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以降，乃至现代，人们常把葫芦笙和芦笙这两种不同的乐器混为一谈。而在唐宋时期，是把这两种乐器分得清清楚楚的。例如，唐人樊绰在《蛮书•蛮夷风俗第八》中记载云南少数民族风俗时说：“少年弟子暮*夜游行间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这里所说的“壶芦笙”，就是葫芦笙。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把芦笙和葫芦笙这两种乐器记述得很明白：“瑶人之乐有卢沙、统鼓、葫芦笙。卢沙之制状如箫，编竹为之，
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嚜其声……葫芦笙，情竹于瓢，吹之呜呜然。”周去非描述的“芦沙”，就是现代少数民族仍使用的芦笙。云南出土文物中未发现过。而他说的“葫芦笙”，就是现代弈、佤、怒、拉枯、捧、纳西等小数民族仍在使用的，用葫芦挖空作音斗，上插5——6支竹管，内嵌竹或薄铜片制的簧片，用以吹奏的乐器——葫芦笙。二千多年以来，葫芦笙的形制一直没有变化。远在青铜时代，一般平民大量使用的应该还是用葫芦挖空后制成的葫芦笙。现在能从考古遗存中见到的青铜铸的葫芦笙，只不过是少数贵族的陪葬器物罢了。
葫芦笙的演奏方法，古今无区别。在著名的云南“开化铜鼓”和晋宁石寨山M13■3铜鼓上，都刻划了吹奏葫芦笙的人物。最生动的是晋宁石塞山M17|23“铜舞俑”4件。其中一个铜俑，高约9厘米，梳银锭式发髻，髻根缠一条长长的飘带，分两条向背部下垂。耳朵、手腕佩环，右肩挂剑带垂至腰间部位系短剑一柄。身披披毡，双腿上各系一条带子，跣足。此俑向人们立体地展示了二千多年前吹奏葫芦笙的方法：口吹葫芦笙之细端，双手棒住球状音斗，手指按住音孔。
鼓，右手拍之”，仔细观察后，此“鼓”应为锌于。与详于合奏的乐器还有葫芦笙。钟周代的青铜打击乐器，传入云南以后形制略有变化。祥云大波那铜钟一枚，出土于木椁铜棺墓内，钟呈圆筒状，高47厘米，通体装饰卷云纹。钟体两面有对称长方孔，舞部有对称圆孔。由于该墓时代为战国。这是云南时代较早的铜钟。
在昌宁县发现的一枚高37.5厘米的铜钟上，铸出双蛇纹和3.条牛纹，推测时代也可能早到战国。祥云县检村出土的一组3枚编钟，大小相同丨均为高30厘米，呈扁圆形，顶部有三角形钮。钟的双面均铸出精美花纹，一面铸双鹭紋，另一面铸二兽搏斗纹饰。®这组纹饰完全相同的编钟时代属战国。
云南最大的一组编钟是在牟定县出土的，发现时还有一面铜鼓共存。这组编钟共6枚，最大的一枚通体高53厘米，其余5枚依次递减，最小的一枚通高43厘米。编钟形制为扁圆体形，顶部为半环形。这组编钟中，最大的2枚钟体双面纹饰是蟠蛇纹，其余4枚钟体一面铸蟠蛇纹，另一面铸回旋纹。@时代也是战国。
在云南最新发现的编钟是1992年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这套编钟共6枚，钟为扁圆形，上大下小，口平齐，顶上半环形钮。钟体双面铸左右对称的三连云纹及雷纹。
云南最重要的一组编钟，是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6枚一组的“滇王编钟”，6号墓内因出土“滇王之印”黄金印一枚，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相吻合：“元封二年(李案：公元前109)，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李案：天子乃汉武帝)以兵临镇，溴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确证6号墓为滇王墓。“滇王编钟”最大的一枚通高40.3厘米，最小的一枚通高29厘米。钟纽为半环状纽，钟体筒形，上大下小，剖面呈椭圆形。钟体之两面各铸蟠龙4条，左右对称《唇口铸宽带纹样，宽带之上下由绳辫纹，中间由勾连云纹组成。类似铜纽在南涧出土一枚。
从我国内地文物资料可知，编钟的演奏方法应当是悬挂在架上击打。云南发现的编钟有一个特点：多数由偶数组成，一般为6枚，而中原一般是奇数。羊角钮钟其实，羊角钮钟也是钟的一种。但是因为此种铜钟仅分布于云南、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总数仅仅31枚。又因为这种钟的形状过于奇特，钟的钮象两只朝外岐出的羊角，我国南方考古学者给它定名为“羊角钮钟”®。本文将其与铜钟并列而分开叙述。
