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流动，有些学者把这种流动叫做城市化;一些本土学者则把这中流动叫做城镇化，我们官方也更倾向于用城镇化一词。且不管学者或者官方的提法相同或者相异，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度，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农村富余的农民涌向城市（城镇）是大势所趋。
就本文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用城镇化一词。首先，因为中国的欠发达程度较高、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众多等现实国情，加之现在已经凸显的“城市病”\农村人口不可能走大城市模式的发展路线。只能引导农民向中小城市、小城镇转移，就地完成集聚;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城镇化不仅是人口迁移、经济转型的过程，它还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按官方说法，中国五大宗教的信教人数加在一起估计有一亿多那么在城镇化过程中宗教信徒流动的人口也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本文着重考察城镇化过程中对宗教可能形成的机会与宗教所面临的挑战，选取城镇化作为切入点，对这一现象可能揭示的更真实一些。举例而言，就地靠拢式的城镇化聚集，此时人口的流动更多地是举家式的迁移，是一种全年龄人口的行为;与此对应的另一种模式是：“候鸟式的城市化”一一指主要是青壮年到城市中谋生，父母、孩子或者妻子留守农村，每到特定节日返家的模式。
农村宗教人口向城镇的迁移，相对于普通民众更具有一层宗教负载意义。原来农村中依据教堂、清真寺等教坊形成的基层宗教社区，从基于血缘关系、熟人感情和宗教团结精神向社会人、向建立在利害关系、理性和自由的社会转型。传统的宗教社区，由于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非常强烈，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对内表现为宗教意识和文化认同，对外则形成了自我保护机制，维系着族群和教坊社区的凝聚与统一。城镇化使得原来相对封闭的宗教社区结构在这个转型期丨曼慢被打破，新的宗教结构在城镇中进行重组。表现在价值层面，就是维系宗教社区的精神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变化，社区中原有的宗教文化内涵发生着改变，许多宗教文化功能渐渐减弱或者消失。
究其原因，是以科技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各种组织制度为了效率与利益本质上使得价值观在趋同。韦伯曾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理性化已经成为判定现代社会的标准，祛除巫魅，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代化无疑是对传统宗教的经典教义、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功用等方面的极大挑战。
一些学者对现代化对宗教徒的影响显得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宗教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边缘化或不断式微的处境。罗伯特（K.A.Robert)在研究宗教与社会关系时指出：“在现代……尤其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科学、越来越熟练的技术和在一般大众中越来越高层次教育的推进，科学方法催生了新的真理观。并且，其他的社会制度减少了对宗教合法化的依赖。”世俗化影响普通人最明显的方式之一，是对宗教的“信任危机”。换言之，就是说“世俗化引起了传统宗教对于世界的解释之看似有理性的全面崩溃。”这些学者的语句间流露出了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中所持的的悲观态度。
中国学者在此背景下研究转型社会中的宗教徒，一方面延续了持世俗化对宗教影响的视角，另一方面在揭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现象。发现中国农村宗教徒在城镇化转型中，既存在着上述研究所述的世俗化挑战同时也存在着宗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机遇。
首先，城镇化中的教徒虽然有些人外在形式上达到了城镇化，但内在的一些东西很难快速转化。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推动、竞争概念的普及、文化的交融和变迁对宗教徒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信仰行为、宗教功修等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影响到了宗教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特别是各个宗教中的年轻人群体，在宗教调查中都出现了宗教意识的衰退。消费方式的物质化是让宗教青年意识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相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越来越多的自我满足可以被物质化，注重精神修养和感情需要的宗教生活较之于电视、网络等多种多样的娱乐方式显得缺乏吸引力。从时间上来讲，多种多样的娱乐方式占据了尤其是年轻人的大部分闲余时间。“比如现在周末有不少信仰基督教的中学生并未到教堂参加礼拜，而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中寻找快乐。对于拆迁农民而言，他们有些是城镇扩展中的暴发者，在补偿中往往可以分到多套房子，导致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或者是上学读书而与父母分开居住，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父母不能像从前在农村大家庭时随时约束和要求子女的日常行为和宗教行为。质言之，在城镇化过程中，各种传统宗教在历史中积淀所形成的共同教义的信仰“内核”，和由宗教习惯、宗教文化所形成的维系教坊社区的“保护带”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然而，面对以上挑战的同时，中国宗教也在这转型期有着巨大发展的潜力。