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瑞斯•达维(GraceDavie)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与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社会学,重点在于欧洲的各种宗教模式。她的理论研究关注该学科内正在出现的诸多新的范式,特别是多元化的现代性问题。在其《宗教社会学的演变——主题与变奏》一文,她比较简要而集中地介绍了她对于宗教社会学发展轨迹的观察及对当今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她认为,科学地考察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是宗教社会学的主题。一百年来,宗教社会学者在这个主题上的观点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分支学科出现的早期,其创立者普遍认为,宗教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系统的其它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后来这种重要性受到了质疑,流行的世俗化观点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将使宗教失去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全部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和欧洲开始恢复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直到过去20多年来,学者们重新肯定,宗教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依然发生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宗教因素与地域政治密切相关这个事实,使得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兴旺起来。对于宗教社会学的演变呈现出的轨迹,格瑞斯•达维(GraceDavie)概括为:“开始是给予宗教理所当然的重要性,之后一厢情愿地假设宗教在衰落,继而又再次使之登堂人室。”
宗教社会学奠基者给这个学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后人对其思想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继承和发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构成宗教社会学演变轨迹的种种差异性,达维称之为“主题下的变奏。”围绕着主题与变奏,达维分析了宗教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人和后来学者之研究异同,探讨了世俗化和理性选择两种理论范式,并最终提出要应对全球化挑战,就应该超越既有范式的主张。
一、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人
对宗教社会学奠基者的思想及其影响的了解是我们理解宗教社会学演变的基础。宗教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那时欧洲正经历着迅速的工业化,经济、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社会学者的研究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宗教。格瑞斯•达维叙述了三位宗教社会学主要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伊美尔.杜尔凯姆的贡献。
马克思对宗教的看法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描述性的。他把宗教当作一个因变量,认为,宗教的形式和性质依赖于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离开经济秩序和生产方式中的劳资关系,不能理解任何问题。这是马克思所有社会分析的立足点。第二个观点是从第一个观点引出的,但带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即宗教是异化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畸形的症状;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故而,只有去除宗教因素,才能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才能触动社会紧张的真正原因。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构建在很多地方证明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同时,他强调社会各种现象的相互因果。对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了三个要点:第一,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因具体情况而变化着的;一个具体的宗教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不同的。第二,这种关系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中考察。因此,宗教社会学者的中心任务是记载这些关系的细节。第三,这种关系的发展方向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消失。宗教因素逐渐失去对于社会的作用,这他程就是世靴。通歷航,这个世界逐麵“怯魅”。
韦伯的核心观点是,“任何社会中的各种信仰和作为这些信仰之主要载体的、特定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识别出这些重要的社会结构;”而这需要仔细地“比较研究”。
伊美尔•杜尔凯姆与韦伯是同时代人,他的出发点却与韦伯很不相同,整个体系是功能主义的模式。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宗教做什么?他的回答是,宗教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那么,当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发生剧变,传统的宗教形式不可避免地衰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宗教的核心功能又如何实现呢?这是杜氏在20世纪早期的法国所面临的形势。他的回答是,宗教会随着所有其他情况而改变,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团结象征体系,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样的宗教总会出现的,因为它发挥着一种必要的功能。不过,在不同社会、不同时间,宗教的具体特点会有所不同,以达到与现行社会秩序的恰当的适应。
宗教社会学奠基者给这个学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后人对其思想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继承和发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构成宗教社会学演变轨迹的种种差异性,达维称之为“主题下的变奏。”
