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悠悠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宗教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印度白象给中国人带来了佛经，中国人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中，接受了佛教这一文化现象；波斯的驼队不仅带来了经贸流通，更带来了《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基督教进入中华大地，客观上也和中华文明不断碰撞、交融；中国本土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身就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古至今，各种宗教信仰相互吸收、吐故纳新，在对话与交往中一路走来，通过不同方式和华夏文明交相辉映。叶小文指出：“当今世界，尽管和平、发展与合作是时代的主流，但主流之外暗流汹涌，波诡浪急。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正如2_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近年来，一些极端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号，娼獗地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如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力恐怖事件等等，既违背了宗教的本质精神，又违背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规范，其行为令人发指，为人唾弃。在冲突、暴力的背后，是某些教徒对宗教的歪曲、对社会的偏见，是认识的狭隘、信仰的错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根源是缺乏对话和沟通。本文重点对宗教对话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分析，旨在探索一条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求同存异、协同共生，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对话路径。
一、宗教对话的现实意义
“对话”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谦逊、客观、全面地认识对方，也能够坦诚、如实、宁静地面对自己。当今世界，对话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政治对话、经济对话、文化对话、宗教对话，人们在面对分歧、争论、冲突时，越来越多地选择以对话来解决矛盾、理顺关系。宗教以对话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难题以及促进彼此的发展是宗教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成熟的标志。学术界和宗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并参与到宗教对话当中。宗教对话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社会现实问题。
第一，共建人类文明需要宗教对话。历史上，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极其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宗教教义不同、信仰不同，但都有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义务和追求。然而，主张和平、宽容的宗教不幸被一些人歪曲、利用，他们或是借口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或是打着宗教旗号制造暴力恐怖,进一步挑起隔阂、猜疑和仇视，引发紧张、冲突和对抗，纯洁的宗教也被亵渎。®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宗教只有加强对话，才能发现真诗、照亮自己，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因子；反之，缺少对话，就可能导致局限、狭溢甚至极端，不利于文明之间的发展。
第二，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宗教对话。宗教可能会为紧张增加紧张，为和谐增加和谐。孔汉思(HansKtog)指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而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历史证明，不同文化、信仰之间若能够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彼此的冲突就会减少。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矛盾的反映。在现实社会，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台前幕后，均同宗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有的冲突直接因宗教问题引发，有的冲突又因宗教因素而加剧、扩大。加强宗教对话，不仅可以促进宗教内部、宗教之间和谐共生，更能够充分发挥宗教引导、感化、激励人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程度上消除误解、化解矛盾、理顺关系，为促进全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解决信仰分歧需要宗教对话。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排他性。不同的宗教都认为只有自己信奉的教义才是神圣的和绝对可靠的，对此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他们都宣称自己的道德规范也是宇宙性的、永恒的。这必然引发宗教间的分歧，而解决分歧必须通过对话。事实上，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任何一种宗教都只是掌握了部分的真理或仅是为寻求信仰和实现精神超越提供了一条可供人们选择的道路。如今各宗教都处于相互关联之中，一个宗教不可能单靠自己解决社会中的所有问题和困难，而需要与其他宗教和社会群体一起努力。经验告诉我们，排斥或回避其他宗教信仰的方式都是不理智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交流和对话，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既认真学习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也了解其他宗教的经典和基本教义，丰富自己对多种宗教的理解，以此达到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状态。
二.宗教对话的发展与缺失
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和宗教界，都有了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以比较的、客观的、冷静的，甚至是理解和赞赏的态度，来对待自身信仰之外的其他宗教。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在宗教史上第一次把世界不同宗教的代表平等地聚集起来交流、接触、对话。进入20世纪，基督宗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都进行了很多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些宗教内部各大教派之间历史悠久的鸿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交流。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在宗教史上第一次勇敢地制定并提出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宗教对话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宗教对话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到了21世纪。