从以往几大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社会的城市曾经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提供了活动的平台。罗德尼斯塔克(RodneyStark)在研究基督教起源与城市之间关系时就指出“基督教是一场城市运动”基督教对城市问题“提供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中国宗教在城镇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第一, 在城镇化过程中, 非宗教徒在融入现代社会中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宗教徒少, 这为宗教在城镇中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归信者。换句话说,城镇化所带来的观念与生活的不适应具有普遍性。原有的农村生活惯性依然无法摆脱带来了城镇生活的不适应。社会巨变所带来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情感问题凸显,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不满。与上述宗教受世俗化影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壮年成为新增教徒的中坚群体9,这个群体是社会最主要的劳动者,上有父母赡养,下有子女教育,家庭重担,属于压力最大的人群,这种危机感,使得宗教更易于接受,成为部分人的情感选择。而青壮年的归信,又可以上影响父母,下影响小孩,这种社会网络组织的循环也是宗教归信者大增的一个原因。
质言之,上述宗教群体中的年轻人在城镇化过程中宗教感情的消退与非宗教群体向宗教的归信,说明城镇化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性,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同时，也在追寻他们的心灵家园。这是一个心理归属的洗牌阶段,在城镇化这一过程中,各种价值观会轮番登场,只能在经历之后,潮水退却之后,才能看到什么永驻心间。无疑宗教在其中的分量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在城镇化过程中，基于传统的血缘、亲情、熟人的关系圏在城镇中被打破,人际关系网面临洗牌，新的人际关系网的在城镇化过程中在重新建构。相较于熟人间的“抱团”，城乡宗教徒间身份上的认同感,使得农村宗教徒在城镇化社会网络中多了一层情感依附关系，多了一份熟识，多了一丝温暖。这种情感依附对非宗教徒是有吸引力的。
有调查显示：2009年“非广州籍的外来信徒为4227人占（总洗礼人数的）84.37。%°”并且，“这个比例不是指那些来广州前，已经是受洗过的非广州户籍的在广州教会参加礼拜的信徒,而是,很可能是在广州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基督教,并参加广州教会的慕道学习，最后决志信主而在广州教会洗礼的信徒。”
特别是对时间相对宽裕的老人、妇女表现的尤为突出，不管是精神抚慰还是交往需要，强调爱心的宗教团体就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其克服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的功能。调查结果也显示，“由于教会团契生活的开展,使得许多外来广州打工的流动群体在教会的互助与联谊生活中找到了他们心灵的家园。”由最初社会交往过渡成为宗教徒，成为城镇化中的归信者。
第三,城镇中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人生真谛的探求,使得一部分人也委身于宗教,知识分子的加入改变着信徒文化结构,也宗教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年国家宽松的宗教政策，外来宗教信仰伴随着异质文化的渗入,一些知识分子从宗教信仰层面来探求人生意义。这就是中国宗教界出现的特殊群体，称之为“知识精英宗教徒”。在信仰上较少出于急功近利，更多的是想在宗教中得到人生的思索。张远来对广州的基督教调查资料显示“信徒的素质、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等都较上个世纪80—90年代有较大的提高”由于这些人的委身宗教时的出于理性，造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不能从建制教会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帮助，那么就“自立门”户自发组织进行基督教聚会,导致宗教信仰的私人化趋势在加强。造成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多元化了宗教组织的形式，一方面为不端宗教行为留下灰色地带。
综上,纵观历史上的宗教运动，其成功因素之一就在于其开放性。宗教与社会保持着的良性互动，为社会危机不仅提供理论信念上的支持与归属感，同时宗教徒还身体力行参与社会慈善。如果丧失这种与社会的互动，变的封闭或者半封闭，则丧失了持续增长的能力。随着城镇的发展,社会面对的新问题在不断增加,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应对各种挑战，这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宗教团体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积极参与社会,不仅是改善自身的社会环境的一个途径还可以消除民众对宗教的误解和曲解，壮大自己的现代社会中的力量。质言之,城镇化过程中所言的上述宗教问题,基本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宗教团体勇于面对城镇化的挑战。同时,对中国宗教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
相对于政府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既是城镇的设计者,又是城镇的管理者。应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关注，引导宗教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健康过渡,正确认识和把握宗教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双重作用。健全社区服务项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等文化形态,对宗教取其精华去其糟粮取长补短，和合共生,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1,共构城镇化过程中的新文化体系。
高炜 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