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唐末丧乱礼乐制度亡失之佘，五代朝廷立国于中原，在都城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封市举办各类活动，其音乐舞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恢复过程。由于五个王朝立国总共只有53年，兵荒马乱，文化衰落，再加上对音乐舞蹈的研究和教学向来重视不够，人们往往忽略对它的考察^其实，通过对其全过程的研究，可以揭示传统民族文化的稳固性、强大性，以及对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的同化功能，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共同进步。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是汉族政权。这时，经过唐末以来的长期动乱，百废待兴，无暇制礼作乐。梁太祖称帝前后，“励精求理，深戒逸乐，未尝命堂上歌舞”。开平四年（910)四月乙丑，他在西京洛阳，“止令内妓升阶，击鼓弄曲甚欢，至午而罢”。八月丙子，他在陕州（今河南陕县）宴请文武从官军使，“设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乐”。这在礼仪上，谈不上正规。
后梁之后相继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都是由沙陀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沙陀族早先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的后裔，驻帐沙陀碛，即今新疆吉尔班通古特沙漠。五代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其先世已经进人今山西省。当他们来河南建立政权，已经或多或少被汉族文化同化，行事依据中原典章制度，但依然保留着一些胡风。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唐明宗在京城洛阳的白司马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又在开封“祭蕃神于郊外”。这都没有受到人们的非议。但十月份一件事则不一样。青州（驻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霍彦威派人赴开封向唐明宗进献箭一对，以祝贺平定开封朱守殷的叛乱，唐明宗赐给他箭一对。当时史官批评道：“传箭，番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彦威本非蕃将，以臣传箭于君，非礼也。”后晋天福七年（942),晋高祖死亡，继任的晋少帝派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人，“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沙陀族统治者在礼制上既然这样做，他们在河南举办各项活动，便不可能严格遵循传统的华夏礼乐。唐庄宗由边地而人主中原，起初所用音乐，“不过边部郑声而巳”，华夏正统的“先王雅乐，殆将泯绝”，朝廷在洛阳举办各种活动，虽然也摆弄着各种传统乐器，“而宫商孰辨”!唐庄宗懂得音乐，能够作曲，喜欢与伶人（演员）一起演出，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李天下”。他曾在宫廷同一群优伶演戏，环顾四周，大声呼叫：“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演员敬新磨立即走到他跟前，打他耳光。唐庄宗顿时惊慌失色，在场的人都吓坏了，问敬新磨：“汝奈何批天子颊？”敬新磨解释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大家哈哈大笑，唐庄宗也很高兴，赏赐给敬新磨很多东西。这与严肃的华夏礼乐，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到了后晋在河南建立，晋高祖才考虑恢复传统的乐舞制度。天福四年（939)年底，礼官制定春节朝会仪注，说：“王公上寿，皇帝举酒，奏《玄同之乐》；再饮，奏《文同之乐》；三饮，奏同前。”“宫悬（悬挂钟磬的地方）歌舞未全，且请杂用九部雅乐，歌教坊法曲。
这些提议都获得批准。第二年，晋高祖诏令主管礼乐的太常寺着手恢复唐代的文武二舞，详细制定春节正旦和冬至举办朝会的礼乐，由太常寺卿崔税偕同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人具体负责。这年的冬至，晋高祖在开封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殿廷一角设置宫悬，文武二舞在北面，登歌在上面。表演文舞的演员文舞郎为八佾，即排成八行，每行八人。他们头戴进贤冠，内穿A色单衣，外套黄纱袍，再罩上白练坎肩，下身着白布大口裤，脚穿革带履。他们左手持管乐器籥，右手举舞具雉羽，由两位引者领队表演。表演武舞的演员武舞郎也是八傦，他们头着平巾帻，所穿的舞衣为绯丝布大袖，金色绣裆甲，外罩白练坎肩，腰部着锦腾蛇起梁带，下身穿豹文大口裤，脚穿乌靴，左手执干（盾牌），右手执戚（斧头），由两位手执旌旗的引者领队表演。还加奏鼓吹十二按，羽德鼓、大鼓、金鋅各由一位乐工击奏，箫、笳各由两位乐工吹奏，一位演员唱歌词。这时，演员们蒙上熊皮钓皮起舞，以象征百兽欢欣鼓舞。王公大臣们纷纷向晋高祖祝寿，晋高祖举起酒爵，奏《玄同之乐》，三举时，歌手们登歌，奏《文同之乐》，举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典礼结束，晋高祖极其高兴，赏赐给崔税一些金帛，王公大臣们纷纷赞赏感叹。但由于传统礼乐废弃已久，这次制作颇为仓促简单，又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杂在雅音中，乐工舞郎除了教坊伶人，便是工商杂类以及地方上逃避赋税徭役的人，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到了第二年春节，再在宫廷原封不动地演出这些节目，登歌发声悲悲切切，杂乱喧嚣，如同《薤露》、《虞殡》之类的挽歌，而舞蹈者行列进退，都不符合音乐的节拍。在场的人被掀动起来的情绪不是庄重愉悦，而是压抑悲愤。所以史书认为这不是好兆头，“其年高祖崩”。P1晋少帝时，乐舞十分驳杂，或者在皇宫中偶尔组织“细声女乐”，或者在出征期间，“曰于左右招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他自己也觉得不正规，常对侍臣们说：“此非音乐也。”^开运二年（945)八月，中书舍人陶穀上奏，“请权废太常寺二舞郎”'获得批准。接着，后汉在开封立国，为时仅仅三年，对于乐舞更是“无暇制作”。
