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现代化，是西藏近现代史的重要线索。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三大层面，涉及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领域，是一个系统化、历时态的社会进程。目前，学界亦有不少民国时期西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但多限于政治关系、经济活动及十三世达赖新政等内容，多属史料发掘与整理，缺乏对史料作综合归类，更缺乏从文化史、制度史角度进行分析。
本文从文化史、制度史出发，首次全面从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与政治等方面，清理了民国时期西藏上层及有识之士对西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冀能对当前的西藏现代化带来有益启示。
一、西藏地方现代化探索的背景与概况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面对内忧外患，清朝中央政府于1901年正式颁行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政，并推向全国。1906年至1011年，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在西藏亦推行新政。这是西藏现代化的先声。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暂时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这期间，虽有中央派员入藏为十三达赖去逝致祭、主持十四达赖坐床典礼、设立驻藏办事机构，但西藏地方处于自治时期，也是其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时期。受英印政府及国内现代化势潮的影响，以清末张荫棠、联豫的新政为基础，在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十三世达赖于1912年开始推行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政。达赖去逝后，西藏先后进入热振摄政（1934-1940）、大扎摄政（1941-1950）时期，有识之士继续了现代化探索之路。这些探索主要有：十三世达赖新政、擦绒为首的军人申愿风波、龙厦为首的“求幸福者同盟”改革运动、邦达饶嘎等人的“西藏革命党”事件、达扎摄政创办英文学校、根敦群培的人文思想与宗教世俗化思想、平措旺杰等人发起的“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等。
二、十三世达赖对经济现代化的探索
在达赖喇嘛的新政措施中，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措施有实行工业化生产、开发电力能源、建设现代公路交通、邮政电讯、开展对外商品贸易、实行现代金融措施等。
在现代金融业上，为解决西藏地方财政困难，抵制英印卢比对西藏货币市场的入侵，加强噶厦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十三世达赖根据当年张荫棠的设想，于1912年下令成立银行（欧康），重新启用扎什造币厂；后又建立梅吉（me skyid）、罗堆（nor stord）、多带（dog bde）等造币厂。同年还派两名官员去印度考察纸币印刷，并开始生产纸币。纸币分为5两、10两、15两、25两、50两等五种面值，颜色为绿、黄、紫、红、蓝等单色，易仿制。噶厦先后发行过“雪冈”、“启节”、“敦阿”、“新雪冈”、“桑松敦母”、“桑冈雪阿”等不同种类的货币，[1]但由于对金融管理并不在行，货币发行调控、币种设置、汇率管理等方面皆处于落后状态，加上西藏经济孱弱，未能打击英印卢比在西藏的影响，反而促使通货膨胀，藏币严重贬值，经济一片混乱。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才由中央人民政府出面解决。[2]
在现代电力能源的开发上，1925年让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强俄巴·仁增多吉主持在罗布林卡东面修建小型水力发电站。1927年开始发电，“点燃了西藏的第一盏电灯”[3]。由于上层僧众与贵族拒绝用电照明，所发电力仅供罗布林卡及造币厂使用。该电机厂，是西藏第一个有现代机器的工厂。但由于设备陈旧，缺乏养护，磨损过大，1945年后报废。
在现代邮政通讯建设上，1918年建立邮电局，由五品僧俗官员各一人主管。1925年，达赖又令嘎厦成立邮政局，让曾留学英国的基普（后为邮政局局长）负责架设了从拉萨到江孜的通讯电线；由于得不到当局嘉奖，基普不久辞职而去。[4] 同年，在拉萨设立电报局，任命留印归来、通晓外语及收发报业务的僧官孜仲·曲丹丹达为局长。[5] 40年代，美、英两国曾赠给噶厦发报机与接收机，却没有操作这些设备的通讯人才。
在现代矿业发展上，十三世达赖支持在英学过矿务工程的僧人门冲·钦热贡桑在拉萨北部寻找金矿，运用新式机器来采矿。因为在矿地挖出一只蛤蟆，僧人们认为是不祥之兆，反对开矿。钦热贡桑努力无果，心灰意冷，退隐寺院。之后，噶厦还是遵照达赖指示，要求各宗谿寻找矿石，但工业化开采仍未进行。
三、十三世达赖对军事现代化的探索
十三世达赖经历了英军对西藏的两次入侵，并有两次逃离拉萨的经历，很注重军事现代化。1912年拉萨动乱事件后，驻藏清军与新任命的民国官员皆被迫离开西藏，西藏本地军队力量单薄。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在英国的支持下着手军事现代化改革。