此类铜钟在云南共发现11枚。楚雄万冢坝Ml的腰坑内出土6枚，均为素面无纹，体量大小则依次递减。最大的一枚高21.6厘米，最小的一枚高15厘米。新平莫沙发现4枚。晋宁石寨山M6即滇王墓内也出土一枚，发现时钟钮的一只“羊角”已缺失。楚雄万家坝这6枚一组的羊角钮编钟是目前已知同类器物中最早的，时代属春秋时期。以一般铜钟、编钟的演奏方法推测，羊角钮铜钟，或一组成为羊角纽编钟，应当也是悬挂而击打 铃
第一种：串铃，或称马铃。在晋宁石寨山6座墓内与马具、马饰置放在一起出土。共发现12枚，高度在5厘米至9厘米之间不等。形制变化多样。有扁圆体形，顶部或有环形双钮，或无钮。铃舌有铜质和木质两种(出土时木质铃舌犹存)。有八棱扁圆体形，顶上有横管状环钮，有的铃上还铸有晰蜴图案。这些铜铃装饰在马身上，原本应该有相当数量，惜出土时已大部份无存。数枚或十数枚用皮带或别的东西串成一圈，悬挂于马颈之下。
第二种：法铃。在晋宁石寨山M16>64“四人乐舞铜饰物”上，有四个青铜鎏金人物并排而舞。他们头戴高的尖顶帽，上面装饰小圆球，帽子后面分开垂下两根长长的带子。他们的衣服都长及膝盖，不穿长裤，跣足，腹部挂圆形扣饰。这4位乐舞俑每人右手执一只铜铃。这种铃的纽或柄部较长，舞俑手握后还露出顶部。这种铃的实物从未出土过，仅从这种饰物上看到其形制。这4位乐舞俑左手和双腿仗略作舞蹈动作，而非常突出右手所执而摇曳的铃。在这组乐舞中，铜铃是唯一的道具和伴奏乐器，演奏方法是用手摇曳，使铃舌撞击铜铃内壁而发音。这种铃似可定为法铃，因为这4舞俑是巫师。元江发现3枚，扁圆茼形，有棒状铃舌。其中一枚残长5.2厘米，饰人面。
第三种：脚铃。出土干曲靖八塔台古墓群春秋战国墓中，往往在女性墓主人足部发现，推测应为舞蹈时系在踝上发音伴奏的脚铃®。在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现代舞蹈中还可以见到。
第四种：装饰铃。江川李家山M24:96“鱼形器’’是一件R仗的杖头，木柄部分已腐朽无存。杖头为一尾长扁的青铜草鱼，鱼体上下各蟠一条蛇。在靠近鱼腮的部位20
往下吊一只铜铃。若这只铜铃仅仅限于装饰功能，它不起乐器的作用。但是，当滇国贵族出行时，随从手持丨义枚行走，铜铃摇曳或故意被摇动而发音，便具有乐器的功能。
铜锣这种打击乐器，最早的实物有2件，一件是广西贵县罗泊湾Ml>33,呈圆盘形，锣面呈平面，上刻一个“布”字。锣面边缘上有一道绳索纹突起，锣边缘有3只环耳，这面铜锣直径33.5厘米，时代为西汉初期。®
另一件铜锣M12>1在晋宁石寨山出土时，复盖在一件贮贝器上，而该贮贝器本来是有盖的。于是这件贮贝，器被命名为“铜鼓形双盖铜贮贝器”。这面铜锣直径52.5厘米，形状为圆锥顶形，边缘上有一只耳，据此可以定为铜锣。这面锣之面部遍铸精美花纹，中央铸8角光芒，每2个角之间为复线三角纹，外面由三角锯齿纹和圆圈纹组成环带纹，再外一圈为裸体羽人，最后又是三角锯齿和圆圈组成的带纹。
晋宁石寨山铜锣上的装饰纹样反映它与铜鼓关系密切，这些纹饰实际上和石寨山型铜鼓上的花纹毫无区别。在实际生活中，越南东山文化中发现过铜鼓与铜锣并存的状况。云南佤族、克木人在使用铜鼓时同时敲击芒锣®。开化铜鼓上有两组用架子悬挂的编锣紋饰，但没有表现敲击方式。这种青铜打击乐器又称盘(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铜钹，亦谓之铜盘”)、'镲、也可统称铙钹。其形制在晋宁石寨山西汉时期M13:38“双人盘舞铜饰物”上可以见到。这件饰物青铜铸成，表面鎏金，高13厘米，宽19厘米，铸两个深目高鼻男子，穿紧身衣、长裤，腰间佩长剑，每人双手各持一钹于手掌，双脚踏立在一条长蛇上，正昂首曲膝、引吭高歌：且歌且舞，以钹伴奏。钹形制正圆，中间背后就有凸起部分，因托于掌心不得见。伴奏时，每人双手所持两铜拔正面平坦部份相互撞击，发出声音。
我国音乐界根据《隋书•音乐志》的记载，一般认为铜钹是南北朝时期从天竺(今印度)传入中国的。认真研究一下“双人盘舞铜饰物”上的人和乐器以后，这个意见似乎还可商榷。手持铜钹的两男子深目高鼻，极似南亚人的形象。他们所穿衣服也与云南古代民族不同，这两人穿长裤，西汉云南滇和昆明人均不穿长裤。南亚人腰佩极长的剑，在同时代的云南古代民族中也不使用。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双人盘舞铜饰物”上的男子是南亚人，表演用的乐器——铜钹也是南亚乐器。而这件铜饰，物又出土于云南西汉墓内。那么，铜拔传入我国的历史是否可以提早到西汉时期?
