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团关系是共青团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前党团关系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围绕党团早期关系问题出现了一些角度新颖、资料扎实、较有学术内涵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厘清历史真相，深化党团历史的研究，对于今日的党团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本文在归纳、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党团早期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
一、“团先于党诞生”的问题
党与团究竟谁先诞生的问题曾经是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早前出版的不少书籍报刊都认同“团先于党诞生”的说法。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6年出版的《中国党史大事年表》中称：“八月二十二日(指1920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十一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胡华、肖效钦发表在1979年2期《百科知识》上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也说：“1920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王连弟指出，所谓“团先于党诞生”的看法主要依据于两个方面：一是194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二是在党的早期从事建团工作的领导人和早期团员的回忆中，在国内外的历史著作和团的理论刊物上，也相继出现过“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说法。而这种看法1992年纪念建团七十周年时被纠正，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被确定为中国共青团成立的标志。也即意味着官方明确认定“党先于团诞生”。①
尽管如此，“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仍然不时被人提起和重申。如候宜岭在《建团以前团与党的关系初探》中称：“1920年产生的共青团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到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②又如李永春在2009年第2期《世纪桥》上的《关于1920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以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基础，1920年11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4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中央局书记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俞秀松担任。”在曹强、刘永生等人的硕士、博士论文中也仍旧认可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说法。
对此，郑洸等坚持主张“早期中共党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于1922年”。他们依据1921年3月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为召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来选派一位代表出席会议的邀请函判定：1921年3月，“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即还没有全国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他们还根据《少年(青年)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对中国青年团的批准和吸收指出，“即使我们自己宣称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当年如果青年共产国际未予正式承认，是不能算数的。保持与青年共产国际联系是一回事，正式加入成为它的正式成员则是另一回事，不要混淆两者的严格区别和界限。”根据以上材料，郑洸等认为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党应是先于团而诞生的。③
二、党团早期关系的发展、确定及其评价
关于党团早期关系的发展、确定，刘进喜在《论党团关系的确立》一文中把党团早期关系发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党团初建时期的相互信任的“协定”阶段，二是党团关系统一到共产国际纲领上的阶段，三是党团为克服“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而努力的阶段，四是党彻底改造共青团，党团关系最终确立阶段。即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作为党团关系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得到更加完善确立的标志。④郑长忠等对此取相同看法。
何丹丹认为，早期党团关系的确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党团不分阶段(1921年7月至1922年6月)。这一时期虽然召开了团的一大，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党团关系，团的组织和工作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存在党团不分的情况。第二阶段是党团关系逐渐统一到共产国际准则上的阶段(1927年7月至1923年5月)。党的二大以后，党团中央领导机构吸收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关系的原则，但未完全遵从团在政治上无条件服从党的原则，规定了团与党是“协定”的关系，而没有确定党与团之间真正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第三阶段是党团关系确立阶段(1923年6月至1923年8月)。1923年6月党的“三大”以及1923年8月团的“二大”用文本形式明确规定了党团组织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参加总的革命路线，同时在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她同时认为，团接受党的政治上的指导以后，党团的关系仍旧没有理顺。因为就当时各种文件的内容本身来讲，还存在着诸多相互矛盾及难以具体实施之条款。⑤刘永生对此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要全面地考察团与党的早年关系，就很有必要再分析这些决议的绩效问题。⑥
对党团早期关系发展评价方面，王连弟认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相互关系是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在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决议的基础上建立的。初创时期的党团关系从无到有，从不明确到比较明确，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主要表现在党帮助建团、团帮助建党;党团组织密切配合，共同开展工作;党派优秀干部领导团，团将优秀的团员输送给党。⑦黄金凤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组织之外，另设青年团独立存在，原意是为其臂助，发挥助手与后备军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共与青年团成立早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青年团产生了“第二党”的倾向。实际运作过程中，党团之间常为争夺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互不相让，时起纠纷。以致青年团重建后，中共干脆放弃青年团保持组织独立性这一传统，使青年团在政治与组织上完全从属于共产党。⑧
三、党团早期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者认为党团早期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团不分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刘雪芹认为，因为在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正式确定团与党的关系，所以在团的“二大”召开之前，党团不分的问题成为了党团中央之间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团员身份方面，兼职团员大量存在，对保持团组织的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在团员意识上，很多团员以为加入团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入中共，成为党员，从而忽视了团员的身份。虽然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员兼任团员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但是它导致了团的组织和工作的独立性不能够实现。另外，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而在党组织没有建立的地方，团在事实上也承担了不少党的工作，由此也加剧了党团不分的情况。⑨
