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土家族”族体身份确认工作以来，以潘光旦先生的《湘西北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汪明瑀先生的《湘西土家族概况》等重要学术成果为发轫，土家族传统文化研究高潮迭起。其中，有关于土家族音乐舞蹈的研究，在袁炳昌、田联韬等先生的引领下，迄今已出现了田世高、余咏宇、齐柏平、陈宇京、刘嵘等一批中青年学者，以及他们以土家族音乐舞蹈研究为基点，辐射整体土家族文化的诸多专门著述。此外，刘守华、李绍明、段超、向柏松、雷翔、黄柏权、周耘等专家学者，在各自学科领域中，也多有关于土家族音乐舞蹈的论述。
整体来看，土家族作为我国重要的内陆民族，其涵括音乐舞蹈在内的传统文化，一直有“本族为体，外来为用”的特征。现仅以其音乐舞蹈的分类研究为例予以简说。
土家族音乐舞蹈的分类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汉族音乐舞蹈分类法为依据与以“名从文化”“名从主人-风俗”为原则的两类。略去以汉族音乐舞蹈分类法为依据的分类结果不说，具体到“名从文化”原则指导下的土家族传统音乐舞蹈分类成果，相对意义而言，“宗教祭祀类”“劳动生产类”“民间风俗类(包括‘日常生活风俗类’‘人生仪礼风俗类’)”等分类结果，具有更适宜于土家族音乐舞蹈文化客观的可行性。当然，“名从文化”与“名从主人—风俗”分类原则指导下的结果并非泾渭分明，彼此之间反而有交集叠合的显性趋势，特别是针对“本族为体，外来为用”的整体文化特征而言，可以土家族宗教祭祀类音乐舞蹈的分类研究为例——在“名从文化”的总体原则指导下，既有“名从主人—风俗”原则指导下的、以“原始图腾—傩巫崇拜”等为文化核心的土家族族体祭祀类“大—小摆手舞”、土家族婚俗类“骂媒—哭嫁歌”、土家族产诞类“送祝米花鼓”、土家族丧仪类“跳丧—打撒叶儿嗬”等自然宗教类音乐舞蹈文化客观，又有在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冲撞、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并流播至今的“道-佛”类人为宗教类音乐舞蹈文化事象。
综上所述，土家族世代居住的青山河谷之间，既有以声作线、男声女腔、穿云破雾的高腔山歌，也有热情似火、翩跹舞蹈、喜庆欢快的生诞花鼓，还有爱恨交织、五味杂陈、瑰丽婉转的骂媒哭嫁，更有鼙鼓道哀、踏踢叫嚣、地动山摇的撒叶儿嗬……凡此种种朴拙动律与特性音韵，在成就了土家族歌舞如织、乐观豁达的民俗风情同时，更凸显了其生死一如、格调高古的文化特质。正因如此，符合文化内在规律的传承保护研究，于当下土家族音乐舞蹈文化现状而言，既呈必须之势，更是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沉淀和发展动力。
《歌海》本期专栏收录了4位青年学者的3篇论述——
袁立钧、余锐的《论人类学田野调查法视阈下的民俗摄影》，以影像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为出发点，以鄂西土家族撒叶儿嗬丧仪为具体观照对象，对民俗摄影作品在影像记录和审美创作上的统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从一定意义上分析和阐释了人类族群、聚落、村社等社会共同体的组织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结构。
陈伦旺的《建始丝弦锣鼓的传承变异研究》，以流传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各乡镇的建始丝弦锣鼓为主要对象，对其民族审美、民族认同、民族习性等进行了综合观照，认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变异研究，对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推动相关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具有很重要的学理支撑作用。
潘珩的《论土家族摆手舞的形态流传与发展》，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土家族摆手舞”为具体对象，对其做了以形态构成为基点、以传承发展为主体的专门研究，对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意义等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储备。
众所周知，土家族音乐舞蹈是我国民族艺苑中的一朵奇葩，相关研究已呈兴盛繁荣之势，相信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从更多的角度，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产生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祝《歌海》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作者：陈宇京 来源：歌海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