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共同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这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普遍认识。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它们倚重相似的手法上，如复古意识、个性意识、民族意识等，可是要实现的目标却有所差别，因而我们对隐藏在这些共性背后的东西就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例如，透过复古意识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实质上是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场革命，其目的在于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而宗教改革其实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变革，其目的在于开创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文艺复兴：回归古典文化
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借助于古典文化批判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弘扬人类理性和人文精神，为新兴市民阶级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
1.秉持以人为本的世界观
第一，人的尊严的价值观。“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人本主义者秉持以人为本的世界观，而与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理论基础是人性论。由于人是人文学科研究的题材，人文主义者关注人的身体美和人的潜能、人的感官和感情的欢乐和痛苦，颂扬人性的高贵与完美，称赞人的价值与尊严，倡导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虽然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最大特色，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而是对古典人文精神的发展。早在古希腊智者学派那里，普罗塔哥拉斯就把人置于宇宙的中心，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正是借助于这种认识论，有力地批判了神权主义的认识论和世界观。
第二,追求幸福的权利观。人文主义者在强调人是万物尺度的同时，突出了追求自由与幸福对于人车的重要意义。中世纪时期，教会要求人们放弃一切美好的理想和人生欲望，去追求虚无飘渺的彼岸幸福。人文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积极的进取精神对待现世生活，把发财和享乐的愿望视为美德和善行，甚至用及时行乐的思想取代厌世脱俗的禁欲主义信条。作家拉伯雷认为追求财富和个性自由就是幸福，历史学家瓦拉主张现世的纵情享乐就是幸福。银行家罗伦佐在赞美人生时指出：“飘忽而逝的青春多么美好！能欢乐的时候且欢乐，未来的事情无法预料。”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人生的目的不在来世而在今生，在于追求现实的快乐与自由、欢愉与幸福。
第三，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城市兴起后，市民阶级激烈反对包括教会在内的封建特权，以追求自由平等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英国文艺复兴奠基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成功地_造了中世纪女权主义者“巴斯妇”的形象，假借巴斯妇之口，提出了男婚女嫁、婚姻自由、妇女改嫁自由以及妻权高于夫权等关于妇女与婚姻问题的主张。当然，人文主义者对自由、平等的诉求，以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最为引人注目。我们在“绮思梦达珣情记”这则故事中，看到了一个坚强的郡主大胆举动，她为了追求恋爱自由，大胆地挑战封建特权和门第观念。这是作者对人文主义平等观的朴素表达，也是后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生动写照。
2.不遗余力地追逐古典文化
借助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这是文艺复兴的最显著特点。桂冠诗人彼特拉克狂热地追逐古典文化，他在发掘古典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不惜金钱，不辞劳苦，四处奔走，收集拉丁文的古代存稿，并亲自抄录古典作品。他不懂希腊文字，可他依然精心收藏希腊作品，鼓励并赞助这方面的翻译工作，以期获得知识和营养。1374年7月18日，彼特拉克离开了尘世。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头却还埋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手稿中。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为古典文化而生的人文主义者。
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借助于希腊罗马文化来反对中世纪神学，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人文主义者与基督教神学是格格不人的，他们偏爱古典作品，无非是要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文化素养，弘扬理性与人文精神。第二，中世纪教会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要反对强大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反对顽固的教会势力。由于人本学、人文学，即关于人的学问，是古典文化的精髓，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第三,基督教会不但在西欧各国均占有大量地产,而且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精神支柱，新兴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借助于古典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性和人文精神，首先攻击作为封建势力总代表的罗马天主教会。因此，罗马教皇的神圣权威和徒有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日益受到来自各地觉醒民族意识和成长的民族国家的挑战。