我国的宗教对话有着非常漫长的历史，从古至今，我们看到了许多通过宗教对话促进相互之间沟通的例证。佛教进人中国后，通过不同方式与中国儒家文化对话交流，最后成为中国化的宗教。我国的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最早源于唐代景教和佛教的对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和研究是这场对话最有力的见证。千百年来，我国宗教对话一直没有停歇，宗教界和理论界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让我国各大宗教得以和睦共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宗教对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相对于各宗教之间数千年形成的历史隔阂，相对于纷繁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相对于各宗教肩负的共同责任，目前的宗教对话还存在一定的狭溢性和局限性，其对话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对话缺失”的现象还客观存在。比如，在宗教与宗教之间，虽然在宗教规仪、信仰主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对话，但教与教之间关于彼此应该共享什么、吸纳什么、推进什么，如何摆脱虚拟人的宗教的束缚，回归到现实人的宗教上来，在和而不同中推进人类文明等方面的对话还远远不够。在同一宗教内部，虽然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对话一直没有停息，但仍然缺乏关于宗教本质要义，关于本教信仰价值，促使信教者“真信真懂”的对话与交流。在教俗之间，虽然信徒与非信徒基于空间交往、生活关联等方面的对话较多，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关于作为自然人应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应共同肩负的“属世”责任、应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对话还比较欠缺。在宗教与政治之间，虽然一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两者之间关于主从关系的对话，关于不同政治体制背景下宗教的对话，特别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政教关系的深入对话仍需加强。有时会因为宗教对话的缺失，让一些宗教极端分子有机可乘，他们假借神灵的命令来左右信教者的精神，利用他们、蒙蔽他们，把他们当炮灰、当枪使，以反社会、反人类的手段，去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极端目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超越世俗的追求就是未知精神的实现，而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基于信教者精神层面所能接受和认同的对话沟通。开展宗教对话，并非为了控制宗教和信徒，而是为了从增进人类福祉角度出发，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宗教、认识社会，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和发展。总之，宗教对话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建设性的宗教对话，最大限度地维护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抑制文明的冲突。
三、宗教对话的主要方式
当代天主教神学家伦纳德.斯威德勒认为，宗教选择对抗还是对话将决定宗教的命运。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困难远远超越了各个宗教之间存在的任何问题，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宗教能够单独处理的范畴，只有各个宗教携手解决共同苦难，宗教对话才有现实意义。宗教对话虽发端于宗教问题，但不应该局限于宗教问题，应该着眼于宗教价值和宗教经验这一现象，转向共建人类文明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宗教合作。宗教对话主要有以下方式：
第一，教际对话。关于宗教之间彼此关系问题一直是宗教界十分关心的敏感话题。神学家保罗•尼特将20世纪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归纳为四类，即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无论持哪一种观点，宗教之间必定是独立的、平等的。宗教之间彼此不是敌我关系、主仆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应该如兄弟姊妹，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过去，各种宗教传统基本上在各自民族、文化地域发展、延续，代代相传，人们没有更多选择机会。宗教之间虽有沟通交流，但并不普遍，而且排斥和斗争多于合作与对话。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同宗教都进人人类共同空间，人们越来越容易接触并选择不同的宗教，这使得宗教之间的对话成为必然。对话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我教比彼教更先进、更优越，也不是为了让彼教归属我教，出发点是为了互益共促。现代世界是文化多元、宗教多元的时代，我们既要认真学习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也要了解其他宗教，通过教与教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增进彼此了解，丰富对多种宗教的理解。
第二，教内对话。同一宗教信仰内部，因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对教义、律法、仪规制度等理解也不尽相同，因为教内存在差异和分歧，使宗教内部的对话成为必然。当代宗教对话大多是基督教为谋求教内各派和解而进行的探索。在现实中，宗教组织与信徒之间、宗教领袖与信徒之间、信徒相互之间都需要对话。通过对话，可以解决部分信徒一知半解、只信不懂的问题，确保既“让其信”,又“使其懂”，使之真懂宗教和人类发展的关系，真懂想象的精神追求与现实的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真懂本教的信仰价值。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也需要对话，比如基督宗教中的天主教与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和东正教之间。通过对话，不仅可以调和分歧、化解纷争，更可以促进宗教成员更好地反思历史、凝聚信仰、推动变革、加快发展。
第三，教俗对话。宗教反映了人们对神和终极关怀的探求，无论哪一种宗教，虽然信仰不同，却都指向同一终极实在，而实现终极实在的本质始终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比如佛教倡导的“普度众生”。宗教实践自己的信仰，需要不断用自己倡导的价值去影响人，努力把一些非教徒、其他教徒吸纳进自己的宗教。在民间，一些普通百姓严格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信徒，但他们常常以拜佛、供佛的方式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明普通民众对宗教也寄予了很多期许。因此，信仰和非信仰作为两种客观存在，尽管彼此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但能够在同一世界、同一社会和谐共生，必然离不开彼此之间的沟通、对话。
第四，教社对话。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司法已经从有些宗教分离出来，但是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的功能还继续存在。宗教作为一种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巳经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它涉及几乎所有文化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而且很多时候是一种核心性或基础性的课题。®实际上，宗教和社会的对话一直存在。近年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促使自身大众化、社会化，融人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灵世界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在诸如安抚孤老、希望工程、抗灾救助、环境保护、净化人心等社会慈善、民间互助及社会控制方面，都积极地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使其社会性功能得以广泛体现。可以说，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对话，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必然选择。