例如,对马克思宗教观点的研究涉及到三个问题:(a)马克思本人对宗教的分析(b)后来作为一种社会学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学派(c)20世纪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慎重地加以区分。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要把握的本质性的一点是:宗教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来理解宗教。然而,有些学者却把马克思的观点解释为,宗教对经济的依赖是机械性的。最后一种观点更具有政治性,认为,昭示社会正义的途径是摧毁社会的宗教因素。20世纪,这三种观点混渚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观点的态度。
达维分析到,韦伯开创了对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视,这种研究路径一旦建立,可以衍生出多种的方向。在现代化早期,韦伯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到了21世纪,这种受关注的社会结构则可能就是与这个时代相关的其它方面。在早期的社会学者中,杜尔凯姆是唯一一个给宗教下定义的人。他的定义是:宗教是与神圣者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系统。所谓神圣者,即被区分开来并作为禁忌的
事物,这些信仰和实践把那些信奉的人团结在一个道德共同体里,称为教会。①
这个定义有两个要素。第一,他对神圣者和世俗者作了区分,使这个定义含有实质性定义的要素;第二,这个神圣者拥有世俗者所未拥有的功能性品质,它最本质的特点就是黏合的能力,把大众团结在以神圣物为核心的一套信仰和实践中。照杜尔凯姆的说法,在一个道德性的团体里,行动的集体性比行动的目标更重要。他对“社会性”的强调既有利处,也有弊端。他使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和心理学研究明确区分开来,这是件好事;但是,他反复重申社会是一个自成一类的实在。”(societyasarealitySuigeneris),其逻辑结论就是,宗教只不过是社会经验的符号表达。这就使他的理论带上了另一种约减主义(reductionism)的危险。
杜尔凯姆对宗教的功能主义解释模式在帕森斯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挥。帕森斯吸取了杜尔凯姆和韦伯的思想,把社会系统和社会行动这两大要素进行整合,在他描述的社会系统和社会行动的复杂模型中,宗教作为一个功能性的前提起着核心的作用,强调宗教的社会整合角色超过其他一切。帕森斯的规范性功能主义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社会学界影响很大。达维指出,对宗教社会学奠基者的思想及其影响的了解是我们理解宗教社会学演变的基础。
二、第二代人:旧世界与新世界
达维认为,宗教社会学创立者留下的传统在后来得到了不同的发挥。美国和欧洲在经验现实和社会学思考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以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学术议程。
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中期。与学科初创时期不同的是,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等人是作为社会一员或曰教会体制之外的学者对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第二次研究浪潮却发端于教会内部,而且在大西洋两岸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美国的宗教组织一直很兴旺,宗教活动持续发展,20世纪早期宗教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福音运动的推动,其研究也与该运动相关。另一个与之并行但却不那么明显主题是,宗教越来越与美国的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和较后时间的《美国新教中的社会分层》®是代表这种趋势的两部著作。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学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规范性功能主义。人们广泛认为,社会秩序应该由宗教价值观来支撑。这既完全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奠基人们所处的社会动荡中,也明显不同于欧洲天主教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教会和政府长期的对抗。帕森斯的影响延续至几代学者,其著名者如罗伯特•贝拉和尼古拉斯•卢克曼。
60年代以后,人们的信心减退,宗教社会学再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转向社会意义系统的建构,贝格尔和卢克曼是其代表。帕森斯模型被逆转过来;社会秩序仍然存在,但是,是从生活的更基本、更形而下的方面建立起来的。在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中,宗教给其信仰者提供至关重要的解释和意义而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特别是在个人或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因此,贝格尔(1967)提出,宗教是一张“神圣的帏幕”,为社会和个人把那“看上去混乱的、毫无目的的存在的最终毁灭性的结果”遮蔽起来®。石油危机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美国70年代后期的社会情绪造成了深刻的震荡,这种情绪反映了对意义和目的的需要,而这目的和意义再也不是可以简单设想出来的。
在西欧,宗教组织却经历了持续的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法国的一些出版物的标题揭示了这种形势。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法国个传教的国家》®,该书描述了法国天主教内,
越来越多的人对教会在法国社会中不断衰弱的地位表示担忧。不过,焦虑证明强烈的动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准确的资料;因此,有关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希望能发现人们所信仰的宗教或一些新出现的宗教的准确特征。
然而,准确的数据本身却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导致了某些紧张状况。有的人进行研究工作是受教牧的动机驱使,有的人则认为知识本身自有价值而憎恶与天主教会的联系。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一个独立的部门适时出现了:宗教社会学部(GroupedeSociologiedesReligions)。名字的变化是重要的:“宗教的社会学”(Religioussociology)变成“诸宗教社会学”(thesociologyofreligions),在“宗教”一词使用了复数。