一是建立现代化军事管理机构，扩充军队。1914年成立藏军司令部（马基康），下设军械局（扎康）、供应局（颇康）、训练局（洛局康）；1922年设立军饷局，筹集严重不足的军费。此外还逐渐扩军。1913年时只有3000人，到西姆拉会议时扩充到16000人。[6]
二是效法西法练兵。1913年开始聘请在西藏寺院中“修行”的日、俄“僧人”，改造藏军训练方法；还派年轻人到英国、印度学军事技术，这占留学人数的大半。敦卡尔瓦·索朗贡布是第一个接受外国军事训练的藏族人，回藏后曾雄心勃勃想要在拉萨以现代方法，训练藏军。但噶厦只派他到康藏、川藏边界做低级军官。他认为，训练军队和购买子弹的钱太少，新的训练方法又被上官阻制。因不得志，不久抑郁而死。但留学或在江孜受训的新型军官，还是为藏军带来了新变化。1932年，十三世达赖的侍从土登贡培组建了一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第十四代本团。十三达赖喇嘛去逝后自动解散。
三是引进现代新式武器。噶厦曾多次向英国购置机枪、大炮等新式武器；任用克什米尔军械制造技师额斯乌拉，在拉萨北郊重开扎什军械厂，生产枪支弹药。后因噶厦财力空乏，改成造币厂和印刷厂。
军事现代化让大部分藏军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出现了西方化，也训练出了军队特有的团队精神。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藏初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军队。[7]这些军队与现代化武器，主要用于康藏、青藏边界与刘文辉、马步芳等国内地方势力的混战中。[8]
大肆军事现代化，改变了噶厦主要开支用于宗教的传统格局；军事
支出不断膨胀，到了嘎厦财政难以维系的地步。腐败的行政与军队管理体制，旧势力集团对新兴军人集团的排挤，并没有让现代化装备的藏军产生优秀的战斗力。在1950年的昌都战役中，藏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很快被人民解放军击溃。[9]
四、西藏地方政府对教育现代化的探索
十三世达赖喇嘛很早就意识到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对西藏发展的重要性，他主要采取了以下现代教育措施：
一是选派亲信或贵族子弟赴内地求学或国外留学。在日本人寺本婉雅、英国人查尔斯·贝尔等人的建议下，1912年，他让侍从擦珠·洛桑益西到日本留学；同年，他又亲自选派中层贵族子弟门冲·钦热贡桑、吉普·罗布旺堆、强俄巴·仁增多吉、郭卡尔瓦·索朗贡布等一僧三俗到英国伦敦等地留学，分别学习军事、机电工程、电讯、采矿工程等专业。1913年1月，俄籍僧官德尔智“代表西藏”第七次赴俄时，带去了15名西藏青年，在俄国接受教育。1915年12月，达赖喇嘛又派桑颇·班丹曲旺、定恰·多吉坚赞、吉普·索朗旺杰、罗杰事囊巴·索朗多吉等人和部分藏兵到印度学习火炮和机枪的使用知识；1921年，派堪穹宇拉顿珠旺杰、孜仲强巴曲旺等人到北京学习汉语；同年11月，派雪仲素雪巴到大吉岭学习电话线架设技术；派孜本责如钦热俄珠、僧官学校的却丹旦达、更登热杰等人去印度学外语。[10] 1924年，“派4名军官和20名士兵到印度接受使用山炮的训练，另外12名士兵被训练成军械师”。[11] 同年2月，达赖喇嘛指派信使强巴·托梅（jamba togmat），安排四位年轻僧人经库伦去苏联莫斯科学习生产枪支弹药的技术。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军事班。“在以后几年，更多西藏留学生来到莫斯科及列宁格勒。”[12]
留学生多数在日本、印度、英国、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在西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作用，在保守势力的打击下，很快就消弱了。后因出现了以回国公派留学生发起的“擦绒事件”，公派留学寥寥乏继。达赖去逝后，噶厦再没有公派过留学生。但由于西化风气日盛，私人留学却在贵族与富人中兴盛起来。留学地点多在印度，留学目的多为自家的商贸事业。自费留学生中亦有少量优秀者，如一心为西藏现代化而奋斗的扎西次仁，后来成为一位教育家。
二是成立贵族学校。官办学校主要有三种，孜康、孜洛扎、藏医学校。1918年，达赖指令嘎厦在拉萨成立培养俗官的专科学校，学校由财政局（仔康）管理。
十三世达赖还提倡“终身教育”、“公平教育”的现代教育。[13] 1918年前后，达赖提出在各地兴办小学；规定入学不分贵贱，教师工资由政府承担。由于经费不足，有的宗（县）兴办的学校不久就宣告停办。
1923年，嘎厦在江孜办了一所面向贵族的藏英文学校，聘请印度教育局职员任校长兼教务，学校讲授藏文、英文和其它现代知识。三年后，学校因三大寺的反对和经费问题而停办。1944年，因需要有受过训练的专门人员来操作无线电台、水电厂和其它现代设备，达扎摄政批准嘎厦再次开办一所英文学校，将藏式教育与英式教育结合起来。共招收学员43名，但没有一名僧官的亲戚。开学三周后，寺院集团以派僧兵虐待学生相要挟，噶厦不得不关闭了这所学校。
五、根敦群培对现代人文思想的探索
西藏现代思想文化的探索者与传播者是格鲁派僧人根敦群培（Dge vdun chos vphel，1903-1951）。他曾游学印度12年，在现代思想文化诸多领域，如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伦理、医学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
根敦群培首先提倡现代藏学学风。在宗教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西藏社会，历史、文学、艺术，乃至医学、天文、地理类书籍，都充满了神性色彩与奇迹。更敦群培在国外现代学术风尚的影响下，开创了具有理性和科学色彩的现代藏学，他首次采用朴实的文风，运用实证、语言学和田野等学术方法，客观研究藏区和藏族。