广顺元年（951)，五代最后一个王朝汉族政权后周在开封开张。周太祖维新庶政，太常寺卿边蔚上疏请改乐舞名称，说：刚过去的几个朝代，把唐初祖孝孙所定的文舞改名为《治安之舞》，武舞改名为《振德之舞》；现在请分别改为《政和之舞》和《善胜之舞》。他们还把唐太宗时期的文舞改名为《观象之舞》，武舞改名为《讲功之舞》；现在请分别改为《崇德之舞》和《象成之舞》。他们所改名的《十二成》’现在请改为《+二顺》。具体地说，用于祭天神的乐曲《禋成》，改为《眧顺之乐》；祭地祇的《顺成》改为《宁顺之乐》；祭宗庙的《裕成》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时登歌所奏的《肃成》，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时所奏的《政成》，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人所奏的《弼成》，改为《忠I®之乐》，皇帝食举时所奏的《德成》，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及皇后人宫时所奏的《枭成》，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人时所奏的《胤成》，改为《温顺之乐》，•元日、冬至皇帝出席庆典时登歌所奏的《庆成》，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人时所奏的《辟成》，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及饮福、受胙时所奏的《寿成》，改为《福顺之乐》。
南朝梁武帝把《九夏》改为《十二雅》，以与阴阳十二律旋宫之义协调一致，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唐玄宗时期，增加三和。刚过去的几个朝代却去掉二和，改一雅。现在请废除雅，只用《十二顺》乐曲。祭孔子、姜子牙文武二庙降神奏的《师雅》,请改用《礼顺之乐》；三公升殿、会讫下阶履行所用的《弼成》，请改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所用的《顺成》，请改用《宁顺之乐》。㈣但这还仅仅是纸上谈兵，具体落实并不得力o显德五年（958)冬天，周世宗亲临宫悬，发现只是摆设，没人会演奏，不禁凄沧感伤，于是命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研究唐代乐舞制度，枢密使王朴制定正声。王朴认为以十二律管互吹，音高不准确，于是采用古代累黍法以审定音准。他找来比寻常体积大一些的琴，设九尺长的十三弦，两端固定在长短分寸不同的弦柱上，依据西汉音乐家京房制定的律准，来确定六律六吕十二律，旋相为宫，制成雅乐律准。第二年正月，他上疏说：“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
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馀，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馎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朱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札乐。以至于十二搏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能备，其馀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臣……遂依周法，以租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韵），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周世宗诏令尚书省会集百官讨论，兵部尚书张昭等人说：“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馀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同时，张昭等人还就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所用的音乐、舞蹈、歌词等事项，建议“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周世宗批准，“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五代时期，传统的华夏正声，经历了由沙陀族政权不熟悉到逐渐靠近的过程，到汉族政权后周时才得以完全恢复，这表明民族文化的稳固和强大，落后的少数族到了汉族聚居区，不得不适应先进的文化状况，从而被同化，并共同进步。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国没有出现文化断层和四分五裂，不论哪个民族执掌国家政权，社会都顺着原有的趋势发展进步，所以这样，民族文化起了强大的作用，其中作为华夏正声的乐舞，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郭可悫／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