波普也许因为政治社会哲学而被注意，但要对他的思想根源进行追溯，肯定得回头去寻找其科学哲学的根源。因此，1979年起，除了学术刊物开始广泛介绍波普的科学哲学外，整部著作的译介和著作也开始出版。波普的自传《无穷的探索一思想自传》于1984年出版，这是第一本清晰概述波普思想的汉译原典。其科学研究认识论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与方法论的《猜想与反驳一科学知识的增长》紧接着在1986年翻译出版。基本上，这两部波普学术生涯中重要的科学研究姊妹作已经把他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所要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以及否证方法论等主张介绍完整了。
5.结论
从“文革”前到“文革”结束初期有关波普研究的文献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波普的哲学是从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个误解。最少，以“波普哲学在1980年代大量传入”的说法替代是比较精确的。
在研究的理路上，一般以为波普研究在中国是由自然科学哲学而政治社会哲学的方向也是不确切的。文献证据至少显示，波普哲学被引入中国之初，他的政治社会哲学被重视的程度超过了其自然科学哲学。
虽然有少数学者曾经比较精确地指出一些波普研究在中国的实际状况，如沈亚生曾提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起步之初，中国学界对于波普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基本是前苏联式的，那时主要把波普尔看成哲学基础上反科学的证伪主义与社会历史观上反对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这样的说法似乎也指出波普研究的起点比现在一般理解的早，但却没有说明文献的根据。
至于在初期的译介起步中，有学者把波普归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少数学者如邱仁宗早在1980年中国第一次西方科学哲学研讨会中就指出了这个错误，但是后来这样的归类还是流行了一阵子。
波普哲学研究在中国虽然曾经是个热点，可是由于一些错误的基础造成正确理解的阻碍。因此，在梳理波普哲学在中国流传的轨迹多做一点考据的努力，对于比较逼近波普哲学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可能将会有更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