宗教改革：回归早期基督教
1.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
公元初期，基督教诞生于近东地区，它宣扬一种阶级对立的思想，认为穷人上天堂之路畅通无阻，而富人上天堂骆骆穿针眼，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这种激进的反叛思想危及到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基督教在走向合法化的过程中，遭到罗马当局的残酷镇压。那么，基督教从一种民间宗教，或非法的地下宗教，迅速地发展成为一种强势的官方宗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罗马后期，社会生活相对安定，交通条件便利，帝国境内的希腊方言易于沟通感情，这些因素是基督教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物质条件;第二，古典文化在逐渐丧失其理性活力的时候，希腊化时期的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为基督教神学的系统化和哲学化提供了理论营养；第三，基督教作为多种思想和精神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不但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和“弥赛亚(救世主）”思想，而且吸收了埃及、伊朗等东方国家的宗教观念，以及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主义的大一统世界的社会主张。
基督教在地中海文明圈获得成功，不仅体现为它的地位的快速提升，也表现为它实现了两种理想的融合，即宗教的普世主义与帝国的世界主义的融合。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把世界主义的帝国概念强加给固守城邦理想的希腊人;其后，罗马人又在亚历山大遗产的基础上，将帝国的世界主义推向极致。公元3世纪以后，虽然罗马帝国无法挽回衰败的趋势,但是，罗马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并没有随着帝国的消亡而消亡，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获得新生。最终，中世纪的宗教普世主义，取代了古典时代的世俗世界主义。基督教以《新约全书》为理论依据，以博爱精神为思想核心，宣传普世主义的宗教情怀。在基督徒看来，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而不仅仅是眷顾犹太人的神；上帝把爱洒向人间，不分种族、阶层、性别、年龄与长幼，所有信徒都可以平等地沐浴他的恩泽。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博爱观，既克服了犹太教的狭溢性与封闭性，又契合了人们对爱的追求与渴望的普遍心理。
2. 不可根除的市民异端
“异端”是一种与基督教相伴相随的历史现象。中世纪时期，以教廷为首的主流派取得“正统”地位后’凡与罗马天主教信仰和宗教会议决议相违背的信条,都被归人了“异端”范畴，甚至一切非正统教派都受到排斥。教权主义的专横，加深了人民对僧侣阶级的憎恨，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而由广大市民和农民结成的异端教派，如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意大利北部的使徒兄弟派、英国威克里夫派和罗拉德派，捷克的胡司派等，都对基督教大世界的教皇权威构成了最直接挑战。所以恩格斯指出：“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
14世纪，亚维农教廷的法兰西色彩，激起了英国人的不满情绪，唤醒了英格兰民族意识。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首先发难’他从批判天主教的“变体说”教义人手’反对偶像崇拜，否认耶稣的真实性。他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根据，否认教士的中介作用；主张用英语做礼拜，抵制外来语言拉丁文的影响，建立不依附任何外国势力的“廉俭的”民族教会。在频繁的对外交往过程中，威克里夫不但对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提出质疑，而且最先倡导较完整的民族教会思想，以挑战罗马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神圣权威。他认为，“依《圣经》之言’英格兰王朝是一个整体’而教士、贵族、公众都是它的成员。”威克里夫的民族宗教主张，是市民阶级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起点。
3.马丁•路德对彼得的超越
1510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为了寻求正确的救赎之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前往罗马朝拜他心目中圣地。但是，罗马城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大失所望。由此，路德只得转而向古人求教，就是通过对《新约》，以及对圣奥古斯丁教父神学和中世纪神秘主义思想的研读，去认识基督为世人的生与死所包涵的救赎之道。他一边读着《罗马书》的经文’一边默想着使徒保罗的教导：“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路德终于豁然开朗，得到了属灵确信的关键。“《圣经》的真理就对他发了亮光，谓人惟独因着信才能够称为义”。他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宗教真理，为创立基督教新教奠定了坚实的神学基础。