根敦群培在西藏传播了现代人文主义。根敦群培深受现代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用人本文化代替佛本文化，用人的理智分析代替盲目信仰；主张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社会变革，反对分裂；强调以怀疑、批判精神，研究西藏的文化与传统经典；敢于否定权威成说。“他还赞成进行土地和法律改革，主张实行民主政治。”[14]] 这些人本思想是对藏族传统的认识论、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反叛，为思想沉闷的西藏吹入了自由之风。
根敦群培宣扬宗教世俗化。根敦群培首先倡导教派平等、僧众平等、文化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他赞成给喇嘛僧众发放薪俸而不赐予庄园份地，要求喇嘛专心修习佛法而不要去经商。”[15]在闻、思、修，讲、辩、著以及对待佛、法、僧的态度方面，他都与传统的藏传佛教信徒有显著区别，其宗教言行带有世俗化色彩。
根敦群培最终成为新世纪的“精神早产儿”。 他这些离经判道的思想与行为受得传统势力的敌视。“西藏地方政府隐隐感到威胁，他们对任何有进步意义的事物都很敏感，对共产主义思想则视为毒蛇猛兽，偏巧根敦群培却不断地表现出他希望社会出现变革。”[16] 1946年，他由印度回拉萨不久即被噶厦投入监狱，1951年病逝。他对西藏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深远。
六、西藏精英人士对政治体制现代化的探索
任何时代，首先觉醒的是精英。政治改革，是指对国家政权体制、执政形式、法律制度的改革。达赖喇嘛虽然在行政管理、部门设置上作了调整与修改，如废除噶伦世袭制、设置警察局等，但并未触及传统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民国时期，西藏发生的三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探索，都胎死腹中；一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探索，迎来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
第一次政治改革探索是1924年新兴的军人集团意欲发起政治请愿。其领袖人物为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Tsarong，1888-1959），其成员多有国外留学背景。他们剪短头发，西装革履，喝甜茶、握手、打网球、篮球；主张西藏现代化。事情的过程是：藏军司令擦绒与诸军官秘密聚会，商议上书噶厦，准备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求允许武官派代表参加西藏政教
重大会议；二是军方军事审判无需请求噶厦，由藏军司令部自行决定；并制定盟约。“其宗旨是剥夺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17] 有人将此事密报给十三世达赖。所有参与此事的军官都被免职，擦绒的藏军司令官、噶伦职务也先后被免。
第二次政治改革探索由龙厦为首的“求幸福者同盟”意欲发起政治请愿。龙厦（Lung shr ，1881-1940）曾是西藏首派公费赴英留学领队，对英国世袭的君主立宪制很熟悉。归国后，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性组织“吉求贡吞”（skyid phyogs kun mthun，即“求幸福者同盟”）。龙厦因建军粮局有功，得达赖赏识。[18] 1929年，他接任藏军总司令。1934年5月，龙厦联络八十余名僧官和二十余名俗官，签名画押，加入“求幸福者同盟”组织。又秘密开过一系列会议，订立盟约；后秘密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准备上书摄政与噶厦。请愿内容为：废除噶伦终身制，改为四年任期制；噶伦须由西藏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责噶厦工作不力；首席噶伦赤门独断专行，办事不公；主张贤者在位，不得卖官鬻爵。请愿目的是：“改革西藏政治”，“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某种程度改良”，“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19] 这次温和的民主改革设想比擦绒更先进了一步。后由于被内部分裂者告密、诬陷，龙厦遭到诱捕，被剜眼、入狱、革职抄家。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多被革职、流放。
直到1939年，身为平民、双目失眠的龙厦仍不忘西藏的发展，他让家人联络入藏的中央大员吴忠信，希望中央以西藏为中国之领土，解决藏事，不容再缓。
第三次政治现代化探索是“西藏革命党”事件。鉴于两次和平式请愿式的民主改革活动的失败，西藏精英人士意识到：只有革命，才能引导西藏进入现代化进程。“西藏革命党”就是由这样的一批人士组成的。主要成员包括邦达饶嘎（Bangda rab dgav）、江洛金·索朗杰布、土登贡培、根敦群培等。邦达饶嘎曾将孙中山的一些主要著作译成藏文。他于1934年参与了邦达多吉在西康发起的反对嘎厦政权的武装斗争。1939年“西藏革命党”在印度噶伦堡成立。其行动纲领是：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在一切行动和言论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尽最大努力将西藏从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西藏革命党”的成员较多，多数为西藏中下层阶官员、商贾、学者和一般民众。该党主要在印度噶伦堡、大吉岭一带活动。在其活动期间还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关于西藏的情报，报告涉及到西藏内部政治斗争、宗教、军事、地理、交通、经济、对外关系等内容。1946年6月，革命党人的活动引起印度警方的怀疑，遭到查抄。英印当局与噶厦联合扑灭了这一新兴的革命火种。