这个过程标志着从宗教动机到科学动机的转变,是积极的。不过,这只可能出现在天主教欧洲这个特定的智力背景下。这个过程涉及一些对宗教社会学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世界不同地区,这些问题所弓丨起的关注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
英国的情况是两种因素结合的结果:英国的社会学家大量借鉴了美国(讲英语)的文献,但却在欧洲的环境中操作,这种环境的特点之一就是低水平的宗教活动。他们比大陆同事更多地受到多元化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也就对新宗教运动甚为关注。这和美国人的研究非常吻合。但是,英国的宗教活动参数却和美国相差很大,这里,美国学者的研究对他们的帮助就小了。
三、两种范式——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为了进一步延伸自己的理论思考,达维针对学术界著名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范式——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欧洲和美国社会学在重点上的差异延续至今,而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后果。不同的宗教形势不仅导致了不同的概念阐述,而且引发了关于每种研究路径适用范围的热烈争论。
达维主要援引沃讷(Warner)的研究,提出,两种范式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而不是几十年前。更具体来说,世俗化理论的根源要追溯到800多年前的中世纪欧洲,其关键要素是存在着一个对整个社会拥有权威的集权的教会的存在,而且,正是集权制本身提供着合理性结构。由于集权制与合理性不可分割,而后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不断加剧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多元性的削弱。这个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记述这个过程、或者说这种逐渐的削弱,正是社会学家的中心任务。社会学家将之描述为世俗化过程是正确的。
而理性选择范式的出现要晚得多,不是800年前,而是200年前,是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早期。在那里,没有表现为国家教会的专制主义,只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的社会空间,没有任何单个的团体能够控制这个空间。各种不同的团体或宗派出现这个空间里,每一个都以特殊的宗教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从这方面来说,宗教比社会阶层更重要。仅仅生存就要求投入大量的时间、才能、金钱,更不用说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把大量的人员吸引到自己的事业中。选择的可能性永无休止,而选择既意味着拒绝,也意味着接受。现代的美国依然如此。阿莫曼所著《会众与社区》®对这种情况作了精彩的描述。
以每一种范式都可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当然分析的方法会有所不同。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要把握的一个关键是,欧洲和美国在宗教理解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具体说,欧洲人秉承国家教会体系
的传统,把教会视为公共设施而不是竞争中的厂商。这是欧洲的真实的传统。考虑到这一点,欧洲人对教会的反应与美国人的反差之大就不奇怪了。很明显,大多数欧洲人以善意看待教会,认为教会是有益的机构,绝大多数人在生命中都时不时可能需要它,更不用说在去世的时候。人们绝不会想到,教会可能会因为他们不积极参与活动而不复存在。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我们理解欧洲宗教的关键。
如果要把在美国有效的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到欧洲,必须做适当的调整。如果能够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能够在欧美都提出很多新的、有趣的研究课题。例如,为什么福音派不能在欧洲开辟出市场?仅仅是缺乏合适的消费者,还是有更微妙的原因?很多人担心,随着媒体管制的解除,福音派会渗透进欧洲的正统教会,这已成为国会辩论的最令人关注的话题。再如,欧洲有多大比例的人口愿意在千禧年之际投资宗教建筑呢?过去,欧洲的资本与宗教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但现在这种关系却松弛了。对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欧洲的资本与宗教的关系做更深人的研究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两种范式之间的争论很容易地演变为你死我活的“争战”。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在宗教社会学领域,不断有人试图明确认定某一种范式是真正无与伦比的,试图把世俗化理论或理性选择范式整个地搬到另一个情境中。优胜者会是美国吗?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拥有活跃的宗教市场,但在其他同样发达的社会却不存在这样的市场;优胜者会是欧洲吗?欧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现代化和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地区,但它并不是在全世界有普遍适用性的样板。上述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一种范式,而且只有一种范式,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这种信念恰恰是错误的。
四、超越范式,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历史的进程到了21世纪,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其特点是全球化正在变得愈来愈明显,而宗教在相当广阔的地区内蓬勃发展,不断加强着全球化或者跨文化性,并与地域性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给以宗教-社会关系为自己的研究主题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面对重要的分歧,社会学家能发挥什么作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对概念进行新的理解;既要把握宗教社会学发展的主线,也要考虑重要的变化。达维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超越既有的理论范式,采用“地域性视角”和“主题性进路”进行研究。