第五，教政对话。宗教和政治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宗教与阶级、宗教与国家政权、宗教与政党、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世界范围内，很多领土争夺、政权变更、流血冲突的背后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很早以前，宗教主导社会、影响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宗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到现在，一些宗教也能够左右政权的存在。在中国，宗教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教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国支持宗教界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打击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坚决打击宗教极端势力。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宗教来分裂中国、搞独立的意图也一直没有停止。面对这些现象,唯有加强对话，让宗教回归正确轨道，逐渐引导中国宗教发展成为符合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伦理道德、人文特色，具有奉献精神的宗教。
四、宗教对话的逻辑路径
不同宗教的对话与交流是宗教共同的责任和追求。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很难做到“遁世”“隐身”，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社会、回避现实。我们必须勇于接受教外有教、教内有派、教教有别、教俗各异这一客观现实，树立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观和宗教观，悬置信仰、搁置争议，加强对话，努力达成不同价值、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状态下对人类文明的认同，和现实状态下的共融共生。真正形成一种包括一切宗教、超越一切宗教，以现实人为核心、朝着人类共同的文明而奋斗的宗教。
第一，加强空间对话。空间对话是宗教对话的起点，哪怕是没有语言的无声对话，但只要彼此同在于某一物理空间，就有了对话的基础。过去，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往往存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宗教之间存在天然的物理隔绝。时至今日，随着经济发展、人员迁徙、资讯进步，这种空间上的封闭早巳打开。同一宗教信徒之间、不同信仰的教徒之间、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之间，因为就业、经贸、教育、慈善等，长期或临时生活、居住于同一空间区域。长此以往，彼此之间必然产生共同认识，有了共同的依赖感，甚至出现婚姻、家庭、血缘等深层次关系。处于区域内部各成员，可以各持我之信仰、悬置我之信仰，加强对话交流，解决彼此关系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对话和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共融、共生、共发展。
第二，加强语言对话。语言的障碍是阻碍民族之间、宗教之间交往融合的重要因素。宗教界有一种说法：搅乱语言是上帝压抑人类狂妄，专为人类设置的天然障碍。由于语言的不同，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对话。因此，翻译不仅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对话方式，也是最持久的对话方式。宗教在空间接触、交往的基础上，只有进一步加强语言层面的沟通，才能不断把对话引向深人。不同宗教、民族，既要熟练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化，还要认真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文学经典、故事典故，在学习对方语言的过程中领会对方的思想文化，从深层次理解和认识对方的宗教信仰、价值遵循，并不断吸纳精华，为我所用，从而达到文化对话、精神对话、灵魂对话的效果。
第三，加强习俗对话。宗教和民俗作为两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在它们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密切的联系。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宗教深深影响到民族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许多古老的习俗，最初都属于宗教内部的一些规矩、操守。比如，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影响，回族人从出生到结婚，直到死亡丧葬，包括饮食、’服饰等生活习俗，无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宗教在发展中，也把不少民间习俗、观念等吸收到各种仪式和经书中，借助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广泛影响的民间习俗，扩大它的影响。因此，宗教和民俗这两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互渗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应该高度重视习俗的对话，不一定“入乡随俗”，但至少要做到理解、尊重、接纳不同宗教、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本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从认识习俗中加深对对方宗教信仰的诠释。
第四，加强管理对话。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属于社会行为，任何宗教行为也应该在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框架之内进行，与社会核心价值同频共振。因此，宗教和宗教对话也是社会管理的范畴。从管理的角度必须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要支持宗教发展和信仰自由，也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特别是针对当前一些信教群众认识上存在的偏差，要通过管理和服务加强对话，切实解决信教群众尤其是族教合一地区群众接触、接受宗教的正确途径问题；解决如何将信教群众纳人社会管理框架，与其他人员平等接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的问题。避免信教群众为“东伊运”等极端分子煽动利用，借宗教放大自我，实施反社会、反人类活动。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必须特别重视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地区各类干部和工作人员懂宗教、懂习俗的问题，确保干部能带着感情、带着对宗教的理解和尊重与之对话，传递正能量、发出好声音。
人之修为在于修心，宗教之修为在于修心之未知，奔向精神的家园。宗教界常常用“条条大道通罗马”“同一山峰，不同道路”“月印万川”等词语来比喻不同的宗教修为。无论信仰什么，信教者在修行的道路上，既应小到最小，看世界之微末；也应大到最大，共塑人类的理想家园。宗教对话不是让宗教消弭，而是让宗教真正成为回归本质，成为社会的宗教、人类的宗教，而不是极端主义和反人类主义者的宗教；让宗教在对话中为实现“彩虹文明”“终极实在”而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