第四次政治现代化探索是由平措旺杰（Phuntsok Wangyal）等人发起。这是一次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政治现代化探索。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平措旺杰从康区到拉萨，成立“雪域藏族共产主义小组”，并联系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组建了“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酝酿在西藏进行一场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立新型民主政治体制的革命运动。平措旺杰在藏族历史上第一次将马列等革命进步书刊运到拉萨；与同仁们一起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革命歌曲译成藏语传唱；他们秘密劝说噶厦上层官员认清国内外形势，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政体改良；还向噶厦上书请愿，要求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改革。噶厦对此置若罔闻。由于保守势力强大，他们的活动没有取得明显效果。1951年他们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进藏。
七、总结
民国时期，以十三世达赖为代表的西藏社会精英发起的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改革，虽有英俄日等国支持，有贵族、商人与开明的知识分子等阶层的努力，但都失败了。
十三世达赖晚年逐渐意识到，依靠英俄等国和弱小的西藏内部力量，很难改变西藏落后的局面。他多次表明“倾心内向”的愿望，希望重新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20]他曾两次接受民国政府入藏的特派专员；1930年在南京设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1931年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提出“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21]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在《喇嘛王朝的覆灭》中说：“寺院集团在嘎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每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22]其实，保守的专制政体是西藏现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
【 参 考 文 献 】
[1]肖怀远：《半殖民地时期的西藏货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肖怀远：《西藏地方货币史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10][20] 喜饶尼玛：《现代藏事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101、118-119页。
[4]麦克唐纳著，孙梅生、黄次书译：《旅藏二十年》，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第193页。
[5]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6]秦永章：《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7][14][15][17][22]（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西藏现代史（1913-951）——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90、446、446、134、714页。
[8]强俄巴·次央：《浅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措施》，《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9]王贵：《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次战役——昌都战役》，《军事历史》2007年第1期。
[11]H.E.Richardson，High Peaks，Pure Earth，Serindia Publications，1998.P557.
[12]（俄）亚历山大·安德列耶夫著，李登贵译：《布尔什维克在西藏的秘密外交》，《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13]罗布、田丽：《浅析十三世达赖喇嘛教育改革》，《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4期。
[16]李有义：《九十自述》，载《李有义与藏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