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两位学者的研究的论文作为思考对象，分别从研究的内容，研究角度，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判断研究中的得失，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思考研究影响研究成果的各种因素。
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191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日本。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时代所赋予的。倪贻德的艺术思想经过了“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而艺术”的转变。他钟情自然但绝不做自然的奴隶。“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创作美术作品，偏于空想或泯于写实都不能成为好的美术家”是他的信条。因为无论怎样忠实地描写，也只不过再现自然的表面，并不能满足对自然本质的要求。
本文以两位学者杨成寅与蔡涛研究倪贻德的论文作为思考范畴，分别从他们研究的内容，研究角度，使用的方法对倪贻德的艺术理论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与比较。
《从创造社到决澜社倪贻德日本游学考》为中国美术学院蔡涛《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中第二大章改写而成。
此文从倪贻德留学日本期间的艺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包括组建决澜社的动机，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与日本的不同的艺术思维的环境，并且也交代了当时国家对现代艺术家艺术发展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派别之争。
本篇文章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作者主要阐明了倪贻德早期的艺术观点是站在一个自我的角度，强调自我感情的抒发，希望艺术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第二部分交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争的影响，倪贻德初次从军的经历，并且提出社会革命与内心革命的观点。第三部分与第四、五部分主要描写了倪贻德留学日本中所作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在日本所产生的相对之前更加成熟清晰的自我的绘画的精神艺术表现。 最后一部分，作者结合时代背景，1928年济南惨案，中日交流中断，倪贻德回国，在此时倪贻德提出了一个艺术本位伦的观点，他批评将叙事性题材和作家时代性、民族性作为绘画鉴赏的标准，提倡一个实在的艺术-即一个被限制在平面上，用线条、色彩、明暗的对照，照应、均衡所筑成的有段落有统治的世界的构成。
此文以时间为线索，着重研究倪贻德早期艺术思想的形成，组建决澜社的动机，对此后武汉黄鹤楼大壁画再到决澜社的解散都有着潜在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出文章的脉络条例清晰，这类研究对倪贻德早期艺术思想形成是十分必要却又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
《“新写实主义”的流变—折衷的理论策略与“孤岛”时期倪贻德的洋画创作》
为蔡涛《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中第五大章改写而成。
此文中着重强调国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作者从倪贻德的去职事件，凸显了在国家和权力面前，艺术家独立身份和自由意志的脆弱性。此篇文章结合了倪贻德在上海时期的创作及相关活动，梳理了“新写实主义”理论输入中国之流变脉络，理解倪贻德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行为及其现代艺术主张。
在“战前新写实主义的输入与争论”中作者研究了三位人士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第一位为鲁迅，鲁迅提倡苏联流行的健康、写实的绘画作风，将其称为写实主义，又叫革命的写实主义的绘画。并且之后的影响触发了中国普罗美术运动的酝酿和展开。第二位为华宾，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这一派和野兽主义、表现主义活着所谓未来主义相近，这对鲁迅的苏联版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三位便是倪贻德，他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为，一、需要有质感;二、需要有量感;三、需要有实在感。以上的作画的练习基础都完备了，那么应当表现的，是作者的气象。
倪贻德1930年以来关于新写实的理论主张，作者梳理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脉络。1933年，
由徐白灵翻译的前田宽制的文章《绘画论-新写实主义的要诀》，该文揭示了倪贻德的艺术主张，实为对这位日本画家相关文章的编译。前田宽制强调社会伦理艺术价值观与塞尚所提倡的绘画形式构成要素进行了融合，而倪贻德在引进这一流行观念时，忽略了前田在新写实理论中的左翼思想背景，所看重的是其中与塞尚造型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后，倪贻德的好友温肇桐发表《新写实派绘画的认识》对写实的定义延续了倪贻德的观点，但是温显然对如何定义新写实主义还有着现实的顾虑，一方面他积极鼓吹纯粹艺术主张，一方面，又急于指出新写实主义与大众艺术的实效性联系。
杨成寅《倪贻德的艺术研究理论》
在这篇《倪贻德的艺术研究理论》中杨成寅先生从五个方面来探讨了倪贻德的艺术理论。第一个方面，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民而艺术。第二个方面，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我认为是作为为人民而艺术的补充。第三个方面，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反对油画照搬传统中国画的形式和手法。第四个方面，对石涛“一画” 论道分析。第五个方面，提倡研究形式美，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倪贻德主张研究形式美，但他主张用形式美去表现内容，反对为形式美而形式美。研究出倪贻德在将形式美时贯穿着现实主义原则。
对倪贻德艺术理论蔡涛和杨成寅研究的不同之处
蔡涛对倪贻德的研究建立在一个以时间线索为基准的立场上，倪贻德早期晚期思想形成的背景不同做了分开的描述，以及形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也进行了许多史料性的研究。比如川端画学校的调查报告，纠正了以往的一个错误，在当时倪贻德的老师为富永胜重而不是以往研究者所讲的藤岛武二，这对倪贻德在日本绘画风格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考证意义。蔡涛并且仔细列举了倪贻德在留学日本时的著述，发表刊物与出版机构，这对倪贻德思想理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向。并且在研究倪贻德的同时，更多的也研究倪贻德身边的朋友、上司、老师、赞助人，对立者。这些人对倪贻德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田汉、鲁迅、徐悲鸿、王道源，成仿吾。当时的社会背景，左翼联盟，倪贻德的从军经历，留日经历都对倪贻德的艺术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关系。而杨成寅先生做的是不同于蔡涛的艺术研究，杨成寅先生研究的是倪贻德一生的艺术实践中所达到的最高水准，研究倪贻德在作品的形式、技巧和精神含蓄等方面做出的独到贡献，其中特别讲到倪贻德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中的观点，深入的谈到了形式的问题，对于照搬中国画上的表现方法，其结果是冷冷清清，软弱无力。杨成寅先生还研究了倪贻德对石涛一画论的分析，这是蔡涛所未做到，但是杨成寅先生写的不够详细，在例证方面有所欠缺。
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社会交替，学术思潮蜂拥而起之际。由文学革命催生出艺术运动，此时的倪贻德，作为一名小说家艺术理论家评论家兼画家，在其一生中，致力于新写实主义艺术理论研究，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转型时期一位不可忽视的中坚人物。蔡涛的论文从史论求证中挖掘出中国近代艺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其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进而对倪贻德所产生的影响做的非常全面的分析。而杨成寅先生的理论研究把倪贻德的美术理论做了许多非常特别的阐述，例如倪贻德对石涛一画论的解释，对形式主义的看法。对当下的现代艺术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熊娉婷 来源：西江文艺 2016年7期