党团不分，党团双轨制的存在，势必造成党团竞存。黄金凤认为，中共与青年团在创立初期，通过党建带团建、团建助党建，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但是，党团双轨并行，青年团在政策上绝对服从共产党，同时又要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是一个两难。青年团有自身发展的正常需要，过多地将优秀团员输送入党，势必影响其自身组织的发展。早期的团在组织、人才与工作方面往往强于党，在法理上却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二者的实际效能与其法理地位不相称，因此极易引发纠纷。由于党团双方工作范围、动员对象的一致性以及双方关系的模糊不清更加剧了彼此的竞争与矛盾。如在成员发展、干部调配等方面都存在矛盾与竞争。“五卅”后党团双方皆加快组织的发展，这种竞争与矛盾愈发激烈。她进一步指出，总体而言，党团关系在上层密切，在基层疏离，尤其是在支部，党团分立、党团纠纷层出不穷。党团下层的纠纷，不仅仅是由单纯的党团之争引发，很多时候往往夹杂了文化、职业、性别差异等其他矛盾。为了解决党团不分、党团矛盾的问题，限制青年团“第二党”化的倾向，中共作出了青年团的组织与工作青年化、逾龄团员输送入党的决定，并对团的职权与活动范围亦进行限制。然而，由于引发党团矛盾与纠纷的体制原因未得到根本解决，党团矛盾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直至1935年青年团被取消。⑧(P130-132)
郑长忠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党与团的中央在理顺党团关系上存在着共识，并不断做出努力，但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地方和基层，党团关系却一直未能理顺。具体体现为，在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着对青年团持“取消主义”的态度，在地方团组织中存在着青年团“先锋主义”倾向。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党团成员、任务、工作对象存在着同构性。二是共产党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经验上都不够丰富，整个政党还不够成熟。这就使党团关系在理论上和中央组织层面上可以理顺，而在实践中和地方层面上就很难清晰理顺，也就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奠定了客观基础，为共青团出现第二党倾向提供了客观条件。他认为，一直要到建国前党对团进行了彻底改造以后，党团关系才得以理顺：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二是在政治上团完全服从共产党领导;三是在工作任务上，团与党不再存在着同构性，有着明显的分工，明确了自己作为培养党的后备军的职责，在其他工作上只是起到助手的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之间的制度性衔接正式形成。⑩刘永生的研究则认为，党团早期关系不和谐的原因，与当时党团各级组织对中央文件执行不力有关，同时应充分考虑到团、党组织自身成长的客观规律和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复杂的客观环境。健康和谐的团、党关系的构建有待团、党组织自身的发育完善和各种外围条件的成熟。(11)
四、地方党团组织早期关系
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涉及到了地方党团组织早期关系的问题。其中，谢从戎分析了大革命时期福建党团关系发展情况，指出这一时期福建的党团关系经历了创建时期从胶着含混状态到明晰，土地革命初期从不协调到正常，受“左”倾错误干扰时期从党团合并到分离的三个阶段。由于经验不足和斗争环境恶劣而产生的党团非正常关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害;经不断整合，党领导下和谐的党团关系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12)
刘永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1920-1927年湖南党团关系发展的状况。他将1920-1927年湖南的团党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从1920年底至“马日事变”前，历时近七年，这个时期是湖南团党创建并大力发展各自组织的时期，也是湘区团党关系相对健康和谐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大致是自“马日事变”至1927年底，前后历时仅半年，这一时期是湖南团党组织由迅即“散伙”走向缓慢恢复，双方关系由完全断绝步入稀疏联系的时期。(11)(P122)
曹强的硕士论文《1921-1927年北京青年团组织研究》分析探讨了北京党团早期关系。他认为，北京党团组织早期关系发展与全国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独特之处。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全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而非工业城市。由于产业工人力量薄弱，因此建党之初，青年学生运动在北京党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内容，党团间的工作有很多重合和交叉之处，难免造成党团不分以及团的党化。因为党团关系不明确，导致党对团的帮助和指导不够，团干部对党的工作颇多微词。到1924年底，重建后的北京地方团组织对青年团的认识才逐渐明确，党团关系才有了明确的定位。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党团早期关系的认识，也相当程度地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13)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党团早期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专题上也有些新进展、新突破。主要表现在澄清了一些历史真相，弄清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有所拓展和加深。如从以往泛泛论述全国范围的党团关系，转向以区域为中心的党团关系研究，开展了对上海、北京、湖南、福建、江西等地早期党团关系、共青团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通 过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整合，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各地党团关系发展的特点、演变的规律。这样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一方面提升了党团关系历史研究的水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于党团早期关系及其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与理解。在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笔者认为，总体上看，党团早期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水平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一些研究的空白点需要填补，已有的研究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度思考与探讨。例如，从时间上看，现有研究成果对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的党团关系研究较多，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团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从空间上看，对上海、北京、福建等沿海地区党团关系研究较多，对内地尤其边疆地区的党团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对于青年共产国际在党团关系中的作用、不同地方党团关系发展的比较、党团关系演变与共青团的发展、党团关系与党的建设等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的研究都尚未深入展开。这些都是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做出努力的地方。
注释：
①王连弟.关于中国共青团的成立日期及其纪念日的考证[J].中国青年研究，1992, 6.
②候宜岭.建国以前青年团与党的关系初探[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3, 3.
③郑洸.“团先于党而诞生”辨析[J].百年潮，2010, 10.
④刘进喜.论党团关系的确立[J].中共党史研究，1995, 2.
⑤何丹丹.建党初期上海党团关系研究(1921-1923)[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⑥刘永生.湖南共青团研究(1920-1927)[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⑦王连弟.早期党团关系的建立及其状况[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 5.
⑧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J].近代史研究，2011, 3.
⑨刘雪芹.中共建党初期党团关系研究[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 11.
⑩郑长忠.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D].上海：复旦大学，2005, 3.
(11)刘永生.团党早年关系论析——以早年关于团、党关系文件为研究中心(1920-1927)[J].长白学刊，2008, 5.
(12)谢从戎.大革命时期的福建党团关系[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