达维认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应该超越既有的范式。不论“世俗化”范式还是“理性选择”范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以及学术背景下形成的,都有各自适用的条件,而没有某一种范式能做到“放之四海皆准”,学者们应该放弃对范式的执着。同时,也要看到,任何一种范式中都有合理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创造性运用,能够在不同环境下都提出有意义、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在此前提下,如果以“地域性”的视角对全球的宗教现象进行观察,会看到纷繁复杂的景象。同是基督宗教的传统,现代化发达的欧洲和美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情形:美国的宗教一直很兴旺,欧洲却经历着持续的衰退,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以及远东的南韩、菲律宾等,则没有一处表现出普遍的世俗化的特征,相反,基督教的传统形式与创新形式竞争活跃,弓丨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看来,基督教会的传统原则可能会被打破,但那不是因为人们青睐世俗化。此外,世界上其他信仰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特点迥异的各伊斯兰教国家,各种宗教竞争的中东,印度次大陆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各种各样的东方宗教……凡此种种,各具特色。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和以往同样兴盛”。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不同地区的宗教可能有着鲜明的对比,而同一个社会中的宗教也很可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面对这错综复杂情况,我们需要更有效的分析工具。
当前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从具体问题和实际现象出发。特别是那些具有全球性的现象,更是社会学家能够提供创造性工作的地方。这样一种路径,达维称之为“主题性进路”。
例如,天主教运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衰落至低谷;第二届大公会议扭转了这种局面,教廷开始改革,把对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关注放在首位,关注普世教会运动。天主教开始复苏,从那时以来一直稳步发展,具有了新的、全球性的特点,跨民族的天主教运动开始发展。解放神学的出现和蓬勃是其一例。通过各种国际间的网络联系,各种天主教的学习组织和活动吸引了大众和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朝圣。最为醒目的是,教皇本人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人物。教皇对天主教徒的吸引力从作为千禧年庆祝活动一部分的世界青年日中可略见一斑:200万年轻人来到托尔•韦尔加拉大学共同参加通宵守夜及主日弥撒。很少有世俗组织所调动的人数能与之媲美。当然,对这样一场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运动,全球各地、社会各界褒贬不一。而社会学者关心的重点,是它对于很多道德及伦理的争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题性进路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基要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m)。“基要主义”这个词最初专用以指代20世纪早期在美国部分地区的一些新教保守派。现在,已经被用来指代六七十年代以后很多宗教信仰中出现的不同的趋势。实际上,很多世界性信仰的内部都出现了倒退、保守的潮流,或者反抗内部出现的世俗化倾向(如对圣经的批判),或者抵制来自外部的现代化的人侵。对此,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部巨著是芝加哥大学90年代早期出版的《基要主义事业》。从中可以抽出对我们的论题有意义的两点:第一,对基要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讨论;第二,作为这项经验研究的核心个案研究所涉及到的范围和进行研究的地点。
这种“主题性进路”依然体现了宗教社会学研究主题性和差异性统一的特点。达维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在“基要主义”这个概念下讨论的运动虽然多有差异,但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共同特征,可以称之为“家庭相似性”,从中可以总结出韦伯意义上的基要主义的“理想类型”,以此可以测量任何一个案例。在这个整体概念以下,还有几个亚类型。必须把握的是,“基要主义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检视’当今世界上活跃的各种宗教运动,但并非总是用它来‘证明’什么。”例如,在美国,保守形式的新教很明显占据着美国宗教市场的重要一部分。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倾向于选择保守主义(高代价)而不是自由主义(低代价),但是,当把这种理论模型应用于美国以外就遇到了问题,比如,应用于对市场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反响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必须考虑其他因素,才能理解基要主义这种倒退的、高代价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宗教行为的性质。类似的,“灵恩运动”在全球广泛传播,但在欧洲和北美却相形见细。在欧洲,它在传统教会内外都有所出现,但其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而在美国,它限于现有的宗派中,其原因之一是,福音派的发展正值生机勃勃,对灵恩派这种更新的形式形成抵制。因此,无论欧洲或美洲的经验都无益于理解世界其他地区一般性的灵恩运动状况。因此,我们需要更具创新性的社会学思考。
总之,对于宗教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建立一种全球的视野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框架内,为了能揭示特定宗教的特殊状况,最清楚的方法是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从中积累出经验数据。理论模型与相关关系开始形成,反过来又启发我们考虑新的可能性。宗教社会学和它试图解释的社会一样,其存在和演变是依赖于各种条件的,它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同时又呈现出复杂的差异。正如达维指出的,世界确实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社会学者要理解宗教与现代性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要重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