云南青铜时代文物图象中可见的铜鼓演奏方法，主要是石寨山型鼓的演奏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平置于地上敲击。
在晋宁石寨山M12:2“铜鼓形贮R器”的器面上有两圈人物图像，内圈上阴线刻铸9人，其中有一面有三角锯齿形纹装饰的石棊山型铜鼓平置于地面上，鼓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位乐手正在一边演唱，一边平伸手掌击打鼓面。铜鼓右侧的乐手旁边还有另一位乐手怀中抱着圆形乐器，从图象上只能看到正圆形的器面，或为铜鼓，或为铜锣，正在徒手打击伴奏。平置干地上的铜鼓当为主要乐器。
在晋宁石寨山M12:26“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51器”盖上铸出的祭
祀场面中心不远处，分三排平置16面铜鼓。在祭祀过程中，这些铜鼓作为溴国“重器”陈列出来，是为了表示贵族奴隶主的威严。倘若需要敲击，也应正面平置敲打。
*开化铜鼓是云南早年出土的著名的一面石寨山型铜鼓。在此鼓鼓面主晕纹上，有两组敲击钢鼓的纹饰，在房屋二楼阳台上，前后平置两面铜鼓，由两个跽坐的长发人敲鼓，每人双手各持一杵状棒之类物体，上下击打鼓面，其动作类似舂米。两组图案完全相同，共有四个人分别手执4根棒分别打击4面铜鼓。
唐人杜佑《通典》里所说“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正是这种演奏方式。
第二种：悬挂在架子上敲击
前面在介绍锌于时已经提到的晋宁石寨山M12:26贮贝器盖子上，立体雕铸了演奏锌于和铜鼓的方法，就是用木根支起架子，将铜鼓耳部横穿，鼓悬空侧挂，鼓面与地面呈悬空垂直状态。演奏者双手各执一播，一手以播击打铜鼓鼓面，另一手以键击打锌于。
(二)生律法
通过一批万家坝型鼓和石寨山型鼓测音，研究这两类铜鼓的生律法倾向，大体知道其律制的音阶结构。
葫芦箫又称葫芦丝。云南出土文物中仅见一件：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战国时代吹奏乐器。整体青铜铸就，高16厘米，葫芦形状，细端铸宽1.7、长1.4厘米的长圆形吹孔。音斗球体上铸长3.9、宽3.0厘米的不规则扁孔。此孔中间可以插直径3厘米以内的主奏管一支，两侧可插更细的和声管一支。管为竹或木制品，出土时已朽烂无存。在同一墓内出土的乐器还有铜鼓和铜钟作为伴奏乐器。葫芦箫则是这个乐队的主要旋律乐器。®
在考古资料中未见葫芦箫的吹奏方法。这种乐器今天在阿昌、傣、彝族中仍然流传，吹奏时口吹葫芦细端，手指按主管上的指孔。在吹奏旋律的同时，左右两根竹管(附管)发出两个持续低音，组成和音锌于这是从中原传到云南的青铜打击乐器。远在南北朝时便已失传。其形制整体青铜铸就，略成椭圆筒形，顶部正圆、平坦，上有钮，一般铸成虎钮，肩阔大而腰部收细。云南没有锌于实物出土，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锌于的立体形状的演奏方法。
晋宁石寨’山M12<26贮贝器盖上铸有杀人祭铜柱场面的立雕，人物多达127。其中一人正在同时敲击演奏锌于和铜鼓，这两件乐器都悬空挂在木架上，演奏者双手各持一锤，显然是一只手用锤打锌于，另一只手用锤打铜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