路德凭着对信仰的新认识，猛烈抨击赎罪券得救论，借以批评罗马教廷利用宗教特权榨取德国的不义行为。他说：“主啊，那些可怜的人们相信，只要他们买了这些赎罪券，他们的获救得到了保障，因为灵魂在钱币投人柜子里的那一刻就被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了。更有甚者，说这些赎罪券恩惠之大，是没有什么巨大的罪孽不能被它们抹去的。甚而，他们说如果可能的话，就算玷污了上帝的母亲也没问题。而且，这些赎罪券能使人避开所有的惩罚和谴责。上帝怜悯我们吧！……没有人能凭一个礼物就保证了他将获得拯救，就算那是一位主教授予的’因为’即使是上帝的恩典也不能给予这种保证；使徒曾经命令说我们将在恐惧颤抖之中获得拯救的；我们也读到：‘只有正直的人才可获救。’”⑧路德先是怀疑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和奢侈繁缛的礼仪制度是否有圣经根据，进而怀疑教会一直鼓吹的律法与善功是否是称义的必然途径，直到怀疑罗马教皇是否有权代表上帝，由此点燃了欧洲宗教改革的烈火。
走向现代文明，开创民族国家
1.文艺复兴走向现代文明
文艺复兴是个特定的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包括它的全部内容。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教权主义否定,对基督教大世界体系和宗教普世主义的挑战，方言文学的产生和艺术风格的创新，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等，这一切远远超出了文艺复兴的范畴。从丰富多彩的内容上看，文艺复兴时代引导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此时，被宗教桎梏禁锢了千年之久的人的天性，被神学教束缚了好几个世纪的人的个性，均在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感召下，开始争脱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羁绊,朝着个人主义、利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方向迅猛发展。
对“人性”的发现不仅是人文主义者的伟大贡献,也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最重要成就。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现代文化的开端；与其说是复兴古典，不如说是自称创新。在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之后，人文主义者不但发展了现实世界，而且发现了人自身。他们肯定人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把人的思想意识从宗教迷信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强调伦理,它要证明人可以享受美好的人生而符合伦理的原则；即是说可以依据人与人的关系而生活，不一定依据他与上帝的关系而生活。”⑩他们重视全面发展人的才能和潜能，倡导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变革。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史大师布克哈特把“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确定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第四编的标题，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开端。
2.宗教改革开创民族国家
16世纪初，马丁*路德为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奠定了新教信义宗——路德派的基础。“新教”的本意指的是“反抗的宗教”，它是相对于罗马天主教（旧教）而言的。信义宗主张“因信称义”说，坚持用德语做礼拜，并确立了“教随国定”的民族教会原则，从而率先摆脱了来自教皇与教廷的束缚。到16世纪中叶，宗教改革运动巳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席卷了大部分欧洲国家,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瑞士和北欧等地相继发生改革运动，并产生了各种“新教”派别。
从反对封建神学和促进思想解放的意义上看，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深入和发展。作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宗教改革体现了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世俗王权对僧侣统治的反抗’是世俗君主国反对天主教会一统天下、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人文主义者向往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了对王权的渴望和崇拜，如流放中的诗人但丁和政治上失意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都非常强烈地盼望着强大王权的诞生，以实现意大利民族的政治统一。宗教改革家则更是力图建立起摆脱了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这是建立享有独立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客观需要。如果说人文主义者通过自己的作品揭露僧侣阶级的腐败堕落，在伸张人性、反对神性的基础上，动摇了神权统治的威信；那么，宗教改革家则更进一步，他们通过对基督教经典的重新解释，抛弃了笼罩在人文主义者的温情面纱，打出鲜明的反教皇、反教会的旗帜，给统治欧洲千年之久的基督教以致命的打击。
总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复古意识,一方面反映了基督教神学与古典文化之间的根本对立，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新兴市民阶级对人类理性和世俗精神的不懈追求。如果说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欧洲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新教与旧教），并在瓦解统一的“基督教大世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批独立的民族教会和一个个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姜守